中国历史上“民族和谐”探索

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各民族之间有友好、和谐的交往，也有相互矛盾，甚至战争。民族之间的和谐、团结和相互融合，是多民族的中国历史上民族关系的一个重要方面。我们可以将这一民族关系的重要方面概括为中国历史上的“民族和谐”。

我的史学研究与史学观

一、我的史学观的形成 在十八岁之前,我从未想到自己今后会与史学结下不解之缘.记得1951年在重庆小学五年级,一次上历史课,老师提了一个问题,全班同学几乎都答不上,教室里站满了困惑的同学们.老师最后叫我回答,我一口气答得很完整、圆满,得到老师的夸奖.也许这件记忆深刻的小事,就是预兆着我以后一生将从事史学的研究吧.然而,当时我对历史并没有什么特别的兴趣,我的主要爱好和兴趣是文学,是从小养成的读书癖好.

長安子午谷金可記摩崖碑研究

一 摩崖碑的重新发现与研究概况 1987年6月，西北大学李之勤教授与陕西省、西安市、长安县交通厅局有关人员，再次考察古子午道北口。此地在今长安县子午镇南子午峪北口内，他们在峪口内约3公里名拐儿崖溪水傍，发现有一从崖上坠人溪边之花岗岩巨石，巨石靠溪水山壁斜面上，有阴刻的汉文。造就是所谓的“新罗人金可记摩崖碑”，也即是此碑的重新发现。

吐魯番出土衣物疏中“石灰”探析——兼談其在古代高昌地區的運用

石灰在中国古代的开采和应用都很早，但文献上记载不多，而在吐鲁番出士的晋唐时期的衣物疏中却多次提到。这是因为在古代高昌地区的人们的观念中，石灰具有镇墓辟邪的作用；另一方面用石灰随葬，还可以防潮防虫，使尸体及棺木不腐。所以，衣物疏中提到石灰，镇墓与实用目的是兼而有之的。这种情况也许是古高昌地区特有的。此外，本文也探讨了石灰在古代高昌地区居民生活中的影响与作用。

驻藏大臣琦善改订西藏章程考

琦善在驻藏大臣任内,针对西藏地方政府及藏军、驻藏清军多年积弊,奏陈《酌拟裁禁商上积弊章程》二十八条,重申、补充旧有章程,以加强驻藏大臣的权力,整顿和完善西藏地方吏治。又对藏军、驻防清军的若干弊端,奏请改革。这一切均有助于清朝中央加强对西藏地方的管理和军事力量的增强。但他奏请放弃对商上财政的审核权、奏罢训练藏军成例及停止派兵巡查部分地区(哈拉乌苏),对以后产生了不良的影响。

多弥史钩沉

多弥 ,为隋唐时期汉文文献史籍记载的西北民族之一。《新唐书·西域传下》记其为西羌 ,滨犁牛河 (今青海通天河 ) ,“役属吐蕃 ,号难磨 (Nam mo)”。本文据此 ,认为“难磨”即藏文文献中所记之“南”(Nam)国或南部族 ,源于汉代以来西羌中的“卑”等羌 (以上前人均有论述 )。南部族在古藏文文献中往往与吐蕃原始六族中的“董”(sDong)族联系在一起 ,故多弥可还原为“董弥”(sDongmi,即董人之意 )。此名可能为其他族人对其的称呼 ,“南”为吐蕃人对其的称呼。另外 ,吐蕃征服“南国” ,约在唐贞观六年至显庆元年 ( 63 2— 65 6)之间。后为吐蕃“四方面王”之一 (《贤者喜宴》)、与吐蕃赞普通婚和结盟的大家族那囊氏 (sNa nam)应为南部族首领或大家族之一。唐安史之乱后 ,吐蕃曾征调南部至西域一带防戍 ,故 2 0世纪以来新疆出土的藏文简牍中有“南茹”、“南茹巴”的记载。唐末至五代 ,汉藏文书所记之“南山”、“南波”等 ,其中杂有“南”部族 ,故其所以得名 ,除因其居地在“南山”(今祁连山 )外 ,还有其民族构成中有“南”部族的缘故。

李土司先世辨正

本文主要对土族李土司家谱中关于其先世为李晋王的传说加以考证,认为李土司家族传说的晋王即是曾五次出征河湟的西夏晋王察哥,李土司初祖赏哥为晋王察哥子孙,所任之职为西夏齐王遵顼大都督府,出镇鄯州,夏封鄯善王,后世遂误传为元代之事.

试论清代松潘藏区的“改土设弁”

历来治清代川边藏区土司制者,对川西北松潘藏区土司研究甚少,且对清中叶后松潘藏区土司多不见记载颇感困惑。本文即在对清初松潘藏区土司及分布梳理的基础上,论述咸丰十年松潘发生的"庚申番变",以及同治二年事变平息后,清廷采取的善后措施,即废除参与事变的土司,改设土弁,并定期给予饷银,也就是所谓的"改土设弁"。最后,对松潘藏区改土设弁的性质、意义作了简约的评述。

伊斯兰“卧格夫”制度及其当代演变

卧格夫制度,既是伊斯兰经济制度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又是伊斯兰教法的一个特殊部分;既是宗教性的,又是社会性的。这两重属性表明,卧格夫制度仅仅发生在伊斯兰国家或穆斯林社会群体中。因此,对伊斯兰卧格夫制度的研究不仅可以从一个侧面观察伊斯兰国家的经济脉动,而且可以探究穆斯林"乌玛"之间的互助遗风。当代伊斯兰教法学家应该运用"创制"学说,对卧格夫的用益做出新的诠释,使其在伊斯兰社会或穆斯林社群中发挥更大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