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检察委员会的法律地位及其改革完善

为了科学构建检察机关案件决定机制,准确定位检察委员会的法律地位,运用比较研究和实证研究的方法,分析中外检察机关的案件决定机制的差异,研究了中国检察机关的办案质量,研究表明:当前检察委员会工作机制不尽合理是影响检察委员会职能作用发挥的主要原因,检察委员会应当处于一种超然的地位,其主要职责仅限于监督与评价。

陕西省检察机关司法责任制运行分析

为推进司法责任制落实,陕西省检察院专门制定规定,对检察官在案件办理中的权力行使作了明确列举。然而,调研发现,司法责任制运行中仍存在检察官权力配置不尽合理、办案力量与案件数量不匹配、业务一体化建设有限等问题。对此,应进一步完善权力配置及配套规范,强化检察机关内部监督管理,完善案件质量评查和业绩考评,积极探索开展业务一体化建设等,推进检察权科学合理运行。

检察建议助推社会治理法治化的陕西实践

检察建议是检察机关依法履行法律监督职责的重要方式,也是参与社会治理的重要手段。陕西省检察机关积极争取党委领导支持,以持续落实最高检系列检察建议为切入点,主动将办案职能向社会治理领域延伸,推动形成“党委领导、政府主导、多方参与、司法保障”的检察建议办理社会化工作大格局,多措并举、强化协作、全力推进,依法能动履职,以“我管”促“都管”,积极探索检察建议参与社会治理新路径,着力打造检察建议工作陕西特色,以检察建议助推省域社会治理,为助推社会治理法治化、服务保障高质量发展贡献检察力量。

传承以人民为中心的红色基因在司法为民中展现检察工作新作为

以人民为中心不仅是中国共产党的初心和使命,也是人民检察制度的初心和使命,传承以人民为中心的红色基因是新时代检察工作基本要求.陕西省检察院新一届党组顺应人民群众对新时代检察工作的新期待,把传承和弘扬以人民为中心的红色基因作为党建“铸魂工程”,坚持不懈用延安精神教育党员干部,用以滋养初心、淬炼灵魂,从中汲取信仰的力量,将传承以人民为中心的红色基因体现在检察工作各环节,在司法为民中展现检察工作新担当新作为,为奋力谱写陕西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贡献检察力量.

民事执行检察监督基本问题辨析

民事执行检察监督具有合法性、制衡性、独立性、建设性、程序性五个基本属性;其监督范围不应当局限于《通知》所确定的执行机构存在明显错误的执行不作为情况,还应包括执行依据是否合法和执行活动是否符合法定程序两个方面;民事执行检察监督既可以由检察机关依职权决定,也可依当事人申请进行;应当将民事执行检察监督的多种监督方式统一为检察建议的形式,只是在内容上可以有所区别,体现民事检察监督的基本精神。

选择法学之路 磨砺法律人生——在2014年西安交大法学院开学典礼上的演讲

尊敬的校领导、各位老师、各位同学:今天,我在此受聘担任西安交通大学兼职教授、实务导师,并以此身份,应邀参加2014年交大法学院开学典礼,心里十分高兴。十年前,我曾为自己考入交大攻读博士学位激动不已;十年后,作为一名法律实务部门的专家,受聘到交大任教更令我倍受鼓舞。同时,也深感自己:学识之有限,责任之重大。在此,我谨以一名学长,一名老师、一名法律人的多重身份,和大家谈一谈多年以来自己探寻法学之路的真实感受:

基层工作对检察理论期刊的需求与期盼

作为一名从事检察事业三十余年的检察工作者，我亲身见证了检察机关恢复重建以来取得的辉煌成绩，也深切体会到《人民检察》在检察工作实践中的重要作用。一直以来，《人民检察》作为全国检察机关的最高理论刊物，以其专业性和权威性指导各级检察机关特别是基层检察机关开展工作，受到广大检察工作人员的欢迎和热爱。

从红色检察基因中汲取智慧与力量——陕甘宁边区检察史研讨会综述

“陕甘宁边区十三年是人民检察史上不可或缺的重要阶段,人民检察在延安精神指引下,巩固发展了红色检察的政治灵魂、为民本质、求是精髓和奋斗特性,为新中国人民检察制度的确立和发展积累了宝贵经验、奠定了坚实基础。”这是近日在陕西省延安市召开的“陕甘宁边区检察史研讨会”上与会代表的共识。

对庭审翻供的审查及弹劾证据的运用

近年来，随着司法机关人性化、透明化司法的深入和被告人法律意识和权利意识的增强，在庭审活动中，被告人翻供呈现明显增长趋势。公诉人应当对被告人的当庭翻供予以足够重视，重证据，重庭审，在认真审查质证的基础上，运用弹劾证据做好庭审应对。

刑事案件在立案侦查后不应受追诉期限的限制

犯罪追诉期限从犯罪成立之日即行为符合犯罪构成之日起计算，对此一般没有问题。关于刑事案件在立案侦查或者受理后，犯罪追诉时效的计算问题，我国刑法第八十八条规定：“在人民检察院、公安机关、国家安全机关立案侦查或者人民法院受理案件以后，逃避侦查或者审判的，不受追诉期限的限制”。对于犯罪嫌疑人或者被告人逃避侦查或者审判的，不受追诉期限的限制，法律规定明确，

国家工作人员暗中参与虚假注册经营合伙企业获取利益应如何处理

近年来,随着我国社会、经济形势的不断发展,各种新型腐败形式和腐败手段不断翻新,与传统违纪违法行为相比,更具有隐蔽性和复杂性。司法实践中,对于新出现的权钱交易方式如何区分违纪行为与受贿犯罪之间的界限,存在很多争议。近日,陕西省人民检察院组织专家学者和检察业务部门的同志,对“国家工作人员暗中参与税务师事务所经营并收受财物的行为如何定性”的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

追诉期限的延长不应从旧兼从轻——兼论解释《刑法》第88条的基本立场

1997年《刑法》第88条属于刑事实体法当中的程序性规定。主张从旧兼从轻原则及于程序性规定的观点存在过度扩张"存疑时有利于被告人"原则适用范围、错误理解追诉期限与刑事责任关系以及混淆追诉期限延长与核准追诉两制度目的等问题。1979年《刑法》第77条设定的追诉期限延长条件过于严苛,1997年《刑法》对该条的修改目的在于纠正侦查机关不能及时采取强制措施以致轻纵犯罪的弊病,增强刑罚的不可避免性,这一目的也体现在最高人民法院相关司法解释当中。1997年《刑法》第88条的基本价值在于合理配置司法资源,而非对已经进入司法机关视野的案件轻易放纵。犯罪后至承担责任前的良好表现,不能成为消灭刑事责任的理由,但可以作为从宽处理的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