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自然-社会”视角的陕西省土地利用变化碳核算与演变格局分析

土地利用变化对碳源-汇有着重要的影响,在全球碳循环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为揭示土地利用变化对碳平衡的影响,以陕西省为研究区,基于资源清查、土壤调查、能源消费等多源数据,利用簿记模型和GIS软件核算了该省2002-2022年社会间接碳排放和自然直接碳储量,并引入夜间灯光数据反演,揭示了不同地类及地类内部的碳密度差异与时空格局演变。结果表明:1)陕西省土地利用类型空间特征明显,林地和耕地占全省面积71.7%,2022年与2002年相比建设用地、林地、水域面积分别增加2.67×10^(5)、1.05×10^(6)、7.73×10^(3) hm^(2),耕地、草地、未利用地面积分别减少7.76×10^(5)、3.75×10^(5)、1.73×10^(5) hm^(2);2)研究期间陕西省土地利用相关碳吸收与碳排放严重失衡,土地利用相关年均碳汇量为4.98×10^(6) t,与林地面积的扩大及固碳能力的提升有关,年均碳排放量为3.10×10^(7) t,增长了7倍,与高排放能源的消耗有关;3)研究期间陕西省碳汇量在2007年后开始由负增长变为正增长,2017年后增长速度变快,碳排放量则一直处于高速增长,但受生态保护和减排政策等影响2017年后排放趋于稳定;4)研究期间陕西省地均碳密度表现为陕南秦巴山地>关中平原地区>陕北黄土高原,增长较为稳定的碳密度>60 t·hm^(−2)的地块主要集中在安康与商洛、汉中交界一带,碳排放区域主要集中在关中平原一带和陕西西北部,并在栅格单元空间上呈现扩张趋势。研究还发现,固碳主要依靠林地碳汇,当前陕西省碳排放趋于稳定,如何提升林草地的固碳能力将成为“双碳”目标实现的关键问题。

创新驱动战略下高校新型校企合作模式研究——以长安大学与陕西省土地工程建设集团合作为例

校企合作是推动我国科技创新的重要方式,探索有效的协同合作模式可以为推动创新驱动提供帮助。该文以近年来长安大学与陕西省土地工程建设集团开展的深入合作为例,分析新型校企合作模式的要点。首先,要长久、深入的合作必须面向国家重大需求,建立在学科发展与行业发展的共同走向之上;其次,要根据时代特征,正确认识企业在合作之中的主体地位,要参与到基础研究、学科建设和人才培养之中;再次,创新合作必须构建完整的“产-学-研”创新通路,实现科技转化、市场转化和需求转化;然后,合作目标必须明确并以具体工作、任务的形式落实到具体的承载体上;最后,制度和文化建设是新型合作得以实施的主要保障。该文认为这种新型合作模式具有“长期性”“基础性”和“连贯性”,体现企业在合作创新中的深度参与。

陕西省生态系统固碳量与固碳价值的测度及其时空格局演变

生态系统固碳功能强大,是实现碳中和最重要的途径之一。论文从土地利用视角,运用固碳速率法分别对2000年和2020年陕西省县域森林、草地和湿地生态系统固碳量及固碳价值进行估算,并采用空间统计分析方法揭示其时空演变特征。结果表明:1)2000—2020年陕西省森林、草地和湿地生态系统固碳量均实现了不同程度的增长,其中森林固碳量增长最为显著,是对陕西省生态系统固碳增量贡献最大的类型;2)陕西省县域森林、草地的固碳量分布具有显著的空间集聚特征,森林固碳热点区集中在秦岭山区,草地固碳热点区集中在陕北长城沿线风沙区,冷点区都集中在关中平原中部地区;3)陕南秦巴山区是陕西省固碳能力最强的区域,而陕北黄土丘陵沟壑区则是固碳量增加最多的区域,各地级市中除西安市固碳能力下降外,其余城市固碳量均实现了增加,其中延安和榆林是增长最快的两个城市;4)陕西省生态系统固碳价值最高的前5位城市依次是汉中、延安、安康、宝鸡和商洛,总计占全省固碳价值总量的78.33%。

陕西省生态环境对耕地利用生态效率的响应

[目的]揭示陕西省耕地利用生态效率、生态环境质量的时空分布特征,阐明生态环境质量对于耕地利用生态效率的响应方式,进而为陕西省农业高质量发展提供科学支撑。[方法]以陕西省为研究区域,基于遥感数据,计算了遥感生态指数以表征陕西省生态环境质量;利用SBM模型测度陕西省耕地利用生态效率;采用地理加权回归模型探究了生态环境对耕地利用生态效率的响应。[结果](1)2005年、2010年、2015年和2019年陕西省耕地利用生态效率总体上处于中等水平,有88%以上的地区属于低效率、较低效率和中等效率等级;(2)2005年、2010年、2015年和2019年陕西省生态环境质量在不断提高,黄土丘陵沟壑区和毛乌素沙地等地区生态环境质量有明显改善,空间格局总体上保持“南高北低”不变;(3)陕西省耕地利用生态效率和生态环境存在显著的正相关,相关关系空间分布具有不均衡性。[结论]陕西省生态环境与耕地利用生态效率的协同发展模式并不稳定,还需进一步探索与巩固。

陕西省城镇化与生态环境质量时空交互关系研究

[目的]推进具有中国特色的城镇化,生态安全是必不可少的环节。同时城镇化是影响区域生态安全格局的重要因素,厘清城镇化与生态环境质量之间的关系,为陕西省城镇化开发和促进区域生态保护与高质量发展提供决策参考。[方法]以陕西省为研究对象,基于栅格尺度构建城镇化与生态环境质量评价体系,在分析2000—2020年每隔五年陕西省城镇化与生态环境质量时空格局演变的基础上,采用耦合协调度模型和双变量空间自相关模型剖析了二者耦合关系及时空变化特征。[结果](1)2000—2020年间,陕西省城镇化水平总体呈现稳步上升趋势,综合城镇化率提高了111.45%。整体RSEI均值呈稳步上升趋势,生态环境呈现出好转的态势,但地区间的差异依旧显著,整体呈现“北低南高”的分布格局。(2)陕西省城镇化与生态环境质量耦合协调度呈波动上升趋势,陕西省内部各县域的生态环境与城镇化耦合协调发展长期存在明显差距,但随着时间推移,发展协调的地区逐渐增多。空间格局上以关中地区为核心总体呈现“中部高两边低”的分布特征。(3)陕西省城镇化与生态环境质量的耦合协调存在一定短板,相比之下陕北地区城镇化与生态环境质量耦合协调呈现相对滞后的情况。[结论]2000—2020年陕西省城镇化与生态环境质量的耦合协调关系存在明显差距但整体呈变好趋势,建议在城镇化的道路上,陕西省能够强化绿色生态发展能力、补齐生态短板、因地制宜,优化区域发展空间布局,加快形成区域良性互动格局,制定出更加科学合理的乡村振兴政策。

基于改进CASA模型的陕西省植被NPP遥感估算

[目的]探究陕西省陆地生态系统植被群落生产状况,分析陕西省植被NPP时空格局变化及影响因素,为准确评估陕西省陆地生态系统碳源/汇,实现区域生态可持续发展,达成碳中和目标提供参考依据。[方法]基于温度—植被干旱指数(Temperature Vegetation Dryness Index, TVDI)对CASA(Carnegie-Ames-Stanford Approach)模型水分胁迫因子进行改进,从而估算陕西省2010—2020年植被NPP,并利用热点分析法、趋势分析法以及地理探测器对陕西省植被NPP进行空间分布格局、年际变化趋势和驱动因子研究。[结果](1)陕西省NPP空间分布呈现南高北低、冷热点区域差异明显的特征;(2)陕西省2010—2020年NPP平均值介于331.02~416.34 gC/(m^(2)·a),NPP均值在100~600 gC/(m^(2)·a)占比最大,最低值和最高值区间占比不足20%;(3)全省2010—2020年83.3%的面积植被NPP值无显著变化,4.2%的面积呈增加状态,12.5%的面积NPP值呈下降趋势;(4)降水是陕西省植被NPP变化的单因子主导驱动力,太阳辐射量及土地利用类型交互作用下对NPP变化解释力更强。[结论]基于TVDI改进的CASA模型能够有效量化区域植被NPP,且陕西省植被NPP南北分布差异明显,降水、土地利用类型及太阳辐射量是其主要影响因子。

1990—2020年黄河流域(陕西段)土地利用格局时空演变分析

黄河流域是我国最重要的生态屏障之一,承担着重要的生态调节功能,一直以来都是自然环境与人文活动交互作用强烈的地区。以黄河流域(陕西段)为研究区域,基于多源数据,对其土地利用格局时空演变、重心迁移情况进行分析,并采用PLUS模型对2030年土地利用进行模拟预测。结果表明:1)1990—2020年黄河流域(陕西段)土地利用类型变化主要是旱地、林地、草地之间的相互转化,也存在与其他地类间的相互流动。2)研究期内黄河流域(陕西段)各土地利用类型重心迁移轨迹具有明显的方向性,且过程中普遍存在往复和折返的运动轨迹。3)1990—2020年黄河流域(陕西段)不同功能土地利用类型间存在一定的分布和转化规律,关中地区生活建设用地扩张明显,陕北地区以生态保育用地和粮食生产用地相互转化为主。4)预测结果显示,未来10年黄河流域(陕西段)仍会以城镇化建设为重;林草地等生态价值明显的地类面积下降幅度不大。

空心村土地整治研究——以陕西省澄城县为例

为了节约土地资源、促进耕地总量动态平衡和土地可持续利用,开展空心村废弃宅基地整治工作十分必要。通过对陕西省澄城县空心村开展研究,得出以下结论,①澄城县空心村形成的主要原因是农民自发改善住房条件和煤炭资源大规模开采导致地形地貌改变。②澄城县空心村的演化过程是由部分空心化向完全空心化转化的过程。③从法律制度、文化观念、技术手段的角度阐明了空心村的整治措施,通过宜耕性评价确定了澄城县空心村应该采用以整治还田为主、土体重构和肥力提升等技术为辅的综合整治方法。④新增空心村规划环节,根据各乡镇的情况划分服务型城镇和发展型城镇,规划不同的发展路线,积极打造中心城镇,以实现中心城镇带动周边城镇的发展理念。

陕西省乡村人居空间演化类型与精明收缩路径

随着城镇化的持续推进,中国乡村常住人口大幅度减少,但部分地区的乡村人居空间却出现了持续的增长,这种“不平衡的人地关系”严重制约了乡村土地资源的合理利用与乡村空间的有序发展。如何应对乡村人口收缩事实,提高乡村土地利用效率,促进乡村空间有序发展,是乡村振兴背景下亟需研究的重要现实问题。本文以陕西省县域空间单元为研究对象,采集乡村人口与农村居民点用地数据,利用人居空间变迁弹性系数和GIS分析方法,揭示了陕西省县域乡村人居空间演化特征与类型,并探讨了乡村人居空间的精明收缩路径。研究结果表明,2000—2015年,陕西省乡村人居空间表现为明显的“人缩地扩”特征,2015年以后乡村人居空间收缩趋势逐渐显现;陕西省农村居民点用地主要集中分布在关中平原大、中城市主城区周边地域,陕北地区农村居民点主要集中在北洛河、无定河等流域,陕南地区则主要集中在汉中盆地和丹江河谷;2010—2018年,陕西省县域乡村人居空间演化类型从人减地扩的稀释型向人减地缩的萎缩型和收缩型转变,萎缩型和收缩型县域数量总计为67个,占全部县域总数的62.62%,以撤村并居为主要内容的镇村综合改革是陕西省乡村人居空间从增长转向收缩的主要驱动因素;最后,从分类施策、规划管控、土地管理、乡村治理4个方面提出了乡村人居空间的精明收缩路径。本文可为乡村振兴背景下陕西省乡村人居空间的优化与高质量发展提供科学决策依据。

基于土地资源承载力的农业生产适宜性评价--以陕西省为例

土地资源作为农业最基本的生产资料,其合理配置对于国土空间开发具有重要影响。以陕西省为研究对象,将农业生产适宜性评价作为最终目标,从土地资源的承载强度、承载效益、承载潜力三个维度测算土地资源承载力以及耦合协调度,采用层次分析法构建农业生产适宜性评价体系,选取耕作、供水、气候、生产环境、气象灾害和盐碱化敏感性6个方面18个评价因子,基于土地资源承载力,运用地理信息系统技术建立模型进行综合评价。结果表明:陕西省土地资源承载系统耦合协调程度包括初级协调、勉强协调、濒临失调、轻度失调四个阶段,西安和榆林两市土地资源承载力最高,渭南市最低;陕西省农业生产适宜性程度整体上呈现关中平原最高、陕南地区次之、陕北黄土高原最低的分布情况。结合农业生产适宜性等级高低和面积大小,去充分协调农业生产用地与其他类型用地之间的关系,可共同促进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和社会经济的发展。

陕西省城镇化与耕地利用生态效率耦合协调时空分析

[目的]探究陕西省耕地利用生态效率与城镇化进程的耦合协调关系,为陕西省城镇化开发和耕地保护相关政策制定提供理论依据。[方法]基于陕西省2005—2019年各县域面板数据,建立耕地利用生态效率评价指标体系和城镇化发展水平评价指标体系,测算县域单元耕地利用生态效率及城镇化水平,采用耦合协调度模型探索两者间的耦合协调关系,利用空间自相关方法分析各县域单元耕地利用生态效率和城镇化发展的空间格局演化特征。[结果]2005—2019年陕西省耕地利用生态效率水平由0.765下降至0.684,但整体耕地利用生态效率值相对较高,且县域间存在空间差异性,各区县耕地利用生态效率以团块状聚集,陕北、关中和陕南地区间差异随时间逐渐缩小;2005—2019年陕西省综合城镇化水平提高了198.24%,整体呈“中部高、南北低”的分布态势,关中地区是人口城镇化、经济城镇化、土地城镇化的核心区域,变化速率整体表现为:经济城镇化>人口城镇化>土地城镇化;2005—2019年,陕西省县域单元耕地利用生态效率与城镇化耦合度等级主要处于低水平耦合向拮抗耦合过渡阶段,25%的区县耦合度有所提高;2005—2019年,陕西省城镇化与耕地利用生态效率耦合协调类型以轻度失调、濒临失调和勉强协调3个等级为主。研究期内初级协调、勉强协调的区县数量不断增加,整体发展态势不断向好。耦合协调度在空间上表现出较强的正相关性,但在局部空间聚集性上存在明显内部差异。[结论]2005—2019年陕西省城镇化与耕地利用生态效率的耦合协调关系整体呈变好趋势,未来陕西省应制定差异化的经济发展政策,有序推进城镇化发展,同时优化区域发展空间布局,加快形成区域良性互动格局。

乡村振兴背景下陕西省生态环境质量影响因素探究

生态环境质量的优劣一定程度上决定着人类社会能否实现可持续发展,探明乡村发展对生态环境的作用方式及程度,对于区域实现乡村振兴和可持续发展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以陕西省为研究对象,以县域为研究单元,利用长时间序列的遥感生态指数(RSEI)表征陕西省生态环境质量的时空变化特征与变化趋势,借助时空地理加权回归模型,探究生态环境质量的影响因素及其空间差异。研究表明:(1)2000—2020年生态环境质量整体呈向好趋势,RSEI值从2000年的04833增长到2020年的06512,生态环境质量等级为好、较好区域面积占比由4014%上升至6343%,集中分布在陕南山区及延安市;(2)生态环境质量从2000—2020年总体呈现“快速变好→缓慢转好”的演变趋势,生态环境质量改善区域面积远大于生态环境退化区域;(3)人口因子、土地因子和产业因子对生态环境的影响呈现明显的空间差异性,影响方式发生转变的因子有林地面积占比、农村居民点面积占比、单位面积化肥使用量和单位面积机械总动力。建议在未来发展过程中制定出分区域、科学合理的乡村振兴政策,以实现陕西省乡村发展与生态环境的协调发展。

基于土地利用变化的陕西省县域碳排放时空变化及影响因素研究

[目的]分析2000-2020年陕西省县域碳排放时空变化和影响因素,为陕西省生态文明建设和实现低碳可持续发展提供参考。[方法]利用社会经济数据和土地利用数据,构建碳排放估算模型,核算了2000-2020年陕西省县域碳排放总量,分析了陕西省碳排放时空分布格局与演化特征,并通过地理加权回归(GWR)模型探究了碳排放的影响因素。[结果]①总量上,2000-2020年陕西省碳排放量总量呈上升趋势,从2000年的3.30×10^(7)t增长至2020年的1.93×10^(8)t,历经“大幅增长-缓慢增长”两个阶段。②空间上,2000-2020年陕西省碳排放量中心逐步向东北方向移动,空间分布范围呈现扩张态势,热点区主要分布在榆林市北部县域、西安市和咸阳市辖区的周边部分县域,冷点区主要分布在佛坪县和石泉县。③影响因素上,人均GDP值、土地利用程度和人均社会零售总额与陕西省各县域碳排放量呈正相关,产业结构与陕西省60.74%县域碳排放量呈负相关,人口密度与陕西省92.52%县域碳排放量呈负相关。[结论]建议通过制定差异性区域碳减排方案,优化土地利用结构,控制建设用地增长规模,提高公众低碳环保意识等方式促进陕西省县域低碳发展。

黄河中下游城市土地绿色利用效率时空格局及其影响因素分析

城市土地绿色利用是实现生态文明建设和“双碳”目标的有效途径,分析城市土地绿色利用效率及其影响因素,可以为城市建设和治理绿色转型提供借鉴。以黄河中下游60个城市为研究对象,采用非期望产出超效率SBM模型测算城市土地绿色利用效率,运用重心模型、随机森林模型、时空地理加权回归模型对其时空变迁和影响因素进行分析。结果表明:1)黄河中下游城市土地绿色利用效率在2001—2020年间呈现缓慢增长趋势,高效率城市明显增多;2)黄河中下游城市土地绿色利用效率重心呈现先向西再向东的移动趋势;3)社会结构、市场环境、经济发展对城市土地绿色利用重要性高,而政府投入和自然因素对其重要性相对较小;4)黄河中下游城市土地绿色利用效率各影响因素表现出明显的空间异质性。据此,黄河流域城市在促进区域协调和高质量发展过程中,要从人口集聚、对外开放、政府规制、产业结构等角度综合考虑,因地制宜制定差异化的政策,助推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

陕西省泾惠渠灌区地下水污染与人体健康风险评价

为了研究陕西省泾惠渠灌区地下水污染特征及人体健康风险状况,采集地下水样品进行分析测定,首先运用单因子指数法进行污染评价,再利用GIS获取主要污染物As、Cr(Ⅵ)和NO_3^--N的空间分布特征,最后借鉴美国环境保护署的人体健康风险评价模型对灌区地下水污染物的人体健康风险做出评价。结果表明:研究区地下水中As、Cr(Ⅵ)、NO_3^--N的质量浓度均超标,As对成人的致癌风险最高达3.50×10^(-4),明显超出限值1.00×10^(-4),长期暴露对当地居民带来罹患癌症的健康风险较高;As、Cr(Ⅵ)、NO_3^--N的非致癌风险从大到小排序为Cr(Ⅵ)、NO_3^--N、As,其中Cr(Ⅵ)对儿童的非致癌风险最高,达8.693 7,远超限值1.000 0,危害性最大。空间分布特征方面,As的致癌风险区域面积比例最高,为42.82%,As、Cr(Ⅵ)、NO_3^--N的非致癌风险区域面积比例分别高达69.19%、69.06%和66.55%,水安全问题突出。

省域尺度耕地质量监测样点布控——以陕西省为例

耕地质量监测是新时代耕地保护的重要内容,是动态、实时掌握耕地质量变化趋势的重要举措。为切实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精准化监测耕地生产力和改善耕地生态环境,以陕西省为研究对象,从省级、耕地监测区层面系统分析耕地质量监测样点布控。基于陕西省2005~2019年耕地质量等别评价成果,对耕地利用水平分区和经济水平分区进行空间叠加分析,采用分区组合法划分监测控制区,采用空间分层抽样法布控耕地质量监测样点,对比分析不同属性值情况下监测样点的耕地面积比例与数量比例分布趋势。结果表明:陕西省划分7个监测类型区、82个监测控制区,布设757个监测样点,样点代表性与所选取的因素类型分布趋势保持一致,样点分布合理,能够满足耕地质量监测的需要。本研究构建了陕西省耕地质量监测样点体系,以期为全国其他省域耕地质量监测体系构建提供参考,为实现国家粮食安全、耕地数量质量并重管理、耕地产能提升等提供技术支撑,助力乡村振兴、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

黄河干流沿线陕西段土地生态安全时空分布特征

[目的]对黄河干流沿线陕西段土地生态安全时空分布特征进行研究,为维护区域土地生态环境提供科学依据和技术支持,为其他类似型区域提供参考。[方法]利用DPSIR构建土地生态安全评价体系,运用熵值法、自然断点法和改进后的TOPSIS法对2000—2020年黄河干流沿线陕西段土地生态安全时空特征进行分析。引入障碍度模型,进行障碍因子诊断。[结果]①土地生态安全综合值从2000年的0.4487上升到2020年的0.5353,综合安全水平由中级升至良好;②2000—2020年中北部区域由中级上升为良好水平,南部保持中级水平,总体呈现向好发展趋势;③土地生态安全评价单项结果各不相同,趋势呈现不同变化;④2000—2020年准则层指标障碍度年变化率,驱动力、状态和压力以年均5.81%,6.81%和5.51%速度增加;影响和响应以年均26.74%和33.43%的速度下降;⑤主要因子障碍度从2000年的农民人均纯收入和森林覆盖率变成了2020年的粮食总产量、人均建设用地面积和人均生态用地面积。[结论]黄河干流沿线陕西段土地生态安全时空分布达到良好水平,距离优质仍有差距。因此,在未来需要找准黄河干流沿线区域定位,坚持分类指导、因地制宜,绿色发展,赏罚同行,推进土地生态安全再上一个台阶。

秦岭陕西段耕地质量时空变化特征及其驱动力

为深入研究秦岭耕地资源环境变化规律,基于动态度模型、区位指数、重心迁移模型以及地理探测器等方法,采用陕西省2005~2019年1∶10000县级年度耕地质量等别更新评价以及统计年鉴数据,探究秦岭陕西段6个市、39个县(市、区)、353个乡镇的耕地质量时空变化格局和驱动机制。结果表明:①在时间上,秦岭陕西段在2005~2010年、2010~2015年、2015~2019年间耕地资源数量有所减少,且年平均减少率分别为0.45%、0.12%、0.20%,耕地数量变化趋于平稳,耕地质量等别平均值为10.98,相比陕西省耕地质量等别平均值(11.34)略高,相比全国耕地质量等别平均值(9.96)还处于较低的水平;②在空间上,2005~2019年秦岭陕西段耕地质量呈现出靠近关中平原的北线与西南线以及中部较高,东部、西部较低的分布格局;从区位指数变化来看,自然地理条件较好的西安市和渭南市耕地质量等别较高且为高等地的聚集区,处于陕南地区的汉中市、安康市、商洛市耕地质量较差,中等地、低等地的聚集程度较高;从重心迁移角度来看,高等地重心由周至县迁移至西安市鄠邑区,中等地重心由宁陕县迁移至镇安县,低等地重心由安康市汉滨区迁移至柞水县,然后再迁移至镇安县,坐标迁移量从大到小为低等地、中等地、高等地;③秦岭陕西段耕地质量时空变化的主要驱动力是人类活动,各驱动因子交互作用后解释力增强,共同影响秦岭陕西段耕地质量的变化。

黄土丘陵沟壑区空心村土地整治潜力及空间重构

为了解黄土丘陵沟壑区的农村空心化水平及土地整治潜力,以地处黄土丘陵沟壑区的陕西省长武县为例,采用综合测评法,以镇域尺度对长武县人口空心化程度进行测度,构建空心村土地整治潜力评价模型,对长武县空心村土地整治潜力进行了评价并分区,进而探究了乡村空间重构策略。结果表明:(1)长武县镇域人口空心化指数在时间上动态大幅上升,2010年、2014年、2018年均值分别为21.25,27.50,33.65,在地域上靠近城区且经济较强的昭仁街道人口空心化指数值高于其他地区;(2)基于空心村土地整治潜力评价得分,将长武县划分为Ⅰ类优先整治区、Ⅱ类重点整治区和Ⅲ类一般整治区3类整治类型,土地整治潜力依次为0.636,0.453,0.216。研究得出长武县人口空心化的程度和空心村土地整治潜力的大小与当地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和自然条件呈正相关。应制定合理的乡村“三生”空间的可持续重构策略,优化村庄各层次的空间形态演变,促使乡村地域系统向良性转变。

关于土地整治工程专业建设的思考——以长安大学为例

土地整治工程专业是于2017年经国家教育部批准开设的新工科专业。长安大学是首批开办土地整治工程专业的高校。以长安大学为例,介绍了土地整治工程专业的人才培育目标;专业定位、师资队伍建设、课程体系建设和教材建设等方面的教学组织管理和课程优化;实践教学等建设内容,以期提高高校专业建设水平与地位,夯实人才培养的根基,确保行业人才质量,服务地方经济建设和国家生态文明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