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的总结和反思——以西北大学中国思想文化研究所研究与教学为例

2016年11月11日，在张岂之先生关怀和指导下，西北大学中国思想文化研究所谢阳举教授、张茂泽教授等同仁积极参与研讨，认真总结和反思多年来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学术研究、学科教育与社会普及中的经验和不足。本专栏刊发一组经验总结和交流文稿，内容涉及大学文化教育培养目标、课程设置、教材编选、实施方式、评估机制等，努力为大学文化素质教育以及当前社会各界密切关注和参与的国学研究与推广活动提供助益。

西北大学中国思想文化研究所与北京大学国学研究院博士生学术论坛综述

“西北大学中国思想文化研究所与北京大学国学研究院博士生学术论坛”于2013年6月18日在西北大学举行。西北大学校长方光华教授和北京大学哲学系副主任李四龙教授出席论坛并致辞。西北大学中国思想文化研究所副所长谢阳举教授作了《西安的历史与文化》主题讲座。此次学术论坛以双方在读的博士生为主体，采取博士生独立主持、专题发言与深入讨论的方式进行。两校的13位博士生在论坛上发表了学术见解，

《张岂之教授论学书信选》发行仪式与座谈会在西北大学举行

2017年12月21日上午，由江苏人民出版社发起并参与主办，由西北大学社科处、西北大学研究生院、西北大学中国思想文化研究所联合主办的“《张岂之教授论学书信选》发行仪式与座谈会”在西安隆重举行。来自省内各高等院校的专家学者、校友共60余人参与了此次活动。

略论老子的身体政治思想

老子是我国古代伟大的思想家、哲学家,道家学派的创始人。《老子》记载了老子博大精深的思想,涉及哲学、美学、伦理学等内容。老子认为人与自然应依道而行,自然独化。“道”哲学包含了深刻的养生思想,如“营魄抱一”“见素抱朴”等,这些主张为后世道教与中医学所吸收,成为中华人文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目前学界关于老子养生观的研究已很多,从不同方面深刻剖析了老子养生观,笔者欲在前人研究成果的启发下,探讨其养生观的社会维度。

《诗经》中的天人关系思想简析——以《豳风·七月》为中心

天人关系问题是中国古代思想文化体系中的核心问题,其重要性一如思维与存在的关系问题在西方哲学体系中的地位那样基本且无可替代。在对天人关系的探讨中,客体通常是天,而主体则必然是人。人通过对天的观察、思考所形成的认识就成为天人关系的基本内容。据统计,“天”字在《诗经》里一共出现了205次,遍及《风》《雅》《颂》三个部分。在《诗经》以外,专门讨论“天”以及天人关系的古代思想史文献还有很多,例如墨子的《天志》、屈原的《天问》、荀子的《天论》、柳宗元的《天对》等等。

论李大钊的农民教育思想

李大钊(1889—1927),河北乐亭人,是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先驱,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之一。李大钊十分关心农民的状况,对农民的教育工作给予了极大关注。他曾经领导过农民运动,提出过对农民的教育“要提高他们的文化和阶级觉悟双重任务”,号召青年到乡间去帮助农民陈说苦痛,脱去愚暗,自己作生活的主人。(高奇:《中国现代教育史》,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5年,第74页)李大钊在中国革命的推进过程中对中国农民的状况进行深入考察之后,提出了许多有意义的主张,极大地促进了当时的农民教育事业。

《关学文库》、《侯外庐著作与思想研究》学术座谈会在西安举行

6月16日上午,由西北大学主办,西北大学中国思想文化研究所、西北大学社科处承办的《关学文库》、《侯外庐著作与思想研究》学术座谈会在西北大学隆重举行。《关学文库》编委会主任、《侯外庐著作与思想研究》主编、著名史学家张岂之教授,《关学文库》主编、陕西师范大学教授刘学智,陕西省人民政府参事室（陕西省文史研究馆）副主任徐晔,长春出版社社长郑晓辉,西北大学出版社社长马来,西北大学党委书记王亚杰、校长郭立宏、

思想与社会的交融:理学官学化与世俗化——评《元代理学与社会》的思想史研究方法

自侯外庐先生提出思想史与社会史相结合的研究方法以来,这便成为了思想史研究的一大范式。张岂之先生指出:“将社会史的研究和思想史、哲学史的研究结合起来。我认为这是侯外庐学派的一个显著的特点,也是侯外庐先生和他的合作者在史学和哲学方面的重要贡献。”(张岂之:《儒学·理学·实学·新学》,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315页)在思想史的研究中,应当做到返本开新,坚持思想史与社会史相结合的方法,做到历史与逻辑相统一,并在新的时代发挥出新的价值。

《化书》死亡思想探究

《化书》是五代时期道教的经典著作,通常被认为是道士谭峭所著。全书共分为六卷,分别是“道化”“术化”“德化”“仁化”“食化”“俭化”。《化书》中包含着丰富的死亡思想,谭峭一方面吸收了前人的优秀成果,同时也提出了自己的独特见解,认为死亡与“食”有直接关系,死亡只是道在不同阶段的不同表现形式,死亡不是终结,只是“化化无间”中的一环。此外,还给出了“尚俭”的方法,希望能够契合大道超出生死。

浅谈中国佛教的净土思想

净土思想是我国大乘佛教的核心思想之一,所谓的净土便是指佛菩萨为了度化众生而发愿成就的清静国土,也是佛教徒所追求的理想世界。在大乘佛教经典中宣扬了很多净土,比较常见的有无量寿佛的西方极乐净土,弥勒菩萨的兜率净土,药师佛琉璃光如来的东方净琉璃净土,阿閦佛之东方妙喜世界,此外还有《华严经》的华藏世界，《法华经》的灵山净土和《维摩诘经》的唯心净土等。

“寓教于乐”——从《性自命出》和《乐记》看先秦时期儒家的乐教思想

《性自命出》与《乐记》是反映我国先秦时期儒家思想的两篇重要文献，其中《性自命出》是1993年湖北荆门郭店一号楚墓出土的竹简中的儒家文献，“郭店一号楚墓竹简儒书各篇，与今存传世文献相比，在思想、内容、文字上，与《礼记》最为接近”（陈来：《史料困境的突破与儒家系谱的重建---郭店楚简与先秦儒学研究》，收入氏著《简帛与简帛研究》，三联书店2009年版，第2页）。而《乐记》也正是《礼记》中的一篇文章。所以二者在思想上的交集可以更加丰富地反映当时儒家思想的面貌。本文拟以两篇历史文献为基础，探讨先秦时期儒家的乐教思想。

简论“德”是老子方法论的核心

中华文明自诞生以来已绵延五千多年,在这片古老土地上诞生的思想家和学派不计其数。关于中国思想文化的主线问题,诸多学者采用“儒道互补说”将儒家与道家视为中国思想文化主线的组成部分。由此可见,儒家与道家的重要性。儒学自汉代以后长期作为官学处于独尊地位,其重要性显而易见。道家之学虽未被作为官学,却仍然有资格作为整个中国思想史上除儒学外影响最大的思想学说,如若道家本身没有深刻的理论内涵,是绝对做不到这一点的。要探寻这一深刻的理论内涵,需要反本溯源,去研究道家最重要的经典之一《老子》。《老子》中十分重要的两个概念便是“道”与“德”。因此本文将对这两个概念进行探析,并试着提出一些不同于前人的见解。

对儒学核心之解读——读《〈中庸〉学与儒家形而上学关系研究》

作为儒家的经典文本《中庸》,历代思想家对其多有讨论,由此形成了《中庸》学史。儒家形而上学是儒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儒学绵延不绝、生生不息的根本保障。然学界对于这两者之间关系的研究少有专著。以此而言,郑熊教授著的《〈中庸〉学与儒家形而上学关系研究》(人民出版社,2021年6月)这本学术著作可以说是填补了这方面的研究空白。此书对于想要研究儒家思想的学者来说是值得关注的学术专著。

胡适“科学的人生观”探析

“科学与玄学”论战亦称“科学与人生观”论战,是20世纪20年代中国思想界的一次著名论战,始于1923年2月张君劢在清华大学所作的题为《人生观》的讲演。论战最初围绕“科学能否支配人生观”这一问题展开,后形成以张君劢等为代表的“玄学派”,以丁文江、胡适、吴稚晖等为代表的“科学派”与以陈独秀、瞿秋白等为代表的“唯物史观派”。

“祭祀黄帝陵与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黄帝文化学术论坛综述

2024年4月2日,由西北大学、黄帝陵基金会共同主办的“祭祀黄帝陵与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学术论坛在陕西省西安市开幕。来自中国内地和台湾地区的60余名专家学者,以黄帝文化与中华文明为核心,探讨了黄帝文化的内涵与其影响下的中华文明发展、文化交流互鉴过程及启示,分析了中国历代学者传承和发展黄帝文化的成就、特点与价值,揭示了黄帝文化的独特内涵及其在新时代为人才培养、文化事业建设等方面所提供的价值,明确了黄帝文化对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积极作用。

从“明分使群”看荀子的社会历史观

荀子是战国时期赵国人,也是先秦儒家思想的最后一位代表人物。他的思想理论既批判、总结了先秦时期各家各派的思想学说,又对秦汉儒学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成为儒家思想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荀子身处社会结构剧变的战国末期,因而他的思想理论更具有现实性,这一点在其历史观中得到体现。以往的研究者多从“法后王”、“天人相分”等角度来分析荀子的历史观,而本文则选择从“明分使群”的角度来探讨荀子的社会历史观。

《四书章句集注》“禹德不衰”探微

先秦儒家经典以“天下为公”的“大同社会”理论和“天下为家”的“小康社会”理论为基础,建构了一套完整的古史理论体系。其中,儒者常将禹、启父子作为“大同社会”结束和“小康社会”开始的关键人物。然而,“小康社会”并非儒者理想的社会阶段,儒者应当如何看待这一转变以及禹在其中的作用?如万章就直言道:“人有言:‘至于禹而德衰,不传于贤而传于子。’”(《孟子·万章上》)万章认为禹不将天下禅让给贤者,而以家天下取代了禅让制,导致“天下为公”降为“天下为家”。由此围绕着“禹德衰与否”的问题形成了两种看法,一种是以万章为代表的儒者,认为“禹德而衰”。另一种是以孟子为代表的儒者,则认为“禹德不衰”。朱熹在修撰《四书章句集注》时,也认为“禹德不衰”,并在《论语集注》《孟子集注》中辩驳那些认为禹不能作为“孝子”“圣王”的言论。有鉴于此,本文将围绕朱熹在《四书章句集注》中的注解展开论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