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鹿原》《丁庄梦》“陕西洋县家庭德法同治”——百年农村人自我的蝉变

我们自己的历史不过是一部关于我们自我(Self)演进的政治史。因为对于政治权力的抵抗既没有终点,也找不到起点——自我-自我的关系(In The Relationship Of Self To Self)才是一切历史的元点与归宿。在《白鹿原》里有一套族权/儒家文化的话语,力图将每个人打造成为"道德自我"。而在《丁庄梦》中,一切向权钱看的价值观,使"自我"唯利是图,人的存在被异化。陕西洋县则试图以经济手段促进"守法有德自我",其中透着新自由主义治理的影子。新自由主义治理术和传统中国的那种非自由主义的伦理道德要求诸如"孝亲敬老、邻里团结"等相结合,形成独特的治理格局。把本来应该由舆论等非正式社会控制的东西,交由经济来治理,的确是一种具有中国特色的新自由主义理性和非新自由主义理性的混合体。

校园江湖:未成年人参与涉黑涉恶犯罪研究

我国未成年人参与涉黑涉恶犯罪问题日益严重。在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中,未成年人参与涉黑恶组织的占近20%,涉黑涉恶犯罪人的低龄化趋势令人担忧。某种意义上说,青少年犯罪问题是社会发展过程中忽视青少年健康发展欠下的一笔债。大量留守儿童失教,从学校江湖社会野蛮生长演化为校园越轨团伙,走上社会更进一步恶质化,变为犯罪团伙,其中有一部分更分化成黑恶势力犯罪。校园江湖的出现肇因于社会治理的结构缺失,需要整合家庭、学校、社会等各方力量,通过开展法治宣传教育,加强部门协调联动,推动建立未成年人涉黑涉恶预警机制,落实边打边治边建,对涉黑恶犯罪但未达到刑事责任年龄的未成年人,落实家庭监护、学校教育管理、专门学校矫治、开展社会化帮教等措施,做好教育挽救和犯罪预防工作。

双元协商民主视角下的民主立法——兼论公众参与立法问题

民主立法、公众参与立法缘何如此重要?人大立法与公众参与立法到底是什么样的关系?厘清其中的法理关系对于我们推进依法治国建设有着重要的意义。其中的关键在于人民不仅是法的受拘束者,同时应该是法的作者。服从自己参与制定的法律,就是民主。这才是民主立法的真义。民主立法落实到具体的立法实践就是":建制化的商谈实践和非正式形成的公共意见之间要有良性互动。一方面议会的意志形成通过法律程序建制化,制定出法律;另一方面,非正式的意见通过民主渠道进入政治沟通体制,被吸收考量。"这即是所谓的协商民主之双元模式。从这一视角出发,未来我们需要市民社会及公共领域的复权,发展良好的公民能力,才能使民主立法畅行,立法质量提升。

Y村的新乡村治理术

我们生活在一个"治理术"的时代,治理实际上就是针对具体问题而发展出的一系列知识形式和战略布置。保持政治与社会稳定,通过快速发展经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构成了"新权威主义"的治理模式。Y村的新乡村治理术实际上就是政府和乡村精英的共同治理,通过共同治理来延续乡村治理术的生命力。村民自治与选举制度也不可能无视权力的目的。乡村治理要在政治稳定和经济发展之间折冲,法律只作为这种治理的一种手法而已,法律必须被裁减以适应权力之目的。乡村精英群体内部更替是治理的关键措置,它与布迪厄所言的社会炼金术密不可分,在Y村政治场域争夺中,乡村精英通过各种资本竞争权力资本,再通过权力资本来扩大各种资本的再生产,服膺于权力设定的稳定与发展逻辑,完成乡村秩序的再造。

公民理论的谱系

从公民理论的历史发展来看,公民的认同从雅典的城邦,到罗马帝国,再到法国大革命后的转向民族国家,乃至于今天出现了世界公民的情况。公民理论的谱系中也出现了自由主义和福利主义公民观,新右派和左派之争。不管是自由主义或者社会福利主义公民观,都赋予个人一种资本主义社会里的生产者形象。差别仅在于一个是透过个人的行动来追求个人的私利,另一个则是通过国家的给付才能满足个体的私利。两者都忽略了民主对于一个自我组织的法律社群的重要性。

监狱的文化治理——以陕西监狱“日行一善，以善养德”专题教育活动为视角

陕西省监狱系统开展的"日行一善,以善养德"专题教育活动,是监狱文化治理的模本。其旨在以传统优秀文化教育为抓手,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到服刑人员的日常生活中,实现服刑人员生活的"治理化"。陕西监狱治理的"文化转向"引人注目,改造服刑人员的"话语"嫁接在传统优秀文化之上,细致而微地对服刑人员的身体与心灵进行裁剪,以达到其自我矫治的目的。监所内文化治理的开展,也契合国家治理的新趋向,即通过公民的自我规制达到既保证公民自由,又卸载国家过重的治理负担,获致一种轻巧治理之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