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西古籍整理出版事业四十年

改革开放伊始,陕西省的古籍整理出版事业在全国率先启动.在古籍整理出版规划三次质的飞跃中,陕西形成了一支有实力、有水平的古籍整理出版专业人才队伍,由此推动全省古籍整理出版事业蒸蒸日上,成绩斐然.

聚焦陕西特色文献挖掘古籍时代价值

推动古籍工作融入陕西发展大局,需要深入挖掘古籍工作的时代价值,重视陕西地区古籍资源的地方特色,赋予古籍新的时代意义。应将古籍整理与陕西省的建设发展相结合,挖掘古籍的时代价值,让古籍从陈旧的书页中“活过来”,逐渐从冷门绝学走入大众的视野,真正实现“取其精华、去其糟粕、批判继承、古为今用”,进而转化为强大的软实力,为陕西省的文化建设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奋斗目标添砖加瓦。

中古农业社会背景下交通碑刻初探——以陕西碑刻为中心

在中国传统农业社会中,道路交通的发展对于土地开发、移民垦荒、水利设施建设等都具有重要的意义。陕西在中古时期农业社会中具有重要的地位和影响,陕西现存大量碑刻中,有相当数量涉及历代道路交通和物资运输的发展和变化,这些碑刻资料对于考察研究中古时期交通事业与农业社会的发展、关联和影响等问题具有重要意义。

基于“中华文明传承与发展”考量下的陕西传世古文献保护与开发

陕西是中华文明的重要发祥地之一,其特殊的地理区位、悠久的历史文化,激发了秦人的地域自豪感,更是中华民族大家庭的重要精神源泉。从“中华文明传承与发展”的角度考量陕西传世古文献的保护与开发,正当其时。首要任务是摸清家底,持续推进;重要保障是保护修复,科学规划;核心要素是人才培养,组建梯队;关键环节是整理出版,大力宣传。

唐代鲜卑后裔墓志与西北史事考

文献所载“万俟”氏一族或非北魏十姓宗枝。数方出土唐代墓志表明,万俟氏自北徂南,历经孝文帝改革,故而望出河南。至迟唐前期,这一家族已基本融入中原文化的认同体系。新出唐代《万俟肃墓志》所载志主世系及任官可补史阙,同时志文还载有志主所涉唐初嶲州松外诸蛮叛乱及西北史事。此外,结合其他史料可知,唐初宜昌府驻地所在为雍州富平县。

加快古籍人才高地建设 持续推进文化自信自强

做好古籍工作,把祖国宝贵的文化遗产保护好、传承好、发展好,对赓续中华文脉、弘扬民族精神、增强国家文化软实力、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具有重要意义。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明确提出,人才是第一资源,深入实施人才强国战略,培养造就大批德才兼备的高素质人才,是国家和民族长远发展大计,功以才成,业由才广。陕西是文化大省,传世古籍资源十分丰富,同时陕西又是教育大省,拥有各类高等院校近百所。

秦岭佛教碑刻价值初探

秦岭佛教碑刻之于中国佛教史抑或佛教中国化的研究,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本文以秦岭所见佛教碑刻为考察对象,以佛教中国化的历史进程为宏大背景,就其在建寺弘法及译经、宗派创立及流传、区域发展及流布、造像功德及信仰等方面的学术价值,进行了初步说明和归纳。由此提出,学界应注重秦岭佛教碑刻资料的搜集整理和运用。

李严“统内外军事”辨析

蜀汉尚书令李严在刘备临终时被委以中都护之职,“统内外军事”,部分学者以李严资历不足、实际指挥部队有限、驻所永安非战略要地和“内外”另有他指等为依据,认为李严并没有受命掌握蜀汉最高军事权力。李严虽然资历威望不足,但得益于刘备的充分信任,在受命托孤时的确被赋予了蜀汉最高军事指挥权。即使后来李严实际掌控的军队非常有限,但这并不影响刘备托孤时的主观意愿。同时,永安在吴、蜀刚刚结束交战之际战略地位十分突出,李严暂屯于此并无不妥。“留镇永安”的先主遗命也说明“统内外军事”中的“内外”非指宫城内外,从李严深受托孤重任和魏晋军制来看,“内外”指的还应是“中央与地方”,即蜀汉全境。“统内外军事”正与魏晋常见“都督中外诸军事”同,意为统领蜀汉全国军务。

周代息国历史考述

西周早期的青铜器中有“有息”“息伯”等词,说明姬姓息国在西周早期已经存在。目前有关“息妫过蔡”的记载有三种不同的文本,其中争议较大的是蔡哀侯对息妫的所作所为。清华简《系年》的“妻之”中的“妻”应通作“微”,压抑、减少的意思。“妻(微)之”和《史记》中的“不敬”,都表达出蔡侯对息妫过蔡不够重视的态度,而《左传》中的“弗宾”则是具体的表现,即蔡侯没有按照应有的礼仪对息妫及其随从回赠礼物。息国于春秋早期被楚国所灭,被灭后的息国成为楚王管辖的息县,并没有降为楚国的附庸。

宋仁宗朝“皇太弟事件”发微

宋仁宗宝元元年“皇太弟事件”并非孤立的政治谣言,其与“阴附宗室案”“密乞废君案”有着内在的联系,党争是隐藏其间的主线。追溯“三案”始末可以发现《两朝国史》中更为丰富的范仲淹形象,也能看到范党通过人际网络塑造了一个不同于国史叙事的完美士大夫形象并深刻影响到南宋以来史家对史料的取舍。随着范仲淹形象抬升,“三案”被有意淡化,与之相对,吕夷简的历史形象则逐渐变得负面、单一。

论台湾佛教的历史渊源

台湾佛教无论是传统佛教抑或“在家佛教”,在法脉传承、教理仪规、思想体系等方面,都与大陆佛教有着很深的历史渊源。这种历史渊源,即使在日本统治台湾的五十年间(1895-1945),也因台湾与大陆有着割舍不断的血缘关系而继续存在并进一步发展着。即使在日本佛教的冲击与围攻下,台湾传统佛教仍然在台湾占据着主体地位。正是因为了这种持续发展的缘故,才为今天台湾佛教的兴盛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这是一种因血缘而战胜异族统治的奇特现象,值得反思。

唐初京兆杜陵杜愸墓志铭考释

杜愸是西晋当阳成侯杜预的九世孙、北魏侍中杜顒孙,为唐初京兆杜陵杜氏成员。他历经北周、隋、唐三朝,任万年令、基州长史、库部侍郎、卫尉卿等职。其墓志是唐初极其少见的京兆杜陵杜氏资料,价值珍贵。杜愸墓志不仅可以纠正《新唐书•宰相世系表》记载的错误,还能补充《元和姓纂》的不足。该墓志不仅可以补史,其反映的一些史实还有证史的作用,有较高的史料价值。

韩愈古诗用韵考——兼与白居易古诗用韵比较

本文通过对韩愈古体诗用韵情况的考证,归纳出阳声韵(赅平上去)15部,入声韵11部,阴声韵(赅平上去)11部;还与同时代诗人白居易古体诗用韵情况进行比较,发现韩愈用韵不如白居易宽。此外,还发现韩、白诗中“浊上叶去”的例证,说明“浊上变去”的现象在韩、白时代已露端倪。

必也正名乎——吕思勉《医籍知津》与谢观《中国医学源流论》关系辨证

《中国医学源流论》是一部学界公认的医史经典之作,过去人们都认为该书作者是现代著名中医学者谢观。近年公布出版了一批史学大师吕思勉的著作及相关新史料,其中有一部题名《医籍知津》的书稿,从总体结构与文字内容来看,均与前者大同小异。本文通过缜密比勘和考辨,发现《源流论》实际是谢氏据《知津》增订而成。基于尊重历史事实的原则,有必要将《源流论》的作者署名修正为:"吕思勉撰,谢观增订"。

中古皇太弟、皇太孙考述

西晋愍怀太子死后,皇太弟与皇太孙都曾作为储君名号被创设出来,并成为诸王争夺、控制的目标。至南北朝时期,更契合北方游牧传统的皇太弟制度在十六国北朝多次出现,南朝则仅见太孙记载。直至隋唐,这种南北差异消弭,太子、太孙两次并立。这时候的皇太弟不仅作为皇位兄终弟及的政治承诺多次出现,唐末宦官更是两次矫诏以皇太弟继位。太孙与太弟在入主东宫的同时也影响了东宫官制的发展,尤其体现在东宫武官方面。

從《孔子家語》看魏晉之際孔子史料的進一步開掘

東漢末到曹魏時期,古文經取代了今文經,這是一個重大歷史變遷。但面對漢末經學的衰敝,曹魏時已開始致力於提振儒學。從更宏闊的歷史進程看,漢武帝天漢(前100—前97)之後孔安國整理《論語》獻給朝廷,直到東漢末,對孔子的尊奉實際處於一種下坡路;真正開始提振儒學,張大孔子,是曹魏時開始的。這至少有兩個標志性的事件:一是正始六年(245),時爲吏部尚書的何晏撰作《論語集解》進上;二是讓《家語》再次走進時人的視野是時隔二百七八十年後的王肅,身居侍中高位的他於嘉平二年(250)前後整理、注解《孔子家語》。在推尊儒學的氛圍中,以其更切實的内容爲治理國家、教化民衆、立身行事等提供一種思路或準則,《家語》受到了器重,并再一次浮出水面。這是一時代的需求。

額濟納漢簡“專部士吏典趣輒”册補説

《額濟納漢簡》有一編通常被稱爲“專部士吏典趣輒”的簡册,自發表後引起廣泛的關注,大多數學者都認可簡册的第一簡“專(轉)部士吏典趣輒”爲標題,只是在釋讀、理解上有分歧,在簡册性質的判斷上也有所不同。對此,胡平生提出新的看法,認爲“專部士吏典趣輒”非簡册標題,並就相關問題發表了自己的觀點。我們贊同其關於簡1非標題的判斷,但是認爲屬下讀的僅爲“輒”一字。“專部士吏典趣輒”應讀爲“專(轉)部士吏典趣,輒”,可以理解爲“向各部轉(傳)達命令的士吏主掌督促,立即”。關於簡册的性質,我們認爲應該是簡1中的“士吏”接到命令後所應立即執行的一系列工作。整個簡册有五個圓點,即可從内容上分爲五組。

陕西明版《道藏》存佚考

自唐迄明历代纂修《道藏》,然其工程浩大,多赖朝廷组织方得进行(仅元修《玄都宝藏》为全真道所组织)。有明一代,朝廷颁赐各地《道藏》的数量约在89部以上~1,而陕西四处宫观先后获赐明版《道藏》6部,清初楼观道士又入京购请明版《道藏》1部,若加上明代属陕西所辖的宁夏庆王府~2和甘州卫显应观~3各获赐1部《道藏》,则陕西境内曾庋藏《道藏》多达9部,占所知明版《道藏》总数的十分之一。然而不幸的是,陕西这7部明版《道藏》先后毁于兵火战乱之中,或有流散民间不知去向者。本文根据新发现的史料,在综合学界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对陕西省内明版《道藏》颁赐和存藏情况作一细致的梳理,以此发见陕西道教盛衰兴废之历史,唤起当代道教古籍保护之注意。

关于第二轮修志方言入志问题的建议

从全国范围来看 ,方言入志问题应当有一个通盘的考虑。建议在第二轮修志过程中 ,市县两级志书中的方言入志采用记略式 ,省级志书中的《方言志》可以在各个地点方言记略式材料的基础上搞综合式专著。

厚积薄发,雅俗共赏——刘康乐新著《中国道官制度史》评介

刘康乐博士新著《中国道官制度史》(中州古籍出版社,2020年)是继其《中古道官制度研究》(巴蜀书社,2013年)与《明代道官制度与社会生活》(金城出版社,2018年)之后,关于中国古代道官制度研究的又一力作。《中国道官制度史》为中国社会科学院道教与民间宗教研究室所策划的"华夏文库·道教与民间宗教书系"的一种,这套丛书的定位为"普及"读物,强调以现代学术眼光梳理中国传统宗教文化,故该书在谋篇布局及行文风格等方面均向这一定位看齐,在注重学术质量的同时力求普及大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