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区建设与我国城市基层社会整合机制的创新

我国城市社区建设的实质是要使社区从国家领域中分离出来,回归到社会领域。社区管理是社区正常运行的重要基础,完善社区管理就要实现政府依法行政与社区依法自治的有机衔接和良性互动。社区治理代表了社区管理的新走向,治理包含管理又超越管理,它是管理、服务、建设的有机统一。在社区治理中,除了发挥政府、社区主体组织的作用,还要重视和发挥其他社区组织、驻区单位、社会服务机构、社会工作机构、社区居民在社区治理中的作用。城市社区管理由行政主导的传统体制,发展为以居民自治为主导的多主体参与的社区治理,顺应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现代公民社会发育的要求,是我国城市基层社会整合机制的一次创新。

社区自组织机制的发展及其在当代中国的意义

社区自组织机制自社区产生后就存在了,工业化、城市化以来世界范围内的社区自组织机制经历了一个发展和演化的历史过程。在"全能政府"失败与"万能市场"失灵并存的背景下,社区自组织机制日益为人们所重视。社区自组织机制的发育对转型时期中国的社区建设以及和谐社会建设具有重要的价值和意义,社区整合机制由以"他组织"为主导向以"自组织"为基础的转变,不仅是社区内源、可持续发展的关键,也是当代中国社会建设的微观基础。

社区自组织能力建设的政策途径

当前,搞好社区自组织能力建设的政策途径是:探索体现民情的政策制定模式,尽快出台促进社区自组织能力建设的社区政策;避免政策执行过程的策略行为,有效治理社区政策变通中违背政策原理的现象;克服政策评估出现的认识误区,努力发展促使社区自组织能力提升的评估事业;强化政策监控应有的建设功能,坚决遏制阻碍社区自组织能力建设的消极因素;及时疏通社区政策的终结渠道,科学处理政策周期及政策发展出现的障碍问题;优化社会政策系统的构成单元,实现有效促进社区自组织机制优化的政策创新。

城市社区自组织能力及其指标体系

"社区自组织能力"是社区研究特别是社区建设研究的一个重要视角,但不能停留于一般性论说层面,而必须进行具体化和操作化的实证研究,即需要对"社区自组织能力"进行测量和评价。文章将社区自组织能力划分为六个一级指标,即社区共同体的资源整合利用能力,社区自组织网络的结构和发育程度,社区居民自主参与社区公共事务和社区活动的状况,社区共同体的自我管理能力,社区共同体的自我服务能力,社区共同体的自我教育、自我约束、自我调解纠纷的能力,在此基础上设计了测量和评价社区自组织能力的三级指标体系。

社区自组织能力建设的社会政策障碍及其成因

当前,在社会政策的运行过程中正存在着一些制约社区自组织能力建设的障碍因素,主要表现在:缺乏能促进自组织能力提升的专项社区政策,出现各种有悖既定社会政策的所谓策略行为,难以确立有利于自组织能力建设的评估体系,没能遏制不利于自组织能力建设的权力滥用,现有社会政策失去应有的灵活性以及创新性,等等。这些障碍问题的成因可以从主观因素、客观因素和制度因素等几个方面来分析。在加强社区自组织能力建设的视阈下,要有效克服上述障碍因素,必须选择切实可行的社会政策改革途径。

论我国城市化进程中的“村改居”路径

在我国,由于城乡二元结构的存在和制约,我国城市化大体可归纳为农村人口自发进城和"村改居"两条路径。与农村人口自发进城相比较,就地城市化、政府扮演主导和推动者的角色是"村改居"城市化路径的特点。"村改居"不只是简单地将"村民委员会"换为"居民委员会"或将农村户籍换为城市户籍,其内容涵盖了组织、管理、文化、环境、公共服务、居民转产转职、城市融入等诸多方面内容。目前"村改居"工作中存在城市化的非协调推进、居民主体意识缺位、农民的合法权益不同程度受损、居民的组织化程度不够自组织能力低等问题,值得正视。

营造多元主体参与城市基层社会治理的格局

社会治理重在基层,核心在共治。基层社会治理要形成基层政府及其派出机关和由其搭建的公共服务平台、各类社区组织、进驻社区的社会组织、辖区机关企事业单位、两新组织、新老居民共同参与的局面和机制,尤其要重视社区新型服务组织(社区公共服务站、物业服务机构、社会工作机构)和居民社团(参与类、公益服务类、权益类、文体活动类)、业主委员会、居民议事会等新型自治组织、社区同驻共建联席会、邻里等社群网络在社区治理中的作用。形成体制内组织与体制外组织互补、正式组织与非正式组织乃至社群网络结合的共治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