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坝结构与族际共生:历史时期西南边疆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文化生态学考察

历史上西南边疆地区不同的经济文化类型和民族分布格局,反映了山坝结构形态下多元民族互嵌共生的社会结构特点。在山坝结构的空间单位中,各民族既发展出适应各自生境的经济文化类型,又通过不同群体的交流互动形成既相互区别又相互联系的社会文化系统。以山坝结构为研究对象,不仅能够较为清晰地呈现“人地关系”下西南边疆各民族交往互动的空间特征,而且还可以从民族共生的整体逻辑来认识西南边疆民族社会历史发展的多样性以及边疆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历史演进的区域特性。在认识论层面,相关研究或许能够在传统认知基础上,为当下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路径等议题提供一种新的观察视角。

天南铜道: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见证

中国自古就是铜文化的发祥地。据《史记·孝武本纪》记载:“黄帝采首山铜,铸鼎于荆山下,鼎既成,有龙垂胡髯下迎黄帝。黄帝上骑,群臣后宫从上龙七十余人。”随后,“铜”这一物质、文化符号更是屡屡出现在五千年的中华文明长卷之中。可以说,中华民族的发展史也是一部铜矿采集、铜业生产、铜文化生成演进的文明史。

《南诏奉圣乐》:民族艺术荟萃的交融之曲

《南诏奉圣乐》是唐贞元年间南诏国王异牟寻欲进献给唐王朝的“夷中歌曲”,是剑南西川节度使韦皋“谱次其声,又图其舞容”的一部大型歌舞乐。《南诏奉圣乐》融合了多个民族的音乐元素,不仅是南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更是中华文化中一颗璀璨的明珠。

彰显“大一统”的人文思想和政治理念——汉晋史书对西南边疆族群的历史书写

边疆书写作为历史书写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植根于中国历史实现“大一统”的过程中。汉晋时期,边疆书写在维护“大一统”政治理念及其主流历史意识地位中发挥着不可忽视的作用。这一时期,边疆书写在内容和模式上呈现出鲜明的特色,主要表现为强调前代的边疆治理经验以及史家的夷夏观念的转换。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视域下的元朝治滇实践

元朝统治云南的一个多世纪里,通过发展农业、兴办儒学、建立驿传、实行民族安抚政策等方式积极开展对云南的边疆治理。这些举措的实施不仅使“云南之人由是益富庶”,还推动了云南与内地一体化进程的加快,进而促进了自在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发展。因此,梳理总结元朝在云南边疆治理的举措,对今天加强边疆建设及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都有着积极的借鉴意义。

五尺道:见证中华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活化石

“我有双饮盏,其银得朱提。”此诗出自唐代韩愈的《寄崔二十六立之》。“朱提”是云南昭通的古称,也是五尺道经过地。诗中所说的“银”指产自昭通的“朱提银”。为何产自西南的“朱提银”会出现在中原地区?这都得益于五尺道的开通。五尺道自开通以来,加强了西南边疆地区与中原地区的联系,促进经济发展、文化交流,加速民族融合。如今,五尺道仍然盘踞在云贵高原的崇山峻岭间,可谓是见证中华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活化石。

蓝白交织的彩云: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视域下的大理扎染

扎染,古称“夹缬”“扎缬”“绞缬”,是我国历史悠久的传统染织工艺,自秦汉时期便广为流传,同时在日本、印度等世界多地也有传承和发展。在我国境内,此技艺多见于滇、川、湘、新等省区。大理扎染,由中原传入西南民族地区,此后逐渐发展成为云南省独具特色的传统手工技艺。大理扎染凭借别具一格的色彩运用、各式各样的图案设计以及精湛细腻的工艺技术,将各民族的文化特色有机融合起来,蓝白交织间,中华民族多元一体、和谐共生的文化魅力图景,成为了大理扎染艺术的文化底色。

边疆民族院校开发助理岗位助力毕业生就业项目实施状况研究——以某民族大学为例

课题组通过调研边疆某民族大学2020年、2021年开发校内科研助理岗位、政策性助理岗位助力毕业生就业项目的实施状况,发现少数民族学生、本科生、女生就业难问题较为突出。该项目的实施对缓解民族院校应届毕业生,特别是家庭经济困难的少数民族毕业生就业难问题起到积极作用,并且各岗位的工作性质与毕业生专业匹配度较高。但也存在着学生在校内助理岗位上的工作训练对其后续职业发展针对性不强;项目实施前岗位设定缺乏统筹、实施过程中对学生工作情况缺少监督、实施后对效果总结评价缺位等问题。

从《北凉史料辑录》看古代中国的民族大融合

《北凉史料辑录》是杨荣春老师结合魏晋南北朝时期所遗留下来的相关历史文献所编撰的专著。该书围绕南北朝时期的北凉的发展史进行探究,专著是由正史类、编年类、载记类、地理类、佛教类以及其他相关文献组成。这些传世文献内容其实质上都是在论述一个观点,那就是对当时民族大融合进行分析与论述。

民俗文化视域下的云南兴蒙蒙古族之旱涝灾害应对考察

云南兴蒙蒙古族是杞麓湖滨农耕文化的重要创造者之一。元明清以来,随着当地蒙古族的农业开发,杞麓湖西畔的蒙古族聚居地逐渐成为滇中的重要粮仓,然而,严重的水旱灾害常常给当地农业生产带来巨大的破坏。兴蒙蒙古族的民俗文化应对主要包括生活经验的传承、自然崇拜的祈愿和日常生活的禁忌,这些旱涝灾害的民俗文化应对一方面能较好地使民众意识活动脱离对特定事件因果的沉浸,调节当地群众的消极情绪,提升安全感,成为居民情感的疏导口;另一方面,浸润人民群众生存智慧的灾害经验总结和应对是当地蒙古族经历代传承留存的民俗文化精髓。

粤港澳大湾区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推进路径——基于广州市天河区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的调查

作为粤港澳大湾区的核心引擎,广州市的民族工作成效显著,民族交往交流交融趋势向好,各民族全方位互嵌格局有序形成。文章分析广州市天河区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在经济社会、文化心理、空间行为各维度民族互嵌的现实表征,提出宏观制度完善、中观主体联动、微观个体参与的各层级实现路径,推动粤港澳大湾区在多维互嵌实践中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进程。

边疆跨境民族杂居地区民族互嵌研究——以云南怒江州片马镇为中心的考察

对云南怒江傈僳族自治州片马镇民族互嵌进行考察,发现当地民族在长期杂居共处与互动中,在居住格局、语言、文化、社会交往以及生产等方面形成民族互嵌状态,以多重文化认同为内在机制巩固着边疆民族互嵌式社区的建设与发展。多重文化认同既是多民族地区民族互嵌式社区构建的结果,也是民族互嵌式社区建设的重要基础,从心理层面维系和巩固着边疆地区的民族团结。

近代昆明城市功能的历史演变

城市史研究中的“城市类型”是一个历史命题,特定城市的主要功能会在较长时间内保持恒定,但在特殊情况下也会出现变化。昆明作为西南地区连通中原最主要的典型边疆城市,在清末的边疆危机中发展迅速。近代昆明经历了自主开埠、护国起义、支援抗战等重要历史事件,逐步由一处传统的边疆省份行政中心发展为一个综合性城市。在这个过程中,昆明的主要城市功能发生了多次转变。

克罗齐的史学思想探析——以《历史学的理论与实际》为例

克罗齐作为意大利杰出的哲学家和历史学家,以其独特的深度见解在哲学和历史学领域产生了深远影响。本文旨在通过对其历史学代表作《历史学的理论与实际》的深入剖析,来探究克罗齐的史学思想。这本书不仅充分展示了克罗齐对19世纪欧洲实证主义史学和客观主义史学的深刻反思,也是其史学思想形成的重要标志。这本书系统地阐述了克罗齐的史学思想,为学术界研究其史学思想提供了重要的参考依据。本文主要从以下四个方面展开论述:克罗齐史学思想的缘起、《历史学的理论和实际》的主要内容、克罗齐的史学理论、克罗齐史学思想的价值。

中国特色民族事务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五位一体”第三方公开排序综合考核评价指数体系的构建

中国特色民族事务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构成部分,应遵循国家治理总体布局来构建中国特色民族事务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第三方公开排序综合考核评价指数体系。在全面阐述中国特色民族事务治理现代化理论分析框架的基础上,基于“五位一体”的总体布局,中国特色民族事务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第三方公开排序综合考核评价指数体系应包括团结和谐指数、繁荣富强指数、幸福满意指数、民生福祉指数、美丽健康指数这5个维度的一级指标,以及若干的二级指标和三级指标,并遵照数据使用、数据采集、数据分析、打分赋值、加权系数、公开排序等原则确定流程予以实施,以发挥方方面面的积极作用,汇聚强大合力,推动中国特色民族事务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创新发展。

民族地区乡村振兴的现代性困境与实现路径研究——以大理周城白族特色村为例

乡村振兴是解决城乡之间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重要抓手,是实现共同富裕的必经之路。民族地区乡村振兴要充分挖掘村落自身资源禀赋,以区域性、民族性、文化性、时代性、生态性为价值基础,走差异化发展道路。以“中国白族第一村”大理周城村为个案的研究发现:周城村在乡村振兴中面临着诸多现代性困境,但是由于其具有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白族特色文化成为其乡村振兴重要的内生性资源和独特竞争力。在乡村振兴中,要让白族特色文化在特色产业、乡风文明和乡村治理等方面彰显文化性、时代性和治理性等多重价值,最终走出一条具有民族特色性、主体性的乡村振兴发展路径。

西南边疆史研究的认识维度与阐释路径

西南边疆历史发展进程中的区域差异性、多元复合性特征,决定了西南边疆史研究应具有“多线历史”的视角。“多线历史”的研究指向,并非仅仅停留在对西南边疆治理与区域社会变迁历史过程的线性描述上,而是需要在更大的视域下呈现时空交错的“历史感”,并在不同的时空面向下,讨论西南疆域内部以及西南边疆与内地之间所建立起的结构性互动。这一阐释路径有助于从整体上探讨学术界长期关注的西南边疆多样性与统一性之间的关系问题,反思传统开发治理史研究中“单线叙事”的思维定式及其局限性,从而为西南疆域史研究提供一种新的思考维度、丰富西南边疆史的研究内涵,凸显出西南边疆多元结构的本质属性与发展逻辑,特别是西南边疆社会逐步成为中华民族共同体组成部分的复杂历史动因。

清末新政前夕云南边疆军政高层冲突及影响

清末新政实施前夕,彼此相互牵制、职权又重合的云南提督冯子材与云贵总督崧蕃、云南巡抚丁振铎围绕云南军政权力分配发生了公开冲突,这既是甲午战后清朝中枢与地方权力结构失衡的表现,也从另一维度呈现了云南地方社会政治矛盾日益尖锐化的面相。这次冲突表现出的清廷中枢力量日益“弱化”、央地之间的复杂互动、云南地方军政高层的“歧异”、云南地方财政及军事的不足等内容,都将制约新政的正式政令及改革举措的实际运行效果。位处西南边疆关键地区的云南社会政治的这些复杂形态,在某种程度上预示着清末新政在西南边疆的实施必然面临各种难以预料的复杂、艰巨局面。深刻洞察这一复杂景象,才能对清末新政在西南边疆的具体实施有更全面、透彻的理解和认识。

从殊俗到慕化:汉晋时期的西南边疆族群历史书写

汉晋时期,中国历史实现“大一统”的过程中,史书中所建构的边疆书写发挥着不容忽视的作用。前代的边疆族群治理在后世的历史书写场域中不断地被回忆和叙述。在“大一统”话语体系之下,随着中原王朝不同时期国力兴衰与治边政策的变化,史家对于边疆族群的书写呈现出“夷夏有别”与“用夏变夷”观念的交替转换。《史记》被塑造为边疆族群书写的典范,奠定了边疆族群夷夏二元一体结构的书写基调。随着后世汉族移民的不断迁入,至魏晋时期,史家对西南边疆族群的书写逐渐由“蛮夷”向“夷夏杂居群体”转变。揭示王朝国家时期的历史书写的历史理性逻辑,是探究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早期历史根基的新视角。

中华民族共同体视域下民族杂居乡村共同体构建——基于怒江州片马镇的考察

构建统一多民族的共同体是全球化背景下多民族国家面临的重要任务,中华民族共同体是基于我国社会历史文化背景与发展逻辑提出的国家共同体建设目标,多元一体即是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内在结构,也是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实践路径。在西南边疆地区,新时期"区域主义"取向的边疆治理要始终以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为指导与内容,夯实中华民族共同体在边疆多民族区域社会的基础建设。文章从片马镇民族杂居乡村共同体构建的考察中得出,构建区域共同体形式为基础的边疆民族杂居新型乡村共同体,是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在区域社会的具体实践。边疆新型乡村共同体是中华民族共同体的重要构成单位,是多元一体格局在边疆区域社会的缩影。边疆民族杂居乡村共同体的构建,遵循了边疆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是实现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重要途径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