彰显“大一统”的人文思想和政治理念——汉晋史书对西南边疆族群的历史书写

边疆书写作为历史书写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植根于中国历史实现“大一统”的过程中。汉晋时期,边疆书写在维护“大一统”政治理念及其主流历史意识地位中发挥着不可忽视的作用。这一时期,边疆书写在内容和模式上呈现出鲜明的特色,主要表现为强调前代的边疆治理经验以及史家的夷夏观念的转换。

五尺道:见证中华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活化石

“我有双饮盏,其银得朱提。”此诗出自唐代韩愈的《寄崔二十六立之》。“朱提”是云南昭通的古称,也是五尺道经过地。诗中所说的“银”指产自昭通的“朱提银”。为何产自西南的“朱提银”会出现在中原地区?这都得益于五尺道的开通。五尺道自开通以来,加强了西南边疆地区与中原地区的联系,促进经济发展、文化交流,加速民族融合。如今,五尺道仍然盘踞在云贵高原的崇山峻岭间,可谓是见证中华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活化石。

边疆民族院校开发助理岗位助力毕业生就业项目实施状况研究——以某民族大学为例

课题组通过调研边疆某民族大学2020年、2021年开发校内科研助理岗位、政策性助理岗位助力毕业生就业项目的实施状况,发现少数民族学生、本科生、女生就业难问题较为突出。该项目的实施对缓解民族院校应届毕业生,特别是家庭经济困难的少数民族毕业生就业难问题起到积极作用,并且各岗位的工作性质与毕业生专业匹配度较高。但也存在着学生在校内助理岗位上的工作训练对其后续职业发展针对性不强;项目实施前岗位设定缺乏统筹、实施过程中对学生工作情况缺少监督、实施后对效果总结评价缺位等问题。

从《北凉史料辑录》看古代中国的民族大融合

《北凉史料辑录》是杨荣春老师结合魏晋南北朝时期所遗留下来的相关历史文献所编撰的专著。该书围绕南北朝时期的北凉的发展史进行探究,专著是由正史类、编年类、载记类、地理类、佛教类以及其他相关文献组成。这些传世文献内容其实质上都是在论述一个观点,那就是对当时民族大融合进行分析与论述。

粤港澳大湾区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推进路径——基于广州市天河区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的调查

作为粤港澳大湾区的核心引擎,广州市的民族工作成效显著,民族交往交流交融趋势向好,各民族全方位互嵌格局有序形成。文章分析广州市天河区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在经济社会、文化心理、空间行为各维度民族互嵌的现实表征,提出宏观制度完善、中观主体联动、微观个体参与的各层级实现路径,推动粤港澳大湾区在多维互嵌实践中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进程。

边疆跨境民族杂居地区民族互嵌研究——以云南怒江州片马镇为中心的考察

对云南怒江傈僳族自治州片马镇民族互嵌进行考察,发现当地民族在长期杂居共处与互动中,在居住格局、语言、文化、社会交往以及生产等方面形成民族互嵌状态,以多重文化认同为内在机制巩固着边疆民族互嵌式社区的建设与发展。多重文化认同既是多民族地区民族互嵌式社区构建的结果,也是民族互嵌式社区建设的重要基础,从心理层面维系和巩固着边疆地区的民族团结。

近代昆明城市功能的历史演变

城市史研究中的“城市类型”是一个历史命题,特定城市的主要功能会在较长时间内保持恒定,但在特殊情况下也会出现变化。昆明作为西南地区连通中原最主要的典型边疆城市,在清末的边疆危机中发展迅速。近代昆明经历了自主开埠、护国起义、支援抗战等重要历史事件,逐步由一处传统的边疆省份行政中心发展为一个综合性城市。在这个过程中,昆明的主要城市功能发生了多次转变。

克罗齐的史学思想探析——以《历史学的理论与实际》为例

克罗齐作为意大利杰出的哲学家和历史学家,以其独特的深度见解在哲学和历史学领域产生了深远影响。本文旨在通过对其历史学代表作《历史学的理论与实际》的深入剖析,来探究克罗齐的史学思想。这本书不仅充分展示了克罗齐对19世纪欧洲实证主义史学和客观主义史学的深刻反思,也是其史学思想形成的重要标志。这本书系统地阐述了克罗齐的史学思想,为学术界研究其史学思想提供了重要的参考依据。本文主要从以下四个方面展开论述:克罗齐史学思想的缘起、《历史学的理论和实际》的主要内容、克罗齐的史学理论、克罗齐史学思想的价值。

中国特色民族事务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五位一体”第三方公开排序综合考核评价指数体系的构建

中国特色民族事务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构成部分,应遵循国家治理总体布局来构建中国特色民族事务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第三方公开排序综合考核评价指数体系。在全面阐述中国特色民族事务治理现代化理论分析框架的基础上,基于“五位一体”的总体布局,中国特色民族事务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第三方公开排序综合考核评价指数体系应包括团结和谐指数、繁荣富强指数、幸福满意指数、民生福祉指数、美丽健康指数这5个维度的一级指标,以及若干的二级指标和三级指标,并遵照数据使用、数据采集、数据分析、打分赋值、加权系数、公开排序等原则确定流程予以实施,以发挥方方面面的积极作用,汇聚强大合力,推动中国特色民族事务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创新发展。

民族地区乡村振兴的现代性困境与实现路径研究——以大理周城白族特色村为例

乡村振兴是解决城乡之间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重要抓手,是实现共同富裕的必经之路。民族地区乡村振兴要充分挖掘村落自身资源禀赋,以区域性、民族性、文化性、时代性、生态性为价值基础,走差异化发展道路。以“中国白族第一村”大理周城村为个案的研究发现:周城村在乡村振兴中面临着诸多现代性困境,但是由于其具有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白族特色文化成为其乡村振兴重要的内生性资源和独特竞争力。在乡村振兴中,要让白族特色文化在特色产业、乡风文明和乡村治理等方面彰显文化性、时代性和治理性等多重价值,最终走出一条具有民族特色性、主体性的乡村振兴发展路径。

清末新政前夕云南边疆军政高层冲突及影响

清末新政实施前夕,彼此相互牵制、职权又重合的云南提督冯子材与云贵总督崧蕃、云南巡抚丁振铎围绕云南军政权力分配发生了公开冲突,这既是甲午战后清朝中枢与地方权力结构失衡的表现,也从另一维度呈现了云南地方社会政治矛盾日益尖锐化的面相。这次冲突表现出的清廷中枢力量日益“弱化”、央地之间的复杂互动、云南地方军政高层的“歧异”、云南地方财政及军事的不足等内容,都将制约新政的正式政令及改革举措的实际运行效果。位处西南边疆关键地区的云南社会政治的这些复杂形态,在某种程度上预示着清末新政在西南边疆的实施必然面临各种难以预料的复杂、艰巨局面。深刻洞察这一复杂景象,才能对清末新政在西南边疆的具体实施有更全面、透彻的理解和认识。

从殊俗到慕化:汉晋时期的西南边疆族群历史书写

汉晋时期,中国历史实现“大一统”的过程中,史书中所建构的边疆书写发挥着不容忽视的作用。前代的边疆族群治理在后世的历史书写场域中不断地被回忆和叙述。在“大一统”话语体系之下,随着中原王朝不同时期国力兴衰与治边政策的变化,史家对于边疆族群的书写呈现出“夷夏有别”与“用夏变夷”观念的交替转换。《史记》被塑造为边疆族群书写的典范,奠定了边疆族群夷夏二元一体结构的书写基调。随着后世汉族移民的不断迁入,至魏晋时期,史家对西南边疆族群的书写逐渐由“蛮夷”向“夷夏杂居群体”转变。揭示王朝国家时期的历史书写的历史理性逻辑,是探究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早期历史根基的新视角。

西南边疆史研究的认识维度与阐释路径

西南边疆历史发展进程中的区域差异性、多元复合性特征,决定了西南边疆史研究应具有“多线历史”的视角。“多线历史”的研究指向,并非仅仅停留在对西南边疆治理与区域社会变迁历史过程的线性描述上,而是需要在更大的视域下呈现时空交错的“历史感”,并在不同的时空面向下,讨论西南疆域内部以及西南边疆与内地之间所建立起的结构性互动。这一阐释路径有助于从整体上探讨学术界长期关注的西南边疆多样性与统一性之间的关系问题,反思传统开发治理史研究中“单线叙事”的思维定式及其局限性,从而为西南疆域史研究提供一种新的思考维度、丰富西南边疆史的研究内涵,凸显出西南边疆多元结构的本质属性与发展逻辑,特别是西南边疆社会逐步成为中华民族共同体组成部分的复杂历史动因。

中华民族共同体视域下民族杂居乡村共同体构建——基于怒江州片马镇的考察

构建统一多民族的共同体是全球化背景下多民族国家面临的重要任务,中华民族共同体是基于我国社会历史文化背景与发展逻辑提出的国家共同体建设目标,多元一体即是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内在结构,也是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实践路径。在西南边疆地区,新时期"区域主义"取向的边疆治理要始终以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为指导与内容,夯实中华民族共同体在边疆多民族区域社会的基础建设。文章从片马镇民族杂居乡村共同体构建的考察中得出,构建区域共同体形式为基础的边疆民族杂居新型乡村共同体,是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在区域社会的具体实践。边疆新型乡村共同体是中华民族共同体的重要构成单位,是多元一体格局在边疆区域社会的缩影。边疆民族杂居乡村共同体的构建,遵循了边疆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是实现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重要途径之一。

“公益”一词的由来及历史发展进程

“公益”是指为了社会、为了大众的利益而行动的行为或事业。公益在不同历史时期的地位和作用,与时代的演变有着紧密的关联。在古代,由于社会文明的局限性,缺乏对社会公益的关注与扶持,使得“公益”这个概念并未得到普通民众认可。随着时代的进步,到了近现代,一些社会学家对于公益一词开始深入探究,以期通过对“公益”这个词语的解读,能够让社会大众关注今天公益慈善事业对于本土内生属性问题的影响,使得公益这个词语能够真正地深入到社会,让社会去关注它,并给予它一定的发展空间,以此来推动社会文明的进步。

少数民族碑刻文化的发展——以楚雄彝族为例

云南楚雄彝族地区碑刻文化蓬勃发展,碑刻种类有一千多种。楚雄彝族碑文的使用,对了解古代环保观念、书院制度建设、碑刻史以及楚雄地区少数民族文化的起源大有裨益。前人对文献碑文的比较取得了许多成就,这为我们进一步研究楚雄彝族地区的地方民族史提供了保证。然而,相关的研究工程和实际表现状态还不够深入,目前很少有学者对楚雄民族的地方史和碑刻进行了全面的调查研究。为了促进楚雄彝族地区引申文献的比较,深化楚雄地方史研究,通过对地方志的阅读和对彝族碑刻的现场访问,进行了深入分析,以期为后期学者收集和比较引申信息提供一个全面系统的索引,并促进后续的汇编和写作工作。在对众多碑文进行整理后,有必要对其进行分类,并对其时空分布进行调查,以进一步探讨楚雄彝族碑文的历史价值。

抗战时期高校内迁对云南教育的影响——以西南联大为核心

平津沦陷后,根据国民党政府和教育部颁布“战时看和平”的教育方针,沦陷区的大学纷纷搬迁。云南作为抗日战争的大后方,战时成为重要的文化城市和民主堡垒,也是中国高等教育得以保存和持续发展的生命线。在这些搬迁高校中,有一颗璀璨的明珠——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是由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和南开大学联合组建的,也就是今天的云南师范大学。与此同时,自抗日战争以来,云南高等教育也在搬迁高校的领导下“转移了暂时的氛围”,教育界迎来了新的希望。

独特的历史叙事与对传统史观的突破——读《天朝的崩溃:鸦片战争再研究》

鸦片战争在中国近代史上的影响重大,相关著述已出版不少。《天朝的崩溃:鸦片战争再研究》的研究可以说是推陈出新。本书是茅海建先生对鸦片战争相关历史问题研究的重要学术成果,也是目前学界普遍认可的本领域研究之集大成者。作者对鸦片战争的研究包含着对以往的研究进行批判的意味,为学界研究鸦片战争提供了新的视角。本文将从《天朝的崩溃:鸦片战争再研究》的主要内容、历史叙事以及此书对传统史观的突破等三个方面展开论述。

云南彝族地区现存碑刻的生物多样性解读

云南彝族地区在社会发展进程中遗留了大量的碑刻,是祖国文化宝库中重要的组成部分。这些碑刻中有许多生物多样性内容的记载,主要以“万物有灵”的信仰和“封山育林”的题材呈现,通过对这些碑刻的梳理,挖掘其中所蕴含的生态理念,有利于推进生物多样性的保护和维持生态平衡,对于我们当今生物多样性保护的施行有积极的借鉴意义。

现代白族作家文学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书写

现代白族作家文学植根于深厚的中华文化土壤,以兼容并蓄的格局气象和守正创新的精神风貌,与同时代主流文学同频共振,折射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从自在到自觉的历史进程。从现代白族作家文学的民族性特征、现代性民族国家叙事实践和对中华文化深度认同的维度,探赜其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书写的意蕴和所指,有利于加强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建设,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艺术力量和精神滋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