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威尼斯到奈良:透过雷蒙·勒迈尔档案看真实性

本文旨在透过比利时艺术史学家雷蒙·勒迈尔的经历来检视从《威尼斯宪章》到《奈良真实性文件》中的真实性问题讨论。作为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的首任秘书长和第二任主席,勒迈尔档案中保存有许多从未发表过的1960年代到1990年代以来的国际辩论记录。这批档案被保存在比利时鲁汶大学。勒迈尔曾是《威尼斯宪章》和《奈良真实性文件》起草会议的报告员,两份文件的草稿即被保存在其档案中;此外,还能见到1970年代勒迈尔试图修改《威尼斯宪章》的相关记录。档案材料揭示了这些事件鲜为人知的一面,增进了我们对遗产史上两个重要参考坐标的认识。它们凸显了国际原则性文书制定中的人为因素,提示我们不要将它们视为普世性的、不可改变的声明。

大运河上的塔“院”:遗产理景中的价值解读与景观提升

由本体转向在城市景观视野内理解建成文化遗产,不仅有益于对古人传统设计智慧和营建逻辑的发见,也契合入遗之后的遗产保护需求,特别是遗产所在城市的发展要求。以大运河上一座重建的塔的周边环境提升为切入点,探讨入遗后遗产保护与景观设计如何全面认知价值和促进城市功能提升。以大运河上的塔和塔院这类特殊的文化景观要素指出古人整体性的营建逻辑和景观被赋予的多重属性,说明整体性的视野是应对入遗后需求的有效策略。风景园林设计应回归城乡背景而非从中剥离,方可为城市作出更积极的贡献。

印刷物中的氛围转向:从万唐人物展看中国风观念的转变

中国风曾于17—18世纪风靡西方的上层社会,但在19世纪,学者普遍认为它已然沦为过时且庸俗的艺术。然而1838年邓恩在美国费城成功举办的“万唐人物展”表明,西方仍对中国风有着巨大热情。得益于当时的第二次印刷革命,展览的导览目录和多家主流报纸图文并茂地记录下了这一盛况。本文主要依靠该展览费城版本(1839年)和伦敦版本(1842年和1844年)的两份导览目录和当时主流报纸的报道,指出该展览见证了西方大众对中国风从惊奇到祛魅,再到内化与误解的认知转变。其中,印刷媒介为观众创造了一个以情景氛围为导向的中国风认知途径。

晋东南地区新见的“下卷昂”实例：坪上汤帝庙西朵殿

晋城市泽州县坪上汤帝庙西朵殿的斗栱上近期辨识出的"下卷昂"这一特殊形制做法,初步可推断为金代遗构,而晋东南地区此前尚未见到同类做法遗存,这一新见案例为已有的下卷昂之流布假说树立了一个新的时空参考点。起源于晚唐西安地区的下卷昂,很有可能是在宋末金初之际、沿"乌岭道"自晋西南地区流传而来。沿着这个思路,未来仍需进一步对相关区域的地上、地下建筑史料进行发掘和整理,这势必会对晋东南这一中国保存早期建筑最为丰富地区的建筑历史认知产生一定的促进作用。

对《威尼斯宪章》及其应用实践的跨文化审视:一种中国视角

《威尼斯宪章》(以下简称《宪章》)是现代文化遗产保护史上最重要的纲领性文件。然而,关于《宪章》的创作背景,相关讨论主要由西方学者提出,缺乏非西方文化视角的审视。自20世纪80年代引入中国以来,《宪章》的阐释与应用所引发的理念讨论延续至今。在这种情况下,对《宪章》的考察需要从中国立场出发,进行更为宏观的理解与思辨。文章尝试从历史和文化的维度梳理《威尼斯宪章》的语境,将视野扩大到15世纪以后的欧洲,选取历史性纪念物的发明、废墟审美与现代性、基督教的“求真”鉴赏力与“普世”世界观、带有政治意涵的“最小干预”理念、反民族主义语境下的中立与技术性5个侧面进行简要分析,同时将其与中国历史文化经验相比照,以讨论适配性。在此基础上,结合3个当代修复案例,综合考察《宪章》在中国的实践与影响,并提出建议,以期对中国式现代化的遗产保护事业提供更具文化敏感性的决策思路。

从西式基督教到中式基督教风格——在中国推进本土文化适应中的建筑手段,1919-1939

在1900年以后的中国,教堂的重建采用了许多种不同的西式风格。其中,哥特式在法国和比利时的传教士当中最为流行。如传教士建造师和羹柏(De Moerloose)设计的教堂,都从属于基督教普世文明中的一种保守的世界观。1919年,教皇本笃十五世(Benedict XV)发布了一项旨在发展本土教会和牧师的新传教政策。此后,主教刚恒毅(Celso Costantini)在中国推行的本土化进程产生了一系列充满雄心的建筑方案。1927年,修道士艺术家葛利斯(Adelbert Gresnigt)奉命创造了一种新的'中式基督教风格',对建筑的本土文化适应与现代化两方面的要求同时做出回答。北京辅仁大学校舍(1929—1931)即是他的杰作:它有着古典的平面布置、功能主义的混凝土结构和中国风格的表皮。这种'中式基督教风格'被进步的传教士和许多中国基督徒所支持,但却激起了保守派传教士和一些中国天主教徒的反对,这些人并不希望看到状如寺庙和佛塔的教堂。

欧洲宗教建筑适应性再利用的启示

紧迫的问题 全欧洲现有大约60万处宗教建筑，其中尤以古代基督教堂为众。作为一类特殊的文化遗产，教堂存欧洲的文化景观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它们常常占据城市或乡村中的首善地段，并在建筑风格和艺术表现上具有突出的意义。然而，在当今人口增长缓慢且已高度世俗化的欧洲社会，大是的教堂正在失去信众，并因没有经济来源而关闭闲置。

复杂的民族身份如画般上演——1933年芝加哥世博会上的“比利时村”

本文旨在研究比利时历史与民俗村在世博会上身份认同的演变,并聚焦于首个为国际观众建造的比利时村——1933年芝加哥世博会上的“比利时村”。本文探讨了“比利时村”的创新之处,并探究了为何“老欧洲”项目在芝加哥失败,而“比利时村”却大获成功,同时亦关注该项目的推动者和设计师,探讨其目标和意图。此外,还探讨了这些“克隆”的历史建筑在多大程度上代表了比利时或佛莱芒建筑遗产的多样性,并研究它们如何影响比利时对其历史区和露天博物馆的修复和认知,包括不可移动文物和非物质文化遗产。

从崇敬到蔑视——从瓷器看17—18世纪欧洲对“中国”认知的转变

引言:作为欧洲认知中国之载体的瓷器在1662年的一幅静物画中,画家威廉·卡尔夫(Willem Kalf,1619—1693)通过其绘制的一件精美的中国瓷器(图1),展示了他对瓷器材质和光学特性的深刻理解。作为17世纪荷兰黄金时代最杰出的静物画家之一,尽管卡尔夫可能对瓷器上的图像并不了解,但他意识到此乃一件域外古物。1受限于当时欧洲对瓷器的有限认识,他很可能将光泽细腻的瓷器和画中由鸵鸟蛋制成的鹦鹉螺高脚杯等自然物相提并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