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典文学作品改编的时代性阐释——由小说《人生》到电视剧《人生之路》

从经典文学作品到电视剧的改编,成为近年来影视剧创作和关注的热点。编剧既要遵循小说原著的精神,又要勇于开拓和创新,让文学经典走近人们的当前生活,以满足不同年龄时段受众群体的审美期待。由路遥小说《人生》改编的电视剧《人生之路》,在拓展叙事时空、展现地域风貌、塑造人物形象、反映社会民生形态等方面,与时俱进地呈现出社会发展演进的时代性背景和现代化元素,从而有意地突破小说原著叙事时间的局限,拉近文学经典与现代生活的距离,让文学原著的主题精神深入和延续于当下社会,继续发挥文学经典的艺术魅力。这也是该剧的成功价值所在。

“文学性”与文学批评美学范式的重建

“文学性”不断成为文学批评活动中的热点话题,是中国当代文学发展的必然诉求,也是当下文学批评必须面对和回答的问题,呈现出理论批评界对社会问题、学术问题、文学问题的重大关切。如何在新的文学批评范式下建构文学批评的话语体系,依然是讨论的焦点。从“重写文学史”到“文学性”问题的讨论,表现出因为文学性的缺失或非文学性因素的增强而引发的焦虑,与此同时,相关文学理论或批评方法诸如俄国形式主义、新批评等的引入,但往往出现与其问题讨论初衷不尽一致的现象。因此,在文学批评活动中,重建文学批评话语及其美学范式,是“文学性”问题讨论的重要目标,如何回到文学常识,在价值重构中重建文学性,是一个需要直面并回答的问题。

科技与人文共舞——人工智能文学写作初探

随着技术的急速发展,人工智能已深入到人类写作领域,正以雷霆之势蓬勃发展,在显示出独特优势的同时,其不足之处也在应用与实践中日益暴露。这是一次前所未有的创新,希望与挑战并存。通过梳理人工智能写作的发展历程,能够认识其发展现状,继而分析其能够深化人机协同工作、重塑传统写作流程、回归写作本真等优势,与缺乏情感、逻辑性、深层次审美内涵等不足,最后进行深入的追问与反思,探究人工智能写作的未来发展趋向,让科技性与人文性共生共舞。

论魏绍馨先生的文学史研究与著述

魏绍馨是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尤其是现代文学史研究与撰述的重要学者,他是新时期以来第一个研究五四文学并撰述《五四新文学运动》专著的学者,也是贯通中国现当代文学思潮史研究的学者。在学术方法上,魏绍馨从辩驳与论争出发,对文学史上某些已成定论的问题进行再思考,坚持实事求是的科学的学术研究态度与方法,从材料和文献出发,提出新观点;文学史研究与撰述是魏绍馨重要的学术成就,形成了独具风格的以史为镜、以史为鉴的文学史价值观念。魏绍馨及其同时代学者是勇于追赶潮头的学者,是能够并且建立自己学术思想,有自己的学术观念和体系的学者,是回答了重要社会现实问题的学者。

毕际有诗文风貌及对孝妇河流域文学的助成

明末清初淄川文人毕际有是蒲松龄坐馆的东家,他出身名门,为官廉能勤慎,与陈维崧、王士禛等知名文人有广泛交游,归乡后敦睦宗族,泽被乡里,热心淄乘。毕际有擅诗文,诗歌清幽恬澹,富有意境;亭台记以物寄情、精丽朗畅;笔记《淄乘征》博雅严谨,对淄川方志的考订颇有贡献。毕氏家族的客观条件及其自身的文学活动对孝妇河流域文学的构建有助成之功:一是为《聊斋志异》的写作提供素材,助其传播;二是毕氏的石隐园作为描写对象与文学创作的空间场域,吸引了众多淄博名流,或修志纂书,或吟咏唱和,石隐园也成为清初孝妇河流域文学活动的一个重要发生地。

“佛兴西方,法流东国”:《大唐西域记》的佛教传播史意义

《大唐西域记》是玄奘西行求法的实录,是对求法所见、所闻的亲忆、亲述,在佛教传播史上具有独特的意义和价值。它对众多佛本生、佛传、佛弟子故事、佛教的重大活动、佛教遗迹以及佛教内外论争等的记载详尽、完整,对佛教传播路线和传播规律的体现清晰、显明。同时,它口述性、文学性特征突出,是一部宗教性与文学性相结合、学术性与普及性兼具的佛教传播史著作。

“通俗的文言”与中国现当代文学——从茅盾的《红楼梦》语言研究说开去

茅盾在《红楼梦》研究中,提出的“小说语言一般叙述故事、描写环境的文字大都用接近口语的通俗的文言”的观点,应引起学界重视。深入阐释和研究“接近口语的通俗的文言”,对于认知两千余年间中国文学语言的演化规律,探究通俗文言与现代白话之间的复杂关系,重新理解古代文言与现代白话,以及当下现代汉语语境中如何理解和运用文言等问题,颇有启示,可为学界一直争论的“新文学与旧文学”“精英文学与通俗文学”“古代文学与近代文学、现代文学、当代文学”等问题提供另一种思路。我们应持更加开阔和包容的理念,认为它们都是中国文学语言古今演变的产物,也都是中国文学自身发展到不同阶段不可或缺的部分。

《大唐西域记》在越南的译介与传播

《大唐西域记》记载了玄奘从长安出发游历西域的所见所闻,是研究古代中亚、南亚乃至西亚地区历史、地理、宗教等的重要文献。越南历史上长期使用汉字,《大唐西域记》汉字版最早或在7世纪就已传入越南,成为越南佛教徒耳熟能详的作品。1945年国语字成为越南的法定文字后,介绍玄奘生平的书籍及《大唐西域记》越南语译本迅速出现。到2007年,《大唐西域记》就已经有了两个越南语译本,且在越南多次再版。越南是“一带一路”沿线的重要国家,研究《大唐西域记》在越南的译介和传播,对面向“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讲好中国故事、不断提升中华文化影响力有着启示意义。

20世纪初期文学史撰述中的文体认同问题

中国文学史撰述是近代才开始出现的学术活动。从1907年到1936年的三十年时间里,出现了近百种文学史著作。文学史著述的热潮恰值中国古代文学从观念到体式开始走向新调整的时期,同时也是中国新文学蓬勃发展之际。固守古典者试图以撰写文学史的方式建立起古典文体的经典性、合理性及其合法性地位;新文体的倡导者和实践者要为“新文学”定位,极力证明中国新文学的合法合理地位,证明“新文学”就是文学,着力于创造新的美学原则。“文学”与“新文学”的文体之争,显示了两种不同文学观念在文学史撰述中的立场。早期中国文学史的撰述从两个方面为中国文学的现代发展提供了重要的理论资源和历史基础。一方面,中国古典形态的文学通过各种中国文学史获得了文学史的认同,不仅古典诗词成为现代各派作家共同使用的文体,保留了中国传统的古典美学精神,辞赋文章的文体风格与文体类型也被文学史承认,并成为当时人们生活中运用的文体。另一方面,新文学的现代文体经过艰难抗争,取得了文学史的合理合法地位,小说、诗歌、散文、戏剧四种文体,从概念厘定到内涵确立,已经成为中国文学的正宗。同时,现代文学的文体创造又在自觉和不自觉状态中承继了中国古典文学的某些特征,古典文体的美学精神及其艺术手段被吸收溶化为现代文体的某些艺术方法,凝聚成具有现代美学特征的艺术精神,为中国文学的发展提供了新的可能性。

文明论“文学性”发微

俄国形式主义把文学理解为一个语言系统,自诞生起,它就带有一种超越自我和人类中心主义的色彩。“文学性”作为可感的语言差异性活动就发生在对语言系统的持续偏离中。这也正是“文学”这一“建制”摆脱、打破和置换一切建制的“奇怪”之处。借助巴赫金的形式主义批评、卡尔维诺的“文学机器”说以及骆一禾的“诗歌共时体”,文章尝试将形式主义“文学性”置入文明论的视域,赋予其总体性和施行性,充分释放其潜力。

“后新闻业时代”的打假视频与新闻价值的新维度——从王海到“superB太”

每年的“3·15”国际消费者权益日前后,打假都会成为热门话题。从新闻价值的三个维度来分析两个不同时代的打假人,可以在他们的打假实践中发现,随着“后新闻业时代”的到来,以往作为标准的新闻价值发生了一定程度的变化。同时从关系视野中可以看出,作为新闻的打假行为,能构建人与现实世界的关系,这种关系比以往更强,也更加复杂。

郑、孙、殷、方的吴中酬唱及其文学复古意义

明代第一次复古运动在刘瑾乱政后进入新的发展阶段。正德六年至八年,复古派羽翼郑善夫、孙一元、殷云霄、方豪在吴中地区交游酬唱。吴中酬唱既有对复古理论的实践,也反映出此一阶段复古运动的新变化。在文学复古的观照下,四人结合自身的生命体验,在创作中实践复古派的学古理论;又将此一时期繁盛的道家思想融入诗歌,为复古诗学增加了新的文学元素,同时也为观察复古派文人前后思想的割裂提供了一个窗口。

马愉与明初台阁体后期的文学新变

正统年间台阁文学走向衰落。马愉恰逢“三杨”离开文坛的第一时期,其文风虽不离台阁,但多意兴活泼之作,已启台阁文学新变之先声。其诗作从鸣国家之盛转向抒写个人生活,应制题材单调,鸣盛作品数量减少;从“诗以理性情”变为诗以写真情,诗歌功利思想淡化,山林隐逸之风渐起;审美趣味由追求典则雅正、温厚雍容趋向自然淡泊。究其原因,它既是外在鸣盛土壤消失、帝王兴趣减少等现实情况的必然结果,又与内中台阁领袖退出诗坛,马愉自身文化背景及个性特质密切相关。

时空转换与复现中的文学对话:张问陶的驿邮题壁诗

清代蜀中诗人张问陶仕宦南北,曾八次出入川蜀,六次途经秦蜀古道,在来往京川及赴任莱州期间,他途经或借住沿线驿馆,创作了约122首有关驿站馆铺之作以及驿壁题诗。这些诗作不仅提供了清代通信和交通状况的生动信息,又描绘出沿途所见新奇的驿路风光,细致刻画出一路上处于陌生空间之中复杂的内心情感况味,同时在同地不同时、同地不同人、同地不同境的时空转移与复现中实现了与自我、与友人的文学与情感对话。

经由风俗之镜/径——杨志军《雪山大地》的历史意识与文化意涵

《雪山大地》以地方民族风俗为方法重塑民族记忆,重述国家历史,建构民族文化认同。风俗成为窥见民族生活、情感和精神的艺术之镜/径。小说既以风俗为镜,映照民族生活状态和时代流转;又以风俗为径,深入生活的细处和历史文化纵深,揭示民族精神和民族文化心理结构。经由《雪山大地》中风俗的描述方式,可见新时代中国文学蕴含的历史意识及叙事美学的嬗变。

阅读的灵晕与自律:纸上书、画中书、镜中书和人工智能

数字技术在打开书籍史研究边界的同时,也似乎带来了书籍史与传播史界限的消弭,书籍史的独立地位受到了挑战。然而,书籍史的独特性在于书籍是人类阅读实践的结果,每一部书籍会因阅读进入不同的“游戏”模式,从而产生不同的灵晕。灵晕的产生离不开书籍的内容,也离不开书籍的物质形态,灵晕就是创造力,以新版本、绘画、音乐、建筑等多元方式渗透进文明的历史。灵晕的产生离不开阅读的自律,阅读自律是社会阅读秩序的产物,也是个体阅读反思的结果。数字时代,如何在阅读混乱中重建阅读自律?我们仍然需要书籍史,它不仅是面向过去的,也是面向未来的,为过去的书籍和“镜中之书”建立谱系,才能在更复杂的阅读环境中重建阅读自律,推动机器阅读与身体阅读的平衡、合作、共生,保持阅读的多样性。

新媒体推动传统文化的传播及产业化的观察与思考

传统媒体曾经是传播传统文化的主要渠道。但近年来由于新媒体的异军突起以及文化产业市场商业化与娱乐化,涉及传统文化的产品则失去了对于受众尤其是年轻人的吸引力。我们可以看到,新媒体宣传途径的运用让传统文化传播渠道得到了进一步拓展。新媒体也促使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融合。借助新媒体促进传统文化现代化引发了如下思考:在适应碎片化、娱乐化传媒生态的同时坚守文化底线;流量变现促进传统文化产业化发展;新媒体平台加强政策支持的同时加强内容审核;政府相关政策的支持是有力保障。

新时代中国现实主义小说的两种范式——以《花灯调》《雪山大地》为典型个案

现实主义的兴起与重构是新时代文学中的一个重要现象。在共同的现实主义标识下,因作家对现实主义内涵的理解及表意形式上的差异,新时代现实主义小说亦呈现为形神各异的复杂面向。刘庆邦的《花灯调》和杨志军的《雪山大地》在历史抑或人作为叙事重心的选择、人性话语与人民性话语的互动重构、时代精神结构与小说情感结构的呼应,以及对中国/世界、民族/人类的认知等方面,为理解新时代现实主义小说的精神质地、美学塑形及其内在的复杂、分殊,提供了颇具症候性和启示性的典型个案。

阅读生态视角下阅读类短视频的发展探析

为探讨研究阅读类短视频对优化阅读生态的意义,笔者结合《短视频时代的阅读研究》报告阐释短视频和阅读的关系,以及短视频对传统阅读的影响,分析阅读类短视频从汇流“博览会”到扎根阅读生态的实践过程,提出阅读生态伦理视角下阅读类短视频的责任。研究发现,阅读生态的研究是需要将物、人共同考虑进去的生态研究,唯有如此,才能推动建立阅读生态伦理观念,进而培育良好的阅读生态体系。

从“诗稿册”到“极乐”世界——于书籍边界探索出版性的可能

阅读危机、社会变革和技术发展促使学界为出版寻求强有力的理论模型和概念定义,但出版活动总会被制度、实务和出版物的形式套上重重框架,这让模型或概念显得陈旧脆弱。出版性为我们提供了一种新的思考角度。要验证这种“常量”是否存在,就要从书籍史中书籍的差别中寻找,从阅读史中读物的命运中寻找,从媒介间性串起的传播巨链中寻找。艾米莉·狄金森(Emily Dickinson)的诗稿册、传世古书《三礼图》、革命运动中的传单和海报、泰勒·艾莉森·斯威夫特(Taylor Alison Swift)的大电影、文字量巨大的电子游戏《极乐迪斯科》等案例让我们看到,出版性在“媒介之海”上架构起书籍的“思之浮廊”,但这种文明的象征正在数字化巨浪侵袭下面临危机。“思之浮廊”只是出版性外化的一种形式,在广阔的媒介之海中,出版性正在出版与其他媒介技艺的竞争游戏中延展。我们唯有逾越出版的边界,才能真正理解出版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