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与天道、人道——孔子、荀子对龙文化的拓展

作为中华文化重要组成部分的龙文化在孔子、荀子那里实现了重大理论跃迁,充分展现出了多层次的思想视界。这一重大变化的文化背景是先秦诸子争鸣这一理性时代的照临。孔子、荀子在龙文化方面的主要贡献在龙与天道、人道的理论贯通与文化塑造方面,具体阐发了龙之德的三个方面,即神圣之德、玄妙之德与君子之德。

批判熔铸与汇通转化——论张祥龙对孝道哲学研究的新推拓

张祥龙对孝道哲学研究的新推拓之＂新＂可用批判熔铸与汇通转化这两个词来概括。具体言之,即批判中西哲学,熔铸科学、哲学甚至文学,汇通古代文献与现代学术,以现象学的方法解剖古代文献中的孝道意义世界,将文献中折射出的孝道真理作现代解读,将孝道研究与人类学、心理学、认知科学等学科的新进展相沟通,全方位、多层次地提振孝道,以实现孝道研究的哲学化、科学化与现代化。这是一条理论的＂经＂线。与此同时,关注孝道延伸的诸多现实问题,实现从理论到实践的汇通转化。这是一条实践的＂纬＂线。其新推拓对于深化人性的理解,开展孝道的交叉学科研究具有学术示范意义。对于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也有一定的借鉴意义,甚至对于人类普遍性政策的制定也具有指导意义。

荀子对鲁文化传统的批判与熔铸发微——学脉承继与礼乐重构的视角

鲁文化中的儒文化是荀学之本源与根底。荀子独具特色的学术思想正是对鲁学中的儒文化进行文化批判与理论熔铸的结果。学脉承继与礼乐文化为鲁文化特重之内容。荀子在师承谱系上遥契孔子,出自仲弓之门人,对儒家学派进行了彻底的改造。荀子礼乐重构的哲理期待、理论愿景与政治实践围绕四大秩序维度——社会政治秩序治理维度、道德伦理秩序规约维度、文化秩序成人维度、经济秩序管理维度而展开。荀子思想体现出了强烈的批判色彩与深刻的熔铸风格。

荀子生态哲学探赜

荀子哲学并非人类中心主义。荀子的"人性恶"反转出生态责任伦理观,其天人相分蕴示着平等意识与敬畏观念,而"礼义之统"视域则开显出兼顾天时与人事的生态制度设计。回眸、探赜荀子生态哲理,对避免自然中心主义或人类中心主义的极端倾向,同时对生态意识的现代重塑、转换与超越,践行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之道,建立生态文明制度,具有资鉴意义。

以礼治孝与从义从道--荀子孝道观及其启示

荀子上承儒家传统孝道思想而结合自己思想中的性恶论、礼论、乐论等基本理论架构,形成了与孔、孟皆能契接得上而又自成体系的孝道观。以"人道有辨"力图缓解性恶论与孝观念之间的内在张力。因其特重礼乐而有礼以养欲、礼以养体、礼以别异的孝道观。因其特重"统类"内在思理而有"以类行杂,以一行万"的从义从道、通权达变的孝道观。荀子的孝道观对于我们弘扬优秀的孝文化、应对老龄化社会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荀子读书为学的抽绎与省思

以荀子为中心,从书目选择与读书次第、读书为学的目的与态度、读书为学方法三个方面进行抽绎与省思。书目选择与读书次第反映了儒家的经典面向与文化观念。读书为学之目的与态度涉及到知识与道德、实用态度、科学态度、艺术态度、专业与通学、道与术等复杂的关系。儒家读书为学目标指向全面的人而不是单向度的人,最高目标是达成理想人格,臻于圣贤境界。荀子的读书为学方法可抽绎为"四到"与"三心";内外结合之法:学莫要得师与学贵有自得之见;学之三境:闻见之知、德性之知、实践之真知。

先秦儒家论玉的思想视界——以孔子、孟子、荀子为例

先秦儒家论玉具有鲜明的学派传承特征,在立论上具有明显一贯性,在入思向度上却呈现出差异性,可谓"玉"彩纷呈。孔子、孟子、荀子论玉不以器型立论,而以玉所呈露的品质立论,且具有以比喻义论玉的一贯特点。孔子论玉主要从比德于玉的角度立论,孟子论玉最大特点是以玉喻政、以玉喻人,荀子则从德玉、礼玉、人才玉等多视角、多论域立论。先秦儒家玉论极大丰富了中华玉文化的哲理内涵,打开了玉文化广阔的思想视野,提升了玉的文化品格与精神价值。正像后来儒家文化成为中国文化主流一样,儒家对玉的功能、价值的理论阐释也成为中华玉文化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

荀子“积”的思想视界

荀子对"积"的关注超越了在其之前的任何典籍。荀子之"积"涵具教育学意义、人性论意义、伦理学意义、政治学意义等多重意蕴。教育学意义之"积"深入探讨了学习的起点、终点、目的、过程、方法等;人性论意义、伦理学意义之"积"则主要指向"化性起伪"的积伪工夫论;政治学意义或曰德化治道视域下之"积"则包含了君道四统、群居和一的隅积之道,王霸并用、积微而成、积持则立之道,上下俱富、强本节用的社会分配之术。如此丰赡的积论思想建构起了荀子全面系统、纵贯圆融的"积"论思想体系。

荀子“辨”的思想视界

荀子"辨"的思想视界蕴示着人贵有"辨"、由"辨"而"辩"和礼之治"辨"三个重要组成部分,其分别指向道德理性、语言逻辑和社会治理,并由此组成了一个"三而一"式的有机统一整体。具体言之,人贵有"辨"的道德理性主要解决了人物之别、天人之分与人自身结构之辨。由"辨"而"辩"的语言逻辑明确提出了君子必辩以及期、命、辨、说四种思维形态。礼治之"辨"的社会治理方式则蕴含了社会人群的等级贵贱之"辨"、亲疏远近之"辨"以及和同秩序之"辨"——明分使群的礼序观。

差异与相通:孟荀人性论新探

孟荀人性论在立论的出发点方面有价值之应然层面与事实之实然层面之别,理论侧重点也有先验德性心理与感性经验知识的分别,修养工夫论上则体现为"反求诸己"与"性伪"的分野,反映在社会治理方法上则有仁政与礼治的差异。同时,孟荀人性论对于人性的可塑性、环境在人性发展过程中的作用都持肯定的态度。在对人性的衡量标准问题上,二者秉持的观点也是一致的。

孔孟荀“骂詈”的原因探析

孔、孟、荀三人是先秦儒家最佳代表者,其骂詈既是一种独特的语言现象,又是一种特殊的思想现象。其在骂詈对象、骂詈言辞、骂詈方法等方面存在极大差异。其骂詈既有鲜明的儒家学派共性也蕴涵了其独特的思想、不同的气象以及个性的气质。总体来讲,孔子是"和蔼"之骂詈,孟子是雄辩式骂詈,荀子是统类视域中之骂詈。选取人类社会中骂詈这一独特文化现象进行理论观照,集中阐发其文化镜像及其特点,有利于更全面深刻地理解先秦儒家。

得意忘象与得象忘言——王弼《明象》篇开出的治易新理路

《周易略例·明象》凝聚了王弼对易学这一天人之学的总体看法和主要致思取向。鉴于两汉象数易学家在易学诠解理路上拘泥于象数之弊病,王弼以一个开风气易学家的高明卓识与学术担当,高举义理大旗,重开易学新风,为以义理解易提供了合法性与合理性证明。《明象》篇就是他一扫两汉繁琐注易、解易的象数之风,批判地解构前代易学家的治易路数,对易学进行义理向度重构与新诠之代表作。王弼易学的新理路建构从对"言""象""意"三者关系的论述中展开,凸显"意"的方面,并提出了得意忘象与得象忘言这一具体而微的理论进路。

老子的言道观与体道观

老子认为日常语言无法对"道"进行言说。这是由道的先在性与语言的局限性共同决定的。一方面,道之于万物的存在具有逻辑先在性与时间先在性。另一方面,语言作为具体生存际遇之物无法通达形上畛域。这与春秋时代的人文背景与老子的史官经历都有直接的关联性。有鉴于此,老子另辟蹊径,提出体道的根本方法是负的方法,体道之工夫是损的工夫与复的工夫。

黄巾军何以“见玄皆拜”

黄巾军"见玄皆拜"这一今人看来不可思议的现象包含了复杂的历史信息。从汉末学术大背景与一般社会氛围来看,当时知识分子研究经典范式的转型导致了才高博洽的知识主义学术风气的形成。同时,阴阳五行学说和谶纬之学成为当时一般社会民众的思想底色。郑玄不与混乱时代同流合污的光辉俊洁的志节、屡征不就的隐逸风度、崇高的德望及其在学术层面的易学与谶纬研究构成了黄巾军"见玄皆拜"的直接原因,而郑玄学术中的谶纬之学与黄巾起义指导思想的内在学理相通及其思想认同乃黄巾军"见玄皆拜"最重要的原因。

孔子论“鸟”所包含的意蕴

关于孔子的研究，学界大都从孔子一些重要概念的诠释、理论体系的建构以及学术史传承意义的“宏大叙事”层面进行。普遍认为，只有具有深刻主题性、明确目的性、连贯统一性的孔子解读才有真正的意义。结果反而轻忽了孔子活泼泼的具有启发性、个性甚至灵性的独特话语表达。或认为其无关理论宏旨或不屑于从这些琐碎的方面去解读孔子，认为这样解读会矮化了孔子。其实不然。从这些生活化的方面去研读，往往能洞察出孔子理论的背后玄机，重寻出那些被遮蔽的意义。

荀子论“福”

每到农历新年，中国人总会在房门上、墙壁上、门楣上贴红红的福字，寓意未来一年的好日子。如今，福字已经成为传统民俗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据考证，这样一种既体现庄严仪式感，同时又洋溢喜庆画面感的“贴福字”风俗，至迟出现于南宋时期。

“义利合一”的新型价值观重构刍议

随着我国现代化进程的加快及市场经济的迅速发展,当前我国社会的价值体系重构问题逐渐被提上议事日程。我国当代社会这种新的价值观既不同于重义轻利的传统儒家价值观也不同于极端利己主义与拜金主义的价值观,而是"义利合一"的新型价值观。在这种新型价值观的范导下,我们既能合理的追求物质利益,又能坚持内心道德律的规范作用,使二者达到有机的统一。

忧患意识的抽绎与省思——以孔子对忧患的豁显为例

产生于商周之际的忧患观念可通过对中国先秦时代众多典籍的文本线索钩沉而开显出来。孔子对于理论形态的忧患意识有豁显之功。从外部历史环境因素来看,缘于春秋末期"一多互摄"的生存格局;从内在因素来看,缘于孔子的主体内省。孔子提倡患在内不在外,在己不在人,开启了反求诸己、反省内求的思维方式,在教育实践中处处以生活化、艺术化、时机化、情境化方式展示,并将忧患意识内显于仁、外化于行,实现了个人忧患与国家前途命运的结合,且由内而外自然导出了敬畏化、礼仪化的忧患意识——礼,完成了仁礼合一、仁智双显十字打开式的通达思想架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