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青岛蓝色文化品牌建设的思考

品牌引领是竞争环境下区域文化发展的重要战略。在大力发展蓝色经济、推进半岛蓝色经济区建设背景下,实施品牌引领战略、打造蓝色文化品牌是文化名城建设的必由之路。应以底色的蓝色文化为基础,以本色的蓝色文化、着色的蓝色文化为重点,按照由做大到做强再到名城确立三步走战略,通过明确区域文化发展定位、塑造城市精神与主题文化、科学设计推进战略、突出战略重点,分类分步推进蓝色文化品牌建设。

明末清初中日私人海外贸易的间接渠道初探

明末清初的中日私人海外贸易是有多方共同参与的,除了中日两国商人之间的直接贸易外,还有其它的间接贸易渠道。这些间接渠道主要有葡萄牙商人操纵的澳门——长崎贸易,荷兰商人控制的大员——长崎贸易,以及日本通过萨摩藩、对马藩分别与琉球和朝鲜所进行的藩属贸易。这些间接渠道是当时中日贸易的重要组成部分,共同促进了明清之际中日私人海外贸易的繁荣,并对当时东北亚地区的贸易格局及力量对比产生了深远影响。

明末清初郑氏海商集团对日贸易制度初探

明末清初,郑氏海商集团逐渐成为东南沿海的霸主,在对日贸易中处于垄断的地位。该集团内部运用各种制度对中日贸易进行组织和管理,其中主要有牌饷制度、五商制度和公司制度。这些制度在对日贸易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成为郑氏海商集团发展壮大的制度保证。

清康熙开海后中国对日贸易重心北移原因初探

1684年康熙帝解除海禁之后,中国对日贸易的重心发生了北移,即从福建地区转移到江浙地区。造成这种变化的原因主要有:江浙地区交通便利,同时又是中日贸易货物的主要产地,有利于减少贸易成本;清政府为了加强对中日洋铜贸易的管理,倾向于将贸易口岸集中在江浙地区;日本政府为了保证进口生丝和书籍的质量,在限定唐船入港数量时,对江浙地区的商船给予了政策上的优惠。在这些原因的共同作用下,明中后期以来中国对日私人海上贸易的格局在清初康熙开海后发生了变化,福建地区衰落,而江浙地区迅速崛起。

试论康熙时期的对日海外贸易政策

康熙时期,清政府采取了较为积极的对日贸易政策。康熙开海,为处于夹缝中的中日贸易提供了良好的发展机遇,中日贸易随之出现前所未有的繁荣局面。为了加强对日本的了解,康熙帝还派人密访日本,这为制定相应的贸易政策提供了依据。康熙帝还试图对日本采取进一步的外交行动,从而打破两国之间的外交僵局,虽然这种努力未获成功,但这种积极的外交态度是值得肯定的。1715年,中日贸易发生"信牌风波",两国贸易一度陷入停顿状态。康熙帝力排众议,坚定地支持中日贸易,使这场风波得以化解,中日贸易得以继续顺利开展。

游幕与清初士人心态及诗风演变——以康熙己未博学鸿儒科布衣处士士人群为考察对象

以康熙己未博学鸿儒科"四大布衣"为代表的布衣处士士人群在清初大都有游幕乞食的经历。作为"谋食"之举,为人作幕被视为降志辱身之举,游幕在影响士人心态的同时,也促使其诗歌内容与诗风发生演变。另一方面,游幕为布衣处士士人群提供了相对安定的著述环境和广泛的交游范围,大幅提升了他们的诗歌创作和学术水平。通过游幕,布衣处士士人群对社会现实认识的更清楚,对他们应诏博学鸿儒科起到了推动作用。

儒家“士”的精神发微

"士"是中国历史上一个独特的社会阶层,在某种意义上是民族精神和传统文化的承载者。"士"阶层的存在,"士"精神的张扬,是华夏民族生生不息,绵延不绝的重要原因。发掘传统文化中的"士"精神,对现代社会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传统文化博大精深,"士"的精神也具有多重性。从儒家角度来说,"士"精神的基本内涵是"志于道"。士"志于道",所追求的,是"仁"的精神,"礼"的秩序,并在这一过程中具体的展现出忧患意识、敬畏意识和担当意识。

提升基层公共文化服务水平的路径研究

在城镇化背景下,加强基层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可以为城镇化提供有力的文化支撑。针对基层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中存在的基层公共文化服务投入不足、基层公共文化服务机制有待完善和基层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缺乏完善的监督评估机制等问题,提升基层公共文化服务水平的途径是:充分发挥政府主导作用,保障基层公共文化经费,并在此基础上积极引导社会资本进入公共文化建设领域;创新公共文化服务机制,实现基层公共文化服务多元供给,从而激发基层公共文化活力;建立完善的监督评估机制,提高监督的有效性与评估的科学性、客观性。

清末民初北京小报小说的形式特色

清末民初北京小报上开始出现白话小说。这些小说在形式上向传统评书形式靠拢,与评书一样,有定场诗;使用评书中的表述术语;在叙述过程中,模拟评书表演现场进行叙述。这种独有的特色决定了小说的题材、叙事结构、整体风格、人物形象、创作目的等都向评书艺术靠拢,受到当时中下层市民的普遍欢迎。小报小说之所以会采取这种形式,与中国的话本小说传统有关;与小说的读者、作者群体有关;也与报刊连载的形式、小报小说作为吸引读者进而提高报纸销售量的重要手段都有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