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静安区人民检察院关于保险行业职务犯罪分析及预防建议

随着我国市场经济进程的不断深化,人们保险意识逐渐增强,越来越多的人选择主动购买保险或者以保险作为投资手段,带来了保险行业的巨大发展空间。然而,快速发展时期往往也是问题集中暴露时期,保险公司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侵吞钱款的案件呈上升趋势。

情注夕阳红 上海市静安区人民检察院老年人司法保护工作纪实

在一般人的眼里,手执正义之剑的检察官应该是什么形象?许多人会说出很多褒扬与赞颂的词语:一身正气、刚正不阿、正义凛然、剑胆琴心……然而,上海市静安区人民检察院的检察官们说:"仅仅这些还不够,在真正的检察官身上,体现出的不仅仅是坚决打击犯罪的铮铮铁骨,更多的应该是对人民群众真挚的爱,这种爱愈深沉,才愈能显示出人民检察官的本色!"静安区是上海老龄化程度最高的中心城区之一,60周岁以上的老年人口约占全区总人口的四分之一。根据这个特点,静安区检察院将老年人司法保护作为执法为民的重要途径,努力撑起一片庇佑夕阳的司法天空。

绩效考核在基层检察院管理体系中的导入和实施

目前基层检察院的考核方式普遍存在定位模糊、指标设定缺乏科学性、考核关系不畅以及考核前后与其他工作衔接不够等问题。因此，需要引入和实施绩效考核作为整个绩效管理的核心，将对基层检察机关的各项业务工作起到一定的促进作用。检察机关引入绩效考核，应以是否使工作成果最大化、是否有助于提高全院工作效率为评判标准，并设置具体的指标与模式，以提高科学管理水平，增强全员竞争意识，形成激励效应，促进人才合理流动。

刑事和解中检察机关能动司法的制度选择--基于上海经验的实证研究

通过上海市部分基层检察院适用刑事和解案件的实证调查,反映出检察机关在适用刑事和解的实践探索中存在诸多问题,其关键在于检察机关的司法能动缺乏应有的制度规范和保障。检察机关适用刑事和解,应当确立正当的能动司法观念,并与司法克制主义相统一,在此观念基础上,对刑事和解的基本制度及监督制约机制予以规范,将不同诉讼环节的刑事和解制度相互衔接和协调,并在相关配套保障制度方面加以完善。

我国民事诉讼检察监督中存在的问题与探析

本文在对我国民事诉讼检察监督历史考察的基础上 ,针对当前我国民事诉讼检察监督的权限、审级和结案方式等问题进行了剖析 ,并提出自己的观点。

检察建议的基本理论问题

量刑建议权制度的构建既有理论依据又有现实基础;量刑建议应采用确定的量刑建议并作为审判活动监督、提起抗诉的参考依据.检察机关介入侦查引导取证的做法是在多年的办案实践中逐步形成的,虽然已经取得了较好的办案效果,但仍然存在一些突出问题,需要加以健全与完善.民事抗诉应定位于申请再审之后,将申请再审规定为当事人向检察院申诉的前置程序;更应定位在涉及公权利的范围内,而对不涉及公权利的案件则采用检察建议的形式,由法院审查决定是否启动再审程序,从而构建检察抗诉与检察建议并存的检察监督格局,真正起到统一司法、个案公正以及衡平各主体利益的作用.人民检察院对行政权的监督局限于职务犯罪侦查权,锁定在诉讼程序范围,没有充分体现人民检察院行政检察职能的宪政定位.拓展人民检察院的行政检察职能,设置专门的行政检察机构,是实现人民检察院对行政权的法制监督,发展行政检察制度和国家行政监督制度的必然要求.对检察建议的法理基础、性质地位、功能定位等的认识,理论与实务上有多种不同的主张,研究检察建议的基本问题对于立法,司法与法学研究具有现实意义,尤其对明确检察建议的适用范围、完善检察建议的程序、发挥检察机关的综合治理职能具有重要价值.对监管场所实行派驻检察,是中国检察制度的重要特色之一.基层监所检察实行"科室合署办公模式"是派驻检察组织形式的深化和具体化,是提高驻所检察工作效率和监督实效的极佳路径.

积极构建以证据为核心的检察引导侦查制度

以审判为中心要求我国侦、诉、审三方在履行职权的方式方法上不断改进完善,一切刑事诉讼活动的目标都应指向最终的审判活动。检察机关作为刑事诉讼活动承上启下的关键环节,不但要在审查起诉环节做好庭审的准备工作,更要在审查起诉之前就充分发挥引导作用,依法履行法律监督职能,为后续的起诉、审判活动夯实基础。

未成年人刑事检察制度检视——健全“捕诉监防”一体化工作模式的现实思考

未成年人刑事诉讼程序的本质目的是以追究犯罪和保障未成年人权利为双重目标,但未成年人刑事诉讼程序却需要与成年人的正当程序性保护有区别,在遵照"教育为主,惩罚为辅"的原则下,未成年犯罪人应当注意更加规范的程序性保护。实践先行而后立法是少年刑事司法改革的一个显著特征。为防止立法上的缺失与实践中的不规制所增加的合适成年人参与制度错位和被规避的风险,应在具体操作上尽量体现、维护涉案未成年人之权益。检察机关要在落实专门机构设置,把握未成年人特殊检察政策的要求,进一步健全和完善"捕诉监防"一体化工作模式方面进行深入的探索和思考。我国《刑诉法》第271条对未成年人附条件不起诉的条件进行了严格的限定,这为未成年人附条件不起诉制度的实施提供了法律上的依据。然而,我国这项制度与发达国家"缓诉"、"起诉保留"、"起诉犹豫"等制度相比,差距甚远,有待进一步完善。通过批判继承国外的制度设计和实践方案,应当从实体内容和程序构造两个方面改造并完善我国的未成年人犯罪记录消除制度,并将裁量的立法模式纳入其规范构建之中。

检察建议工作原则与机制完善

作为一项“实践中的权力”，检察建议工作还有很多方面亟待完善。在获取现实社会认可和支持、优化工作环境的同时，特别要重视权力本身的系统运作和具体实施的认真研究。在此过程中，工作机制无疑居于一种基础性的地位。就工作机制而言，应当在基本原则的指导下，从功能导向、组织运行、管理协调、落实推进等方面加以立体化的完善，形成完整的检察建议工作系统。这四项工作机制相互交织、相辅相成。其中，功能导向机制是前提、组织运行机制是核心、管理协调机制是根本、落实推进机制是保障，统一于法律监督的内在需求之中。

论建立专门的检察业务管理机构

建立业务管理机构是检察机关办案业务工作内在规律的需要,是解决办案业务协调配合中存在问题的需要,是公正高效完成办案工作的需要。检察业务管理机构定位于检委会办事机构,是一种非诉讼程序监督制约,采取事后监督为主、事中监督为辅的方式,属于司法性质管理,实现评价与指引模式功能,重点在于预防和减少每个办案环节的执法偏差,预防重复问题再次发生。通过网上运行方式进行检察业务管理,可以实现对检察业务的规范化、标准化和全流程监控。

开放、透明、信息化条件下的检察工作

检察权的配置要以司法规律为圭臬,以权力制约、程序实体相统一等原则为指导,从具体制度上适当强化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权。针对检察官的不起诉裁量权,我国刑事诉讼法及相关司法解释设置了一系列的监督制约机制,以期能收到制衡之效。但这些制衡措施在实效性方面存在缺陷,有的也存在理论合理性方面的瑕疵。因此,需要在调整指导理念的基础上,对我国不起诉制约机制进行重构。民事执行检察监督是"监视"和"督正"的统一。在现行法中,检察院应当和可以采用纠正违法意见和其他法定方式对民事执行活动进行法律"督正"。新时期广大群众对司法机关化解社会矛盾、保障经济发展、维护社会稳定、维护公民权益的诉求十分强烈。检察机关应当积极延伸检察职能,构建以群众利益诉求为中心的矛盾化解机制。环境公益诉讼是指为保护公共环境利益,针对污染环境或者破坏生态的行为提起的诉讼。检察机关作为法律监督机关成为参与环境公益诉讼的当然主体,但是基于立法的缺陷,各地检察机关参与环境公益诉讼的模式不一,程序多元。有必要对当前检察机关参与环境公益诉讼的模式进行重新解读,从而建立一种统一的检察机关参与环境公益诉讼模式。检察建议是人民检察院履行诉讼监督职责和参与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一种形式。检察建议工作机制的建立,与其立法化问题一样,应当区分为诉讼监督类与非诉讼监督类两种情形分别进行研究,不同类型的检察建议配置不同的制度规范。

检察机关量刑建议权的规范化

在我国司法改革进程中,量刑制度改革意义重大.最高人民法院试行两个《指导意见》,有助于推进量刑规范化,但其理论基础、权力(权利)配置和程序整合、针对性和可操作性以及实际效果反馈都面临一系列难题.为有效应对这些难题,应当采取一些积极措施。量刑建议制度作为检察机关公诉活动改革的一部分,受到理论界和实务界的广泛关注.由于我国法律没有明确规定检察机关的量刑建议权,因此为了维护检察机关公诉活动的严肃性,保证出庭公诉质量,制定统一的量刑建议具体实施规范十分必要.据两高《关于办理侵犯知识产权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的规定,在涉及商标犯罪的案件中,建议依据商标知名度本身的特点,以及刑法的最新发展理念,将知名度因素作为"法定量刑情节"予以考量.同时,在考量过程中,要对驰名商标是否认定、知名度认定细节等问题予以注意.实现量刑公平是量刑机制改革的目的,而量刑公平的判断则是量刑是否符合社会大众对犯罪应受刑罚的预期.改革我国的量刑机制应采用"量化与对话"的综合性的改革方案。传统人伦量刑观将儒家德礼、伦常等核心价值观运用到刑罚裁量中,彰显出刑法的人伦精神和价值,在我国法制史的长河中呈现出强大的生命力。继承和发扬传统人伦量刑观的合理因素,完善当代量刑机制,是传统法律文化和时代法治精神的共同要求和必然选择.《美国量刑指南》是值得借鉴的域外重要经验,717号修正案是该《指南》近期作出的重要修改,进一步论证了《指南》存在的必要性和合理性,以美国最高法院的系列案例,揭示《指南》适用过程中的两大主旨,对我国如何以量刑指导文件推进量刑规范化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知识产权检察职能集中统一履行的实践与完善

知识产权案件办理具有高度的技术性、专业性、复杂性,需要打通“四大检察”对其予以专门性、综合性司法保护。部分检察机关就知识产权检察职能集中统一履行的探索表明,知识产权检察人员配置与办案水平参差不齐、知识产权检察一体化履职落实力度缺乏刚性、知识产权检察制度改革创新的规范供给缺失等问题亟待解决。新时代知识产权检察履职应以刑事、民事、行政检察集中统一理念为指引,不断深化知识产权专业化机构改革,增强顶层设计与业务规范供给,推进技术专家咨询制度,以回应日益增长的知识产权司法保护需求。

追赃挽损在防范化解金融风险中的作用与途径:以上海地区检察工作实践为视角

追赃挽损对防范化解金融风险具有重要意义,检察机关有必要将实体与程序深度融通,确保工作成效。在实体方面,《刑法修正案(十一)》对非法集资类犯罪作出了多方面修订,在加大惩治非法集资犯罪力度的同时,将退赃退赔明确列为法定从宽情节。对不同行为主体,有必要区分为积极参加者、一般参加者、提供帮助者、不作为犯罪处理者、逃废债者、前期获益的集资参与人等六种情形,细化各自追缴和退赔要求。检察机关应将追赃挽损工作覆盖刑事诉讼全程,在侦查、捕诉、审判、执行各阶段,充分发挥检察职能,参与防范化解金融风险。

检察机关加强和完善举报人权益保障研究

向检察机关举报职务犯罪行为（包括贪污贿赂犯罪、国家工作人员的渎职犯罪，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利用职权实施的非法拘禁、刑讯逼供、报复陷害、非法搜查的侵犯公民人身权利的犯罪以及侵犯公民民主权利的犯罪），足公民行使琉督权和参与社会事务管理的一种方式，对于惩治腐败、打击违法犯罪起着重要的作用。

论建立专门的检察业务管理机构

在检察管理系统中，最重要的是建立健全相应的管理枢纽，从而起到牵一发而动全身的效果，切实发挥对决策的参谋辅助作用。检察机关的管理工作主要涉及检察业务、检察队伍和检察事务。在检察长的领导下，内部管理的权威机构分别是检察委员会、党组和检察长办公会。在此基础上，理想的检察管理体系可分为三大块，即案件业务方面：检委会一业务管理机构（研究室）；队伍建设方面：党组会一政治部、纪检监察部门；行政事务方面：检察长办公会-办公室、行政部门。

新《刑事诉讼法》背景下对接检察机关量刑建议工作规范化建设

量刑建议不仅是检察机关综合案情、社情、民情作出的预断,也是检察机关公诉权的一项重要内容。量刑建议工作在全国检察机关开展以来,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果。但是新《刑事诉讼法》背景下的新旧问题依然凸显,因此检察机关亟需总结经验,分析利弊,积极应对《刑事诉讼法》修改后面临的新挑战。

信用与信任:检察机关执法公信力建设的双重维度——以职务犯罪侦查工作为视角

检察机关执法公信力是检察机关对社会公众的信用和社会公众对检察机关的信任两种姿态。在整个社会"公信力"和"私信力"遭遇严峻挑战的背景下,检察机关执法公信力面临检察机关信用和社会公众信任双重缺失的现实困境。检察机关执法公信力建设未曾为宏大的叙事结构,社会公众亦并非从检察制度、组织、结构等层面感知执法公信力的强弱。检察机关应从恪守刑事程序法,关注蕴涵人文关怀的执法细节,形成与理论界有效交流的法律职业共同体,实现与传媒从"背靠背"到"面对面"的良性互动等方面加强执法公信力建设。

恢复性司法与我国刑事检察工作

恢复性司法作为一种与传统刑事司法制度完全不同的新型的理念与运作模式,正为社会各界普遍关注和思考,并且在许多国家进行了程度不同的尝试。合理引入恢复性司法制度,确定恢复性司法理念,对于化解社会矛盾、消除不稳定因素、促进社会和谐意义重大。目前,我国尚没有形成严格意义上的恢复性司法模式,恢复性司法不仅是一个理论问题,更重要的是一个实践问题。本专题着重对恢复性司法的理论问题及在我国的实践进行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