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媒时代地方高校应用型新媒体人才培养模式的创新与思考——以鞍山师范学院网络与新媒体专业为例

基于数字媒体产业需求,鞍山师范学院、凤凰教育开启校企合作协同育人项目,采用2+2的人才培养模式,构建厚基础、重实践的金字塔式课程体系,积极开展理论与现场结合的教学模式,探索实战性、创新性实践为主线的实践育人体系,打造双师双能型教师队伍,成功推动了网络与新媒体专业向应用型的转变。在合作的5年间,走出了一条具有专业特色的人才培养之路,但也暴露出不少问题。针对地方高校校企合作协同育人过程中存在的普遍性问题,亟待建立一套适应时代发展的可持续的校企合作机制。

地方政务短视频的文化传播价值探析——以“文明鞍山”抖音视频号为例

“文明鞍山”抖音政务视频号借助移动互联网进行自媒体公益传播,形成了独特的地方政务品牌。“文明鞍山”传播社会文明,汇聚向善的力量,容纳了更多的社会文化主题,彰显了政务视频号文化传播的价值。

基于融媒体传播的鞍山城市文化氛围营造创新

当传播与城市建立起内在的勾连,技术视野下的传播与城市进步之间的关系则格外耀眼,融媒体传播更成为城市氛围营造中最重要的命题。本文将融媒体视为塑造城市的传播者,以技术与文化的交融为视角,立足鞍山市,对技术主导下的鞍山市如何在融媒体的作用下释放能量,进而营造优质的文化氛围作出回应。

鞍山地区古诗词创作传承的导向研究

古诗词创作是传承优秀传统文化的主要形式之一。新时代诗词创作传承应有创新性、创造性,要在创作中提高,要具备创新的思路。在岁月的年轮中,在丰富的积淀中,催熟诗词的认识度,提高诗词的理解力,用创新的诗词联句去记载或存在的、或逝去的、或昂扬的、或奋进的生命历程和人生精彩。同时,在创作传承中发扬扬弃的精神,遵循“学古不泥古,破法不悖法”的原则。

符号学视域下网络语言的特征及传播机制

随着网络的蓬勃发展,网络语言逐渐成为一种全新的、广泛的、年轻态的传播表达方式。运用符号学理论分析网络语言呈现的任意性和约定性、时效性和模糊性特征,并阐释这些特征主要是由交际主体身份的模糊性、地位的平等性及其独特的语用心理决定的。网络语言的这些特征改变了传统语言的能指性和所指意义,实现了网络语言的高速传播,同时更需要采取有效措施来维护网络环境的纯洁。

日本掠夺鞍山钢铁资源扩充军备扫描

1905年,日俄战争爆发,日本夺取了长春至旅顺之间的“南满铁路”和旅大租借地,全面开启对中国政治、经济和军事侵略:利用“假合办公司”“独建制铁所”“新建整合制钢系统”等方式疯狂掠夺鞍山钢铁资源扩充军备,以钢养战,进行军国主义侵略战争。以全景扫描的形式,对日本掠夺鞍山钢铁资源的方式和手段进行追述,以启示国人忧患意识和斗争精神。

新文科背景下混合式教学在新闻评论课程中的运用

在新文科背景下,文章探讨混合式教学在新闻评论课程中的运用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有助于培养学生夯实新闻评论基础,掌握新闻评论技能,成为新时代新闻评论人才,满足新闻媒体需求。文章立足新闻评论课程的改革背景,分析混合式教学在新闻评论课程中的优势,结合新闻评论课程的教学目标,探究混合式教学在新闻评论课程中的实施及考核评价,从而把混合式教学作为新闻评论课程革新的重要抓手,助力新文科背景下的课程提质与教学创新。

新时代线上与线下融合式教学实践与探索--以《语文课程与教学论》为例

随着信息技术的迅猛发展,师范院校在教学过程中应用现代信息技术,实现教学方式的现代化和教学资源的多元化已成为师范教育教学的大趋势。在教学过程中融入现代信息技术,符合新时代的要求,线上教学已成为学校教育的必要辅助手段。这种新型的教学模式实用、有效、便捷,但也存在着弊端。本文基于课堂观察法、案例研究法,以汉语言文学师范专业的《语文课程与教学论》为例,分析现代信息技术与课程教学整合的时代背景与特点,探讨新时代线上与线下融合教学的价值及有效方式,并对教学实践进行反思。

忠孝节义:朝鲜朝文人李建昌散文中的儒家伦理思想刍议

朝鲜朝末期文人李建昌被誉为“丽韩九大散文家”之一,他从小就受到儒家思想的影响和忠孝节义家风的濡染,并对其文学创作产生了积极而深远的影响,从而使得李建昌的散文作品中具有浓郁的儒家伦理思想,这可以从“忠孝节义”四个方面来阐释。具体而言,“忠”体现了对国家和君主的忠诚与奉献,“孝”体现了对父母和长辈的孝道与亲情,“节”体现了对气节和节操的崇尚与追求,“义”体现了对道义和秩序的信念与坚守。不仅如此,受阳明心学的影响,李建昌始终竭力去践行“忠孝节义”的儒家伦理思想。

技术赋权、情感劳动与消费异化——虚拟偶像的建构逻辑、现实困境及其治理研究

在“技术-资本”逻辑的双重作用下,获得“技术赋权”的虚拟偶像粉丝群体仍旧被资本把持的符码逻辑裹挟,并通过大规模、高质量的情感劳动不断丰富“拟真拜物教”制造的审美幻象,加剧了将个体物化、商品化的欲望和冲动,引发一系列社会问题和心理效应。为此,剖析虚拟偶像建构核心要素、粉丝文化实践的深层逻辑,及其繁荣表象之下的伦理困境和现实难题,从文化引领、监管机制、行业自律三方面提出了净化行业生态、优化大众的媒介体验和审美方式的治理策略。

中国符号学发展的回顾与展望

中国的符号学研究始于20世纪80年代初期,相对西方起步较晚,但在五十余年的时间内取得了显著发展。我国符号学发展分为三个关键阶段:依附“西方学派”主导时期的起步阶段(1981—1986年)、中西方符号学学派开始融合的平稳发展阶段(1987—1993年)和建立中国化符号学体系的全面展开阶段(1994年至今)。目前,我国符号学理论研究和符号学的应用研究取得了国际的认可,正在积极构建承载中国文化的中国符号学派。我国符号学研究虽仍然面临着专著量不足、专业刊物较少、学术定义尚未明晰统一等困境,但中国符号学研究正克服困难,稳步前进。

大众传播媒介对现代文学书写的影响——评《传播媒介与现代文学史分期》

文学是贯穿我国历史发展始终的重要艺术形式,汉赋、唐诗、宋词、明清小说构成了我国古典文学独具特色的发展谱系,现代文学在整体文学发展史上扮演着承上启下的角色,它一定意义上与古典文学具有紧密的内部联系。同时也孕育着当代文学的某些重要基因,而现代文学的发展与特定时代的环境密不可分,特别是随着清末民初报纸杂志等大众传媒形式的兴起,现代文学的生产方式、传播路径等都发生了变化,这一定意义上直接影响着现代文学的发展,而事实上现代文学与大众传媒的关系历来是学界关注的重要命题,相应的学术研究成果是多元化的。

新时代高校辅导员核心素质培养

新时代高校辅导员应具备的核心素质包括政治素养、职业素养、理论素养以及学习素养。本文通过研究发现,要培养新时代高校辅导员的核心素质,必须构建系统的政治理论学习平台,加强政治理论教育;开展高校辅导员职业技能培训,促进职业技能训练;推动理论学习与实践活动融合,将理论与实践结合;创新辅导员核心素质培养机制,建立终身学习体系,从而切实推进新时代高校辅导员核心素质的创新培养与提升。

疫情背景下媒体报道助力辽宁区域形象传播

在抗击新冠肺炎疫情中,媒体报道推动了辽宁新形象的传播,彰显了辽宁的责任担当,为重塑辽宁区域形象找到契机,主流媒体和自媒体构架的传媒矩阵示范将为地区形象塑造持续助力。

新媒体环境下文化辽宁形象传播研究

传播是对象化的传播,永远离不开传播的对象,更离不开传播的途径。而新媒介的兴起及大数据的运用,以其先进的技术手段将分散的力量凝聚在一起,形成了虚拟也真实的文化具象,显示了新媒体传播的动力。

鞍山市大学生自主创业政府作用机制研究

大学生创业作为一项系统工程,需要大学生自身、学校、社会、政府等各主体从各自角色出发,密切合作、相互配合,其中政府在大学生创业工作中处于举足轻重的地位。本文探讨鞍山大学生自主创业与政府作用机制的关系,以及政府如何为大学生创业提供更为有力的支持与帮助。

探究融媒体时代短视频新闻的传播策略

新媒体的发展极大地推动了信息传播,但同时也对传统媒体造成了严重影响,为了有效应对挑战,融媒体应运而生。通过将传统媒体与新媒体融合,可以确保信息传输更加真实、快速,保障新闻时效性。与长视频相比而言,短视频的主要特征是内容多样化、趣味化和实效化,更适合现在人们的高效率和快速的生活方式,让人们可以高效地理解新闻内容,节省大量时间。本文对融媒体时代短视频新闻的传播策略进行分析,确保短视频新闻可以持续发展和创新。

读“可卿”情解“红楼”意

“大旨谈情”是曹雪芹予以《红楼梦》的主旨,但非仅谈“情”而已,“意”在“情”中,“情”中有“意”。作者赋予全书“情”的化身竟然是谜一样的秦可卿,致使“红楼”之情扑朔迷离,尽显人性之复杂,构设红楼“遍披华林”的悲壮基调,也是中国文士永恒的“困惑”与“焦虑”,充满民族文化的历史厚重感。曹雪芹寄予秦可卿的形象特质与价值,就在于其“无可云证”的“一把辛酸泪”悲情推演的点位钩织。以《红楼梦》文本与脂评为依据,论析秦可卿不同的符号性角色,解读“可卿”之情与谜及其与《红楼梦》主旨的关系。

方言在汉语语法演变过程中的运用及其重要性——评《汉语史指示词的功能和语法化》

方言作为一种语言形式,具有独特的语音、词汇和语法特征,影响着整个汉语的发展进程。因此,深入探究方言在汉语语法演变中的作用是非常重要的。在社会生活中,我们经常听到一些方言词语被用于日常交流中,如“啊”“哎呀”等。这些词语虽然不是正式的汉字词语,但是它们却成为人们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同时,这些词语也反映了当地文化和社会背景的不同之处。因此,我们可以通过对方言的研究来更好地了解中国各地区的历史、文化以及社会的发展情况。此外,方言也是汉语语法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由于方言的存在和发展,使汉语形成了不同的语体和方言体系。

媒介学的核心概念及其学术价值——基于媒介学与媒介环境学的比较研究

鉴于媒介学与诞生于20世纪50年代的媒介环境学在研究对象、目的和方法上的相似性,德布雷对“媒介”的概念进行了拓展,提炼出“媒介”的四层含义,并创造性地提出了两个学术名词——“媒介化”和“媒介域”。从媒介定义、研究问题和分析框架三个角度,对这两个领域的核心假设和关键概念进行比较研究,并结合整个学术史的发展脉络加以阐释。媒介学在以下两个方面富有创见:首先,媒介学将“媒介”定义为由“设备—载体—方法”组成的系统,一反此前媒介环境学对物质载体和技术设备的过度关注,突显了媒介本身所蕴含的社会文化属性;其次,为避免出现媒介环境学中的“媒介技术决定论”倾向,德布雷搭建了一个由传播工具和文化环境共同组成的分析框架——媒介域,用于分解和解读人类文明史,从而为弥合主体与客体、技术与文化之间的对立作出了有益尝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