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数智传播力全面提升国际传播效能

数智时代的融合发展以空前的力量深刻改变了人类的生活方式和思维习惯,也为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发展带来了新一轮的挑战与机遇。以数智传播力提升国际传播效能,不仅已成为了新时代发展的迫切需求,更成为引领未来、走向全球的重要战略。为更好地顺应数智革命的发展潮流,必须融合文化、技术与制度等多维度视角,以创新的思维来推动数智传播力的不断跃升。与此同时,还要以人为本,将公民数智素养和全面发展作为重要关切,来更好地应对由技术变革带来的挑战,从而构建更加和谐、包容、可持续的人类文明新形态。

韩国新小说中的女性叙事与电视剧《阳光先生》中的女性叙事

近代以来,韩国新小说中的女性叙事具有颠覆性,完全摆脱了封建制度中的女性形象,主张即使女性以婚姻为中心,也要有家庭之外的生活,表达了女性对家庭之外生活的渴望。本研究旨在通过分析李光洙的《无情》、玄镇健的《故乡》、朴婉绪的《妈妈的木桩》、崔贞熙的《野菊抄》、金明淳的《弹实和珠英》,以及与之相关的电视剧《阳光先生》,揭示韩国新小说所呈现的女性叙事的变化特征。

当代韩国协调型政企关系的形成——基于国家能力的分析

作为东亚发展型国家的代表,韩国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了政府主导型工业化,其经济在朴正熙政府时期得到了飞速发展。东亚发展型国家理论认为,韩国经济迅速发展源于强大的“国家能力”为基础的“国家干预”。但是,这一说法实际上并不适用于朴正熙政府。当时,政府不仅为韩国财阀大企业集团提供各种特惠政策,而且还允许它们参与国家经济运行决策,对此,东亚发展型国家理论显然无力回应和解释。本文尝试运用国家基础性权力理论解读朴正熙政府时期的政策,进而分析阐释韩国独特的协调型政企关系的形成过程及其逻辑。

美国对华战略竞争背景下东亚多边合作新探索

因地缘政治与地缘经济风险并存,国际秩序中的合作精神正在不断被削弱。伴随美国对华战略竞争全面展开,许多国家安全自主性在不断提高,都在谋求生存之道。世界经过反全球化,将重新朝着再全球化发展。由此来看,所谓“新冷战”既不可能,也不可取。东亚地区重新谋划多边主义的必要性正在增大。在革新现有多边主义的同时,有必要谋划具有针对性的多边主义。特别是在东亚地区,在基于包容性、实质性、延展性、多样性、开放性、未来指向性的同时,有必要设计国家间共享利益与正义的可行秩序。

基于数字化社交媒体导向与能力的营销策略探讨

当前互联网为消费者提供新的信息获取渠道,这不仅改变了消费者线下的消费习惯,更为他们提供了获取广告的新渠道。销售人员对互联网的使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消费者的购买决策,这一点在消费绩效上直接呈现出来,销售人员对社交媒体的使用趋向和灵活使用能力对其接触消费者的机会和交流频率有直接影响。本文分析了消费人员的数字化社交媒体的使用能力对其销售绩效的影响。考虑到不同产品的复杂程度对销售活动带来的不同影响,本文进一步深入探讨社交媒体在营销策略中的重要角色。文章通过科学的问卷调查收集有效数据后进行统计分析,发现销售人员的社交媒体导向和社交能力对其销售绩效有着重要影响;特别是对于复杂性较高的产品,社交媒体的存在让销售人员有更多的机会和时间充分地展开业务活动。本研究不仅为理论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扩充了销售领域的理论研究,而且对实践也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

白居易《劝酒十四首》在朝鲜的接受及其意义

白居易《劝酒十四首》由《何处难忘酒七首》和《不如来饮酒七首》两部分构成。其共同点是都在第一句和第七句使用反复句,从不同侧面表现多样情绪。尤其是《何处难忘酒七首》使用“何处难忘酒”“此时无一盏”等反复句,来表露出人生哀欢这一普遍情绪,用以触发朝鲜文人的共鸣和感兴,从而成为创作时模仿的对象。本文拟将朝鲜文人模作白居易《劝酒十四首》作为对象,以分析白居易《劝酒十四首》是如何被朝鲜文人接受和修改的,并进一步探讨这一文化接受过程的意义所在。

从精神分析伦理学角度论《姜子牙》的价值重构

传统伦理以善与恶的对立为中心展开,但是拉康在精神分析的伦理学中强调纯粹欲望的同时将美和善对立。据此将《姜子牙》的主要人物分为善的主体和美的主体,进而分析姜子牙如何从善的伦理中抽离,遵从欲望的伦理以自己的方式成为真正的神。该影片虽是国漫的新兴代表作但逻辑漏洞不容忽视,提出适当放弃IP改编,实现创新发展反而会是国漫走向国际市场的动力。

第四次工业革命的理解与前进道路探索

第四次工业革命的出现为科学技术的发展带来了巨大的推动力,其中包括人工智能、生命科学、IoT、机器人、新能源、智能制造等,这些技术的出现使得物质世界、网络世界和生命世界得以完美融合。近代工业革命的出现,为人类的发展带来了巨大的影响,它不仅彻底改变了传统的生产方式,还极大地提高了人类的生产效率,可以从一个更加全面、更加深刻的视角理解近代人类的发展。人类社会经历了3次重大的工业革命:蒸汽机、电力和IT。第四次工业革命的技术进步、传播范围、影响力等方面,与前三次工业革命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为全球经济带来了巨大的变化。基于此,深入探讨第四次工业革命的发展历程。

全球大洋环流诊断模式研究——流场及流函数

基于GFDL的MOM模式建立一个全球大洋环流的诊断模式(Robustdiagnosticmodel)来研究全球大洋环流。水平空间分辨率1°×1°。垂向分为21层。分别进行月平均和年平均模拟,积分的时间长度为11a。模式水流来自DBDB5(NationalGeodeticCenter,Boulder,Colorado)。所用的温度、盐度数据根据Levitus(1994)的资料,表面风应力根据HellermanandRosenstein(1983)的全球风场数据插值而来。从模拟结果看,全球大洋中的主要环流结构均得到体现。北太平洋副热带流圈得到合理的模拟,其最大的输运超过50Sv。北赤道流在12°N附近分为南北两支。北支形成黑潮,而南支为棉兰老海流,在其东边,棉兰老冷涡得到很好的再现。在吕宋海峡有海水进入南海,在南海形成一个气旋式流圈,进而通过南海南部水道流入印度尼西亚海。模拟结果表明南极绕极流和黑潮可以深达底层。湾流则不能深达底层,其下方在1000～2000m深度存在南向的深层流,显示了大西洋深层水的流动。

三星电子:基于创新的竞争优势

2 0世纪 90年代以来 ,三星电子作为后发企业 ,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发展速度。本文在实地调研的基础上 ,以斜坡球体模型为分析框架 ,从企业家精神、产业结构、数字化管理以及三星电子的中国战略等方面 ,论证了创新经营是三星电子实现跨越发展 ,实现后发优势的主要推动力量。最后 ,本文就三星电子对中国企业的管理创新提出了有价值的建议。

特朗普—文在寅治下的美韩同盟:分歧与协调

美韩同盟是典型的不对称同盟,随着国际国内局势的变化,美韩同盟关系也会有所波动。2017年1月特朗普总统上台,同年5月文在寅宣誓就任韩国总统,美韩同盟也随之进入新一轮的调整期。主张"美国优先"的特朗普要求韩国在美韩《自由贸易协定》、驻韩美军防卫费分担上做出让步,在对华政策上将中国界定为主要的竞争对手。作为韩国政坛进步派的代表人物,文在寅总统强调在韩美同盟内的"自立性",主张尽早收回韩国军队的战时作战指挥权,争取实现较平等的韩美双边关系,希望修复上届政府时期受损的韩中关系。美韩之间在其他领域内也存在分歧。目前来看,韩国在尽力协调与美国之间的关系,分歧的存在暂不会从根本上撼动美韩同盟。从外部因素和外部威胁角度来看,韩国仍将坚持美韩同盟作为外交安全最重要的支柱。

甲骨卜辞所见之巫者的医疗活动

古代巫医不分,由于人类将疾病致因视为鬼魂作用,故以巫者充当人鬼间的中介,寄希望于巫术行医、安抚死神从而达到消除疾病的目的。正因基于此观念,医与巫、医疗与巫术、药物心理与巫术心理取得了自然的结合,求药及求巫两者皆统一于医疗活动之中。商代的医疗知识仍然处于中国医学的萌芽状态,具有迷信性质,常与巫教信仰交织在一起。即使如此,此时的巫医也开拓壮大了医学的先河。除利用药材之外。商人亦知运用针刺方法以治病,此种针砭医疗器具,在各地遗址时有发现。在医疗方面的巫术的具体活动,则主要包括二种:一为医疗巫术,二为逐疫除凶。

文化词汇学视角下韩国语词汇的汉译

语言的发展离不开文化的发展变化,而在语言各要素中词汇承载文化的功能最强,是文化的具体体现。每个民族的语言均有反映自己独持文化特征的文化词汇,这些文化词汇自身的特殊文化内涵往往成为翻译中的难点。本文论述了语言和文化的关系、韩汉文化词汇的差异类型以及韩汉词汇意义差异形成的原因,并基于文化词汇学理论阐述了韩国语词汇的汉译技巧。

试论韩国儒学的特性

韩国儒学是在本土形成的固有思想基础上,吸收了中国的朱子学,并在适应本国国情的历史中形成的。其固有思想中很早就存在着儒学性的因素,传统思想也与中国的传统儒学具有很大的相似性,这使得中国儒学思想很容易地传入并被吸收。而吸收朱子学形成的朝鲜性理学与中国相比,则发生了不少深入而细致的变化。朱子学传入之初便被新兴士大夫们接受,后来以此为指导理念建立了朝鲜王朝,从而被定为国学。与政治的这种紧密而又特殊的关系,使得儒学不再是一门单纯的学问,而成为了指导阶层的统治理念、士人阶层的权斗工具。朝鲜儒学者对人的道德心性的深入探索、士人们强烈的历史和现实意识以及学派的分化和党争都与此息息相关。

韩国政治的结构性问题:双重分裂结构和两种“体制”的制约

近年来韩国政治由于乱象丛生而备受外界关注,尤其是历任总统或在任期中或在卸任后总会遭遇各种政治困境的现象,成为焦点问题。此文致力于探讨韩国政治表象背后的“结构”性因素和“局势”性因素。整体而言,在“结构”性因素方面,韩国政治受到双重分裂结构的制约;在“局势”性因素方面,则受到两种“体制”的制约。所谓双重分裂结构,是指朝鲜半岛上的南北分裂和韩国国内的社会分裂,后者又包括岭南地区与湖南地区之间的地域对立,和进步势力与保守势力之间的理念对立。两种“体制”则指政治上的“87年体制”和经济社会上的“97年体制”,即1987年“六月抗争”之后形成的宪政体制和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发生后韩国全面推行新自由主义政策而形成的经济社会体制。对于韩国的政治领导人来说,在这些因素的影响下,在贪腐问题上是可以在相当程度上发挥行为体的主观能动性的,并不一定不能避免困境;但在执政效能的问题上,韩国总统受到前述因素的极大制约,所能发挥的主观能动性有限,确实难以避免结构性问题所带来的困境。

从韩国儒学的角度解析儒学的生态伦理

现代社会生态危机的根本原因在于人类中心主义,科学技术文明的发展更是助长了人类中心主义的膨胀和蔓延。所以,抛弃人类的自我中心主义意识是解决生态危机的关键。基于这一点,韩国儒学史上的"人物性同异论"给我们带来了有用的启示。虽然同论派和异论派在如何认识人与物的本然之性上有本质分歧,但两派都承认物这一非人类存在也具有仁义礼智的道德性,这就赋予了物"道德性"和"精神性"的层面。

从韩国儒学史的角度来看茶山道德情感论的意义--兼论朝鲜性理学“理的下向化”问题

作为韩国儒学派的重要人物,茶山丁若镛(1762—1836)虽然非常肯定朱子的地位,但却试图超越朱子,主张追溯孔孟儒学的根源,并在此基础上考察儒学思想的本质。茶山以经验性的事例和经典文献为依据来论述性善说的实践可能性,试图从人们日常生活中体会到的情感来寻找人的本质属性,这比一般性理学形而上的理论更具有说服力。茶山的道德情感论将哲学的主题从"形而上"的领域转变到了日常的"生活世界",并以此为基础构建了自己的道德世界。这与儒学的本旨并无大异,只是茶山更加强调了人的主观能动性以及理想的道德在现实生活中的实践可能性。这在朝鲜儒学史上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从历史经验看文在寅政府时期韩朝和解的前景

二战结束至今,朝鲜半岛双方经历了冲突对峙与和解合作的交替过程,文在寅政府执政后仍处于十字路口。笔者梳理了二战结束后朝韩和解合作历程,着重考察和解合作达成、受阻或被破坏的内外因素,从中总结出双方需重视内部因素的带动作用,韩方需平衡好美国因素和韩朝关系等经验教训。当前,朝韩和解出现了新的积极动向,关键是朝鲜需坚持对话方向,不再进行新的"核导"试验,美国也应正视朝鲜合理关切。韩国应对美国的错误政策进行牵制,与中国加强协调,促使朝鲜认识到"核导道路"没有出路,并在国内积极营造对朝和解氛围。

韩国公共卫生危机管理体系应对新冠疫情的得失与启示

韩国公共卫生危机管理体系在2015年中东呼吸综合征(MERS)之后进行了改进,形成以疾病管理本部为防疫工作控制塔、各部门协同应对的基本架构。新冠肺炎疫情来袭,韩国没有把疫情政治化、污名化,而是当作一场新发外来传染病,按照既定传染病防治方案积极应对,实现了早预警、早检测、早隔离、早治疗。因受异端宗教等因素的掣肘,韩国疫情一度恶化,暴露出在社会治理方面的缺陷。总体而言,与西方主要发达国家相比,韩国在疫情防控方面做得较好,公共卫生危机管理体系经受住了考验。

由朴槿惠事件来看韩国民主政治

"崔顺实门"是韩国现代政治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事件,它最终导致朴槿惠成为韩国第一位被弹劾下台的总统。这一事件深刻揭示了韩国民主政治的诸多症结,它与朴槿惠个人风格、韩国民主政治的制度设计以及韩国政治文化生态密切相关。韩国民主政治的症结也许要跳出民主政治本身的逻辑框架来找到克服的可能性,要深刻反思功利主义的教育理念,努力培养具有大公精神的政治人才,这也有利于中韩关系的健康与稳定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