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国政治的结构性问题:双重分裂结构和两种“体制”的制约

近年来韩国政治由于乱象丛生而备受外界关注,尤其是历任总统或在任期中或在卸任后总会遭遇各种政治困境的现象,成为焦点问题。此文致力于探讨韩国政治表象背后的“结构”性因素和“局势”性因素。整体而言,在“结构”性因素方面,韩国政治受到双重分裂结构的制约;在“局势”性因素方面,则受到两种“体制”的制约。所谓双重分裂结构,是指朝鲜半岛上的南北分裂和韩国国内的社会分裂,后者又包括岭南地区与湖南地区之间的地域对立,和进步势力与保守势力之间的理念对立。两种“体制”则指政治上的“87年体制”和经济社会上的“97年体制”,即1987年“六月抗争”之后形成的宪政体制和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发生后韩国全面推行新自由主义政策而形成的经济社会体制。对于韩国的政治领导人来说,在这些因素的影响下,在贪腐问题上是可以在相当程度上发挥行为体的主观能动性的,并不一定不能避免困境;但在执政效能的问题上,韩国总统受到前述因素的极大制约,所能发挥的主观能动性有限,确实难以避免结构性问题所带来的困境。

从历史经验看文在寅政府时期韩朝和解的前景

二战结束至今,朝鲜半岛双方经历了冲突对峙与和解合作的交替过程,文在寅政府执政后仍处于十字路口。笔者梳理了二战结束后朝韩和解合作历程,着重考察和解合作达成、受阻或被破坏的内外因素,从中总结出双方需重视内部因素的带动作用,韩方需平衡好美国因素和韩朝关系等经验教训。当前,朝韩和解出现了新的积极动向,关键是朝鲜需坚持对话方向,不再进行新的"核导"试验,美国也应正视朝鲜合理关切。韩国应对美国的错误政策进行牵制,与中国加强协调,促使朝鲜认识到"核导道路"没有出路,并在国内积极营造对朝和解氛围。

由朴槿惠事件来看韩国民主政治

"崔顺实门"是韩国现代政治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事件,它最终导致朴槿惠成为韩国第一位被弹劾下台的总统。这一事件深刻揭示了韩国民主政治的诸多症结,它与朴槿惠个人风格、韩国民主政治的制度设计以及韩国政治文化生态密切相关。韩国民主政治的症结也许要跳出民主政治本身的逻辑框架来找到克服的可能性,要深刻反思功利主义的教育理念,努力培养具有大公精神的政治人才,这也有利于中韩关系的健康与稳定发展。

韩国家族财阀走向没落?

从“三星共和国”的危机说起“居住在韩国，只使用三星的产品就可以生活下去。”美国《纽约时报》一篇文章生动地勾勒出这个韩国第一大企业集团无所不在的生活场景：

上博楚简《鬼神之明》鬼神论与墨家世界观研究

上博楚简《鬼神之明》的主题和讨论的核心在于鬼神的"明知能力"。从方法论看,是从鬼神赏罚论的观点论证鬼神明知的问题。关于鬼神明知论,《鬼神之明》的基本立场是兼有部分肯定、部分否定的"折衷立场"。这与今本《墨子》所见关于鬼神明知及赏罚能力的三种立场(完全肯定、完全否定、怀疑)不同,是《鬼神之明》所特有的。中期到末期的墨家世界观以天、鬼、人三层世界观为特征,即以天上世界、鬼神世界、人间世界三层结构来认识世界。三层世界观将关于天与鬼神的个人宗教信仰、三利思想、国家统治论、天人相关论全部包容在内,成为墨家思想的根基。到了墨家末期,墨家内部出现了对鬼神明知及赏罚能力深表怀疑的情况,不同的是,《鬼神之明》并非只是单纯怀疑,还鲜明地提出了"鬼神不明"这种新的学说。如果墨家内部已承认鬼神不明,个人层面上的宗教信仰、中期之后学派层面上的墨家几乎所有的理论、国家层面上基于尊天事鬼的统治论及天人相关论,就有可能从根本上发生动摇。所以《鬼神之明》虽是战国时期由墨家一派形成的文献,但今本《墨子》被编纂时,必然要排除《鬼神之明》。这样也就从理论上为墨家为何从秦汉之际的历史舞台上突然消失,提供了一个原因。

汉晋时期书籍的普及与东亚社会

古代中国的书写材料从竹简、木简转变为纸张是社会发展过程中必然出现的现象。汉代以前,中国一直致力于推动书籍的普及,以简帛等为材料的书籍普及数量已不在少数。汉代随着学问的兴盛、读书层的扩大、学官制度和文书传递行政体系的日臻完善,社会对书籍的需求量剧增。东汉时期蔡侯纸的问世,标志着新形态书写材料的出现,也使纸张得以普及,使大量复制书籍成为可能。这种书写材料的变化,从社会大众的角度考虑,纸张在书写效率方面具有更大的优越性。因此,从南北朝时期以后,纸质书籍普及全国。东晋元兴元年(402)桓玄实施的法令意味着简帛时代的结束,同时也意味着纸张的使用已经普遍化。这一结果更加促进了书肆的成立,市场上流通的不仅是经学类书籍,也包括通俗作品等多元化书籍,持续不断的需求和供给,以及囊括南北朝市场的规模扩大,都反映出文献的流通过程已经形成。另外,书籍的增加与流通的活跃,使得书籍的“外部”扩展成为可能,对东亚社会产生巨大影响。

汉代边疆地区统治理念的传播和意义

汉武帝为确立中央集权的统治体制,图谋通过对郡县的支配而扩大其统治领域并深化其支配。所以随着对周边民族的征服,紧接着设置边郡,从而对那些在习俗、语言、社会制度、经济活动等诸多方面具有异质文化性格的异民族,同样贯彻其郡县方式的支配。但是对边境地区的郡县支配具有一定的限界性。所以需要并行某种能够克服郡县支配的限界,更有效律地统治边境地区的手段,导入能使边境地区'移风易俗'的制度,即需要将重点放在通过郡县学传播及儒教理念。

韩国的秦汉法律简牍研究现况（2000-2013）——以张家山汉简《二年律令》为中心

2000年代以后,韩国的秦汉简牍研究以张家山汉简为中心,在法律史方面取得了系列成果.研究的主要特征与动向是共同研究简牍以及展开释文工作,这是在以往时期未曾有过的新动向.研究的主要对象有法律体系、士伍和庶人的身份性质以及译注工作等.与研究同时并进的国际学术活动的活跃,使通过简牍而展开的中国古代史研究水准得到了进一步提高.

秦、漢初“士”與“吏”的性質——以《為吏之道》和《為吏治官及黔首》為中心

序言眾所周知,在自古至今兩干多年的中國歷史上,士的傳統的發展變化與各時期的政治、經濟、社會、文化以及思想等社會各方面的變化有著非常緊密的聯繫。①觀察士的發展演變過程和特點,可以發現先秦時期士多被稱為遊士,②而秦漢時期其多以士大夫的"形態"出現。③但是,每個時期對"士"的稱呼都各不相同。

东亚知识分子的现代性探索以殖民地时期朝鲜的丁玲接受为中心

殖民地时期的朝鲜文坛就已经开始探索丁玲,该时期对丁玲的译介主要有以下几个特点。第一,将其作为中国女作家的代表人物之一。早期的丁玲形象是五四女作家的代表人物,其作品因积极地反映社会问题,具有反对封建家庭等革命性因素,受到丁来东、金光洲等朝鲜文人的追捧。第二,认为丁玲是妇女解放或新女性的典范。如李明善提及丁玲时,认为她是五四妇女解放运动中少有的成功案例;朴天顺曾称赞丁玲作品中的丽嘉可谓是难得的近代女性形象。第三,将其视为国民党打压左翼人士进行文化专制的案例。丁玲失踪后不久,日韩左翼文人都在文章中批判国民党专制的文艺政策时提及丁玲事件,这也表现出东亚左翼知识分子的连带与互助。仔细观察殖民时期朝鲜的丁玲接受可以发现朝鲜文人在面对国家走向这一历史课题时对于文学现代化、新女性等一系列围绕现代性问题所作出的思考。

韩国政党为何频繁改名

2月8日,韩国执政党新国家党宣布将党名改为“自由韩国党”。这不免让人联想到五年前的2012年2月（同年年底有总统选举）,执政党曾把党名从“大国家党”改为“新国家党”。事实上,关于政党改名,韩国各在野党也都有着复杂程度不同的改名历史,比如第一大在野党共同民主党从2000年以来就先后用过“新千年民主党”“开放的我们党（开放国民党）”“大统合民主新党”和“统合民主党”等名字。

韩国中国古中世史学会第5次国际学术会议“古代中国国家资源的运用及其原理”纪要

2010年6月25—26日，由韩国成均馆大学东亚学术院承办的韩国中国古中世史学会第5次国际学术会议“古代中国国家资源的运用及其原理”，在成均馆大学东亚学术院召开。韩、中、日三国的31位中国中古史研究者与会。韩国中国古中世史学会会长李成九宣布大会开幕，成均馆大学东亚学术院院长金东淳为大会致辞。四场讨论的司会分别由成均馆大学金庆浩、釜山大学崔德卿、庆北大学尹在硕、东国大学郑炳俊担任。

韩国基督教海外传教风波频发的背后

6月9日，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表示，巴基斯坦有关方面称5月中旬被绑架的两名中国公民可能已经不幸遇难。据多家媒体了解，这两名中国公民很可能涉及韩国基督教海外传教活动。无独有偶，2007年7日，塔利班曾绑架在阿富汗传教的23名韩国人并提出咄咄逼人的要求，韩国政府经过一个多月的外交努力才换回人质。

专题二:知识东亚与现实东亚(之二)

本文意在通过再讨论、再反省指出，既往韩国史对日本殖民时期韩国社会状况的认识框架是以大有问题的二元对立认识框架为基础的。但一个社会是不可能只由此两种方式构成的，因此对日帝时期韩国社会状况进行重新认识便变得不可或缺。为突破现有的二元认识框架，本文提出了覆盖宽广的“灰色地带”等问题，认为，跟“剥削”和“反抗”这一套概念比起来，在对殖民支配既承认又反抗的矛昏性中共存的“协助”这个认识模式，将更有助于我们深入理解此历史；

清末革命团体与秘密会党:以同盟会武装起义为主

本文通过对同盟会六次武装起义的分析,重新考察清末革命团体与秘密会党之间的关系。本文视角有别于"孙中山中心史观"或"革命派中心史观",认为传统所谓"同时起义"和"粤桂滇三省起义的领导机关"并不符合历史情况。其次,促进起义开展的组织大概可以分为四类:孙中山等同盟会人士构成的"设计组织";天地会等秘密会党首领组成的"执行组织";华侨、日本后援者构成的"援助组织";有些清军将领及其所部组成的"辅助组织"。其中,设计组织应该对起义的失败负根本性责任。又次,这种武装起义的结构与同盟会的前身兴中会时期基本一致,均是以天地会等秘密会党首领为媒介形成同盟会与会党之合作关系,在合作中,秘密会党同样具有反抗清朝的主体意识和自觉意识。

东亚小农社会的形成

本文试图将东亚传统社会的特征理解为"小农社会",旨在不依赖封建制等西方概念,从东亚固有的特征去理解东亚传统社会,同时以新视角去理解儒学、朱子学和社会构造的关系。儒学、朱子学一直以来被视为东亚传统社会的共通点,但学界对于为何朱子学不仅在中国,而且在朝鲜和日本也成为支配性思想这一问题却没有展开充分的探讨。本文试图结合东亚三国的统治阶层——士大夫、两班、武士的存在形态对该问题进行阐释。随着16—18世纪东亚地区集约型稻作技术的确立,作为生产主体的小农经营逐渐形成,小农经营的普遍化又导致了统治阶层与农业生产的分离。朱子学在朝鲜和日本获得统治理念的地位,与统治阶层的这一变化有紧密联系。小农社会不仅成为我们今天所谓"东亚传统"的核心部分,在19—20世纪的"近代化"过程中也维持了生命力。从这一意义出发长时段地考察东亚社会的历史,可知其最大的分水岭并不是"近代化"的前后,而是小农社会形成的前后。

东方合理主义的“新理性”

本文旨在通过对"现代性"的剖析,批判性地杨弃西方的理性,主张重新发现东方合理主义或东方艺术精神,从中获得一种"新理性",克服西方理性的种种不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