善恶对决——近年韩国强盗片和警匪片概览

近年的韩国影坛,在应和后现代性大众文化的急遽兴起而兴盛的娱乐电影中,除喜剧片和恐怖片以外,强盗片和警匪片亦有较大的发展。特别是进入二十一世纪以来,可谓“善恶对决”的强盗片和警匪片取得了前所未有的创作佳绩。因韩国当代娱乐电影颇受好莱坞“类型”(Genre)观念的影响,故在影像形态上,强盗片和警匪片清晰地折射出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末以来“新好莱坞”同类电影的影子。当然,它是基于韩国本土文化语境的。

主流话语的生动言说——韩国当代政治电影浅析

所谓政治电影,主要指反映或折射重大政治事件、社会矛盾及时代政治思潮的电影。它们多具有严肃的批判精神和讽刺意味,体现出艺术家对政治现实的强烈关注或反思。在韩国电影始于1995年的快速发展尤其是始于1999年的强劲起飞进程中,政治电影虽然不如道德伦理电影(多展示家庭关系、婚姻状况、爱情纠葛、真诚与性、社会偏见、友爱真情等方面的问题)和娱乐电影(题材较为驳杂,可分为喜剧片、强盗片、警匪片、恐怖片等)那么数量众多,但所出现的《生死谍变》(姜帝圭,1999)、《共同警备区JSA》(朴赞旭,2000)、《双重间谍》(金贤贞,2002)、《实尾岛》(康佑硕,2003)等片却以凸现主流意识形态的对国家民族意识的张扬(对朝鲜半岛南北分裂现实的直视和忧虑。

悲喜交加——当代韩国喜剧片和恐怖片管窥

不太稳定的韩国经济在1988年汉城奥运会后进入稳定的快速发展期;1993年,金泳三当选韩国总统,而后成立民主化的文人政府——这使韩国政治摆脱了二十多年的军人独裁状态而进入契合主流民意的稳定发展期。由于经济的高速发展及政治的巨大变革,以往常有的对抗性的社会政治运动日渐平息,大学生们关于政治的论争也渐趋淡化,韩国社会慢慢出现一种和解气氛,并“逐步地朝向一个多元化的状态发展,特别是媒体的大众化与多元化更走向了一个新阶段”。在这种背景下,以流行音乐、卡拉 OK、多媒体影院、通俗文学、亚文学、服饰新潮、网络文艺。

百姓情怀与主流归趋——张艺谋“平民三部曲”的美学共性与实践启示

张艺谋的《一个都不能少》(1998)、《我的父亲母亲》(1999)、《幸福时光》(2000)都是较成功的小制作。于2001年修改结尾后再次投放市场的《幸福时光》,也继《一个都不能少》获第五十六届威尼斯国际电影节金狮奖以及《我的父亲母亲》获第四十八届柏林国际电影节银熊奖之后,喜获2001年度第四十七届西班牙巴利哑多利德国际电影节评委会特别奖和最佳女主角奖。联想到新生代导演张杨的三部小制作电影《爱情麻辣烫》(1999)、《洗澡》(2000)、《昨天》(2001)的成功(不仅票房不俗,也在国内外的电影节上获奖),我们可以认为,影片在美学价值上其实并无大小之分。换句话说,在转型期的国产电影仍然艰辛前行的今天,小制作电影有其不可忽视的美学意味和实践意义。张艺谋把自己的三部小制作电影统称为“平民三部曲”:“1998年2000年这3年里。

百姓情怀与主流归趋——张艺谋“平民三部曲”的美学共性与实践启示(续)

1、素朴本真在风格上,张艺谋的《红高粱》(1987)等“红色系列”是奇诡的(罕见诡秘与造型表意),而《秋菊打官司》(1992)及随后的几部影片则是朴奇的(朴素罕见与叙事表意)。然而从《一个都不能少》开始,导演在“平民三部曲”中则将之前的朴奇归于彻底的素朴(质朴本真与平实简单)。很显然,张氏电影创作见出返朴归真的艺术个性——从极端的灿烂到平和的惊奇再到极端的朴实。《一个都不能少》继承了《秋菊打官司》的写实风格,但它的纪实比后者更为彻底,可谓达到极端真实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