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流的诞生:1980年代韩国的流行音乐与城市地理

有关韩国流行音乐的研究或话语需要从城市地理的角度重新考察,尤其是首尔地区。1980年代韩国流行音乐的制作与传播,是地理性流动的。当老城区(明洞、钟路和光化门)因为国家和地区政府的(再)发展政策开始衰落的时候,不同的地点作为音乐多样性的场所开始兴起。本文关注了汝矣岛、二村洞和永东(现在的江南)一带,即所谓的汉江沿岸地带,如何作为主流流行音乐制作和传播的新中心而运作。这不仅包括各类主流音乐类型和风格的发展过程,也包含"大学歌曲"(即"校园歌曲")的收编过程,这些都由1980年开始引入的彩色电视广播大量传播。与政治当局控制流行文化的误解相反,广播电视产业虽然被当局审查,但仍以其自身的、有选择性的方式,积极投身于发展和推广音乐及其他相关娱乐。总之,本文认为,流行音乐的历史可以藉由联系自1970年代至今的城市规划的特定模式而构建。

韩国残疾人社会服务现状及进展

韩国残疾人总数约为251万,他们既享有普惠性社会保障政策,也享有残疾人特惠性社会保障政策。特惠性社会保障政策由经济支持、医疗支持、教育支持、就业支持和社会服务提供等政策构成。残疾人社会服务宏观层面主要考察服务制度,包括住宅机构、社区康复机构、职业康复机构、凭单制度等,虽然服务制度从20世纪的保护模式中心漸变为自立生活与残疾人为中心模式,但保护模式、社区培训模式和以残疾人为中心模式共存。

朝鲜的变化与中朝关系——从“传统友好合作关系”到“实利关系”

中国和朝鲜关系自1999年开始恢复,这虽不表示两国已恢复过去的同盟关系,但一定会对朝今后的发展起到积极作用。本文首先介绍中朝关系的变化;然后分析在向朝鲜提供改革模式及理念、经济资源、政治军事援助过程中,中国对朝鲜变化产生的影响;最后得出主要结论,即虽自20世纪90年代后期开始,朝中关系正式进入恢复阶段,但双方关系不再以共享理念和战略目标为基础,而是基于现实利益或战术目标。朝中关系这一新特点将继续制约中国对朝鲜变化过程的影响。此外,文章还针对朝鲜的发展变化,就中韩合作问题提出了若干建议。

行于地下:20世纪80年代新村和光化门的音乐制作

长期以来,地点被认为是音乐叙事化的基本组成部分。然而,在韩国的流行音乐话语中,它却常常缺位。本文旨在探究其原因,并通过聚焦1980年代的地下音乐来建立地点与流行音乐的联系。本文认为,有两处地点对韩国地下音乐的兴起至关重要。一为新村,一个破落的大学城,因其廉价的房租而曾经广受艺术家和创意者欢迎。许多年轻的艺术家建立录音棚,聚会玩耍,并形成了独特的审美和艺术家个体。音乐是建立品位共同体的重要媒介。另一为光化门,是城市和国家的中心,在这里,年轻艺术家进入音乐行业,体现专业主义,并培养商业敏感度。1980年代的韩国地下流行音乐,就是不断流动的艺术家通过这两个地点而联结的产物。

“恋爱”与“优生”——20世纪20年代引进中国的西方优生论与“文明论”

本文通过分析20世纪20年代潘光旦和周建人关于优生和恋爱问题的争论,考察了当时中国优生争论的特点和两人观点的异同。潘、周虽然同受英国人口学知识和霭理士《性心理学》的绝对影响,但在恋爱和遗传、民族特点和普遍性等方面对霭理士理论却有着不同取舍。带有保守倾向的潘光旦,重视民族特点,强调精英教育、遗传因素和早婚,反对自由恋爱;而表现出进步倾向的周建人,则支持自由恋爱,强调"环境"因素重于"遗传"因素。不过,周建人也支持断种法等"消极的优生学",他虽然具有社会主义思想,但没能摆脱"民族优生"的框架。这个特点与同时期日本社会主义进步人士、苏俄对性和生殖的相关理解有明显区别,是中国新知识人的特征,反映出他们没能摆脱思想深处的线性发展思维,即进化思维。

市场开放后，韩国电影政策变迁

1987年以后,韩国在每五年为一周期的总统中心制下发展。在多党的体制下每五年进行一次政权交替,根据那时掌握政权的政党的理念和价值观,在国家政策上有所变化。因此根据各政权的政治的性质,电影支援政策也有所差异。1993年金泳三政府。

日本动画角色造型的中国元素运用分析

文章深入分析了日本动画角色造型中的中国元素运用情况,从国外动画创作的视角探寻中国文化在动画创作上的发展,以期为中国动画的创作提供参考。

韩半岛停战体制与冷战结构

【文章导读】作者在回顾朝鲜半岛停战体制建立过程的基础上，指出这种停战体制是冷战的直接产物，它对东北亚和朝鲜半岛的局势产生了深刻影响。一方面，使得后冷战时期东北亚国家不能摆脱相互对立与战争的威胁，影响地区和平：另一方面，使得朝鲜半岛南北双方继续将对方看成是敌对势力，时不时地造成朝鲜半岛的军事紧张，大大阻碍了双方的健康发展。当前无论从朝鲜半岛的外部形势还是内部形势的变化来看，朝鲜半岛和东北亚的和平与发展都不能再依靠停战体制了。因此，在朝鲜半岛建立代替停战协定的“恒久和平机制”已成为迫在眉睫的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