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五四公共空间中的思想喧哗与文学合力——以鲁迅为核心的考察

中国现代文学诞生在一个众声喧哗的公共空间里。受其影响,五四时期的创作大多具有多声部交响的复调特性,而以鲁迅最为典型。各种不同的声音在其作品中争执、辩论、纠缠、对话,交织成一个共同的曲调,那就是人的自由和解放。表现在文体上,则是小说和杂文手法的相互借用,文体边界的模糊,以及艺术表现力的提升。公共空间决非一个静态的平台,而是一种生长机制或动力关系,没有公共空间里的思想喧哗,就没有鲁迅的丰富和深刻。二者互相制约,相辅相成。

论五四文学思想的转变及其内在矛盾——从“国民文学”到“人的文学”

五四时期,陈独秀的"国民文学"观与梁启超相近,实质上仍然属于晚清思想启蒙的范畴。而周作人的"人的文学"思想,才是中国文学进入现代的真正起点。从陈独秀到周作人,最重要的转变是文学主体由抽象的"国民"变成了具体的"个人",功能指向则从"立国"转向"立人"。周作人认为,人是个别的、特殊的、灵肉一致的存在,具有至高无上的价值和意义。"人的文学"是对晚清以来文学思想的超越,反拨是必要的,矫枉过正也是可以理解的。但中国社会却没有给它一个自我调整、纠偏补正的机会,反而将其逼进更加绝对化的思想危局。周作人后来的"落水",与之不无关系。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如何化解个人与国家的思想紧张,至今仍然是一个值得深思的普遍问题。

演说与中国话剧之发生考论

中国话剧并非真正的舶来品,而是一种在本土上发生的新兴民族戏剧。它脱胎于晚清的戏曲改良运动,与演说有着天然联系。演说本来是晚清政府推行的一种底层启蒙方式,因与传统戏本性相通而顺利引进戏曲创作。演说进入戏曲后,很快便将曲唱排挤出去,成为戏剧结构的核心。它改变了传统戏的歌舞抒情性质,奠定了话剧发生的基础,但也给话剧带来说教的弊病,遗害至今,难以根除。从发生学来看,回归广义的行动或动作,也许是中国话剧突破自身局限的惟一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