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初梁启超中坚政治论与研究系知识分子的形成

本文围绕民初梁启超的国家建设构想,将考察重点放在其造成的影响方面,特别是通过对其中坚政治理论的研究,尝试对民初梁的政治构想与实践做出一个综合的评价。同时还涉及民国初期知识分子的关于国家权力正当性的思想变化,以及他们在实践中造成的话语空间之性质,兼说明从作为政治道德精英的中国知识分子,向作为批判现实的现代知识分子的转型过程,来发掘以梁启超为中心的研究系知识分子形成的历史意义。

中韩视听者关于PPL的态度比较

本论文为探究中韩两国视听者对“产品安插”(productplacement,以下简称“PPL”)在态度上有何不同,分别从对PPL的喜好度、政府规定认识及购买意图等三个方面展开了比较研究。研究采用问卷调查形式进行,分别从中国北京和韩国汉城各选取大学生197名作为研究对象。调查结果表明,与中国视听者相比,韩国视听者更加喜爱PPL产品;而在购买意图上,中国视听者则是更胜一筹;在政府规定认识上,中国视听者认为政府对PPL的管理更加严格。

墨家之和平逻辑

以《兼爱》、《非攻》以及墨辩中的纲目为中心,探讨墨家的和平理念,即批判侵略战争,主张兼爱与和平,试图通过相互利益的极大化来实现兼爱的理想。

从“重利轻别离”到“求利无不营”——略论中唐一组古题乐府的“新意”及其意义

一、前言。中国古代商人属于“四民”中最低阶层,社会地位卑贱,政治上备受压抑.汉代以后他们的个人经济生活受到各种约束及不平等待遇,甚至法律上禁止其子孙除授官职.虽然商人的经商活动已成为国家经济与人民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商人却仍是被压抑与轻视的对象,这是历史悠久的轻商思想与政治上的抑商政策所导致的必然结果.

韩国儒学的图说学与朱子学

宋朝儒学传播到高丽朝和朝鲜朝,对于韩国儒学向心性学深化发展能够产生影响有以下几个历史条件。宋学传入韩半岛是依据自生的受容,融合韩国的传统思想使其本土化乃至独立深化发展。韩国儒学将宋朝儒学的道统意识理解为孔门心法的主题'精一执中'的观点,按照天人无间的基调解析人的内面性之天命观念。受容了南宋时期集大成之后的朱子学。为了克服和补充'博而寡要、劳而少功'的难点,图说学(图书之学)得以发展。这种图说学的代表作包括朝鲜朝初期的《入学图说》、《天命图说》、《圣学十图》、《易学图说》、《道学六图》等等。五个图说坚持了视儒者之道为人伦日用之日常性常道的观点,对于一个命题的多个概念进行系统化的分析整理,用剩墨揭示孔门心法的至要,进而达到从整体上的掌握。制作图表时,采用单线或黑白表示圈域的有机的、立体的方式,而非平面式图面。试图把四书五经乃至宋学的主要典籍《近思录》、《小学》包括在内,实现理论儒学与实践儒学结合的体系性。

对于《三国遗事》所载乡歌乡扎字“恶”的考察

《三国遺事》所载乡歌是借用汉字标记朝鮮固有文字的,独特的标记方式。本文拟通过对乡札字“恶”的音与训及其使用环境等的分析,对其进行较详细的解读。“恶”字在训读与音读时有不同形式的解读。即训读时其训为“■(何)”,音读时其音只代表“■”的收音“■”,表示先行语末音的“■(k)”,并对后行语声母产生影响。研究表明,与名词结合的“恶”、与动词结合的“恶”、作为副词的“恶”分别用作末音添记、及物动词的使动标记、音读字等形态。

孔子的人道精神与社会正义

文章认为,孔子能面对“礼乐大坏”、民生涂炭、真理远弃的现实,关心人的存在,进而揭示了现实人生两个不可或缺的要素;维持和发展人的生命,并对生命自身深怀尊严与敬畏;超越单纯生物学层次,实现做为人的品格,做文化的、人格的、价值的人.作者从正义的积极侧面——仁的发扬和消极侧面——义的惩戒两方面作了分析,进而认为,孔子的仁义思想具有极其重要的现实意义.

朝鲜时代关于《朱子大全》的研究成果

关于朱子的介绍最早是在高丽忠烈王十六年由安鮱(1243—1309)从燕京抄录并带回朱熹的文集。对朱子学的深入而具体的研究却是在中宗十八年(1523)校书馆刊印《朱子大全》之后。对以16世纪中叶的《朱子书节要》为中心直至朝鲜朝后期有关《朱子大全》的研究成果进行概括性考察,可以体量朝鲜朝中后期持续了350年的对于《朱子大全》的研究成果,体现了韩国朱子学的发展过程。今后有必要对此进行训诂学方面以及哲学方面的深入研究。

退溪心学与未来社会

退溪心学与未来社会［韩国］安炳周一“思”与“学”是哲学的基本任务，也是哲学的重要课题，正因为如此，在自然与自然环境中，对人类的思考和追求人生的意义，以及打开未来社会的学问叫哲学。爱“知”，爱“知识”之意的古希腊语“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ｉａ”的译文就是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