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现代文明与儒教的宗教性

这是以儒学与基督教间文明对话为内容的第二次笔谈。霍普金斯先生指出,从儒家文明和基督教文明中可以提炼出三种值得学习的类型,即和平、富足、和谐。何光沪先生指出,"普世价值"是全人类共同的理念,最基本或最低层次的普世价值是"和平、公平、诚信、友善",中间层次即精神层次的普世价值是"自由、平等、人权、正义",最高层次即宇宙层次的普世价值是"天下一家、众生平等、万物一体、敬天爱人"。崔英辰先生认为,"从近代向脱近代"这一时代转换以及与之相伴随的后现代主义、文化多元主义等都渗透着对宗教的认识,这需要从根本上反思西方基督教神学排他性的真理观,并探索新的宗教观。黄玉顺先生倡导"生活儒学"和"中国正义论"。中国正义论的理论结构是:仁爱→利益→良知→正义→理性→制度→和谐,核心内容是通过对"义"的诠释,提出两条正义原则:(1)正当性原则(公正性准则、公平性准则);(2)适宜性原则(时宜性准则、地宜性准则)。

朝鲜后期儒学的“心学化倾向”

18—19世纪的朝鲜儒学在发展过程中呈现出了较明显的"心学化倾向"。畿湖学派学者巍岩和鹿门在"心是气"的学派宗旨基础上推导出了"心性一致"。巍岩认为"心是气"的气是湛一清虚的本然之气,本然之心由此纯善的本然之气构成,故心性一致。鹿门继承了这种"湛一之气",并将其进一步发展为"理气一致,心性同实"。岭南学派的寒洲也在朱子和退溪的"心合理气"理论基础上推导出了"心即理"。他以"心为太极"为论据指出,本心就是天理。虽然他们三者都在性理学的术语和逻辑基础上构建了自己的一套学问体系,但均不同程度地体现出了一种心学化倾向,由此也反映出朝鲜后期儒学内在的"求心性"特征。这与当时的社会发展和思想背景紧密相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