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儒学当代发展的宗旨看道统重建

当代儒学所面临的主要挑战,来自作为现代性之基本内容的民主政治和知识论,其使命是吸纳西方民主政治和知识论,并发扬光大儒家传统中的民主政治和知识论,从而在此基础上重建儒家民主政治学说和知识论。儒家传统中的民主政治和知识论主要存在于以荀子为代表的儒家传统中。大道兴于对天人之际的考索。而究天人之际,则既可自上而下地＂推天道以明人事＂,又可自下而上地＂究人事以得天道＂,由此形成道之两统,可分别称为天人统和人天统。孟子是天人统的典范,而荀子则是人天统的集大成者。也就是说,荀子在儒家道统中占有重要地位,是我们建构当代新儒学、回应西学挑战的宝贵资源。

天下主义:世界秩序重建的儒家方案

目前影响较大的两种有关世界秩序重建的学说,即福山的历史终结论和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都是西方民族主义的产物,都是违背历史潮流的。未来的世界秩序将是一个一体化的全球文明。正如汤因比所说,能够统一世界的,不是西方国家,而是中国。一方面,中华民族拥有丰富的历史经验;另一方面,中华民族拥有源远流长的世界精神。因此,全球化背景下世界秩序重建的正确选择是:天下一体,和而不同。

论由丁若镛与费希特的对话所展显的道德本能现象学

2012年是丁若镛（Chong Yak—Yong．1762—1836）和费希特（J．G．Fichte，1762-1814）诞辰250周年。丁若镛是是实学——韩国18、19世纪朝鲜王朝的一个儒学实践派的最重要的代表：费希特则是德国观念论者．以知识学名世。二人都出生于1762年。有趣的是，他们也在道德哲学方面发展了相似的理论，亦即道德本能的理论。

生活世界双重性格的起源——以胡塞尔超越论现象学方法论为中心

"生活世界"(the life-world,Lebenswelt)为胡塞尔晚期思想最重要的议题之一,现今许多研究都对此做出卓越的诠释,如同国外学者David Carr、Zahavi、Mohanty,以及国内学者游淙祺、汪文圣,以及蔡美丽等人。而这些代表性诠释的共通点,都认为生活世界具有双重性格。现将延续既成研究,搭配新材料《生活世界》(Hua XXXIX,Die Lebenswelt),从胡塞尔现象学方法论角度,来试图解答生活世界双重性格生成原因,即胡塞尔从《观念I》环境世界(surrounding world,Umwelt),到《危机》生活世界之二十年期间,致力发展的生活世界概念,有着静态现象学以及发生现象学两条发展路线,因两者方法、关注的议题不同,导致晚期生活世界出现双重性格,且与环境世界息息相关。

当代韩国与荀子的和谐思想

21世纪,韩国有很多意料之外的社会问题与日俱增,如两极分化而导致的贫富差距、城乡差距日益拉大,社会高龄化引起的养老负担,随着通信设备和科学技术的快速发展而出现的代沟问题等等。这基本上都是由西方的以"个人"为主的价值观而导致的。荀子思想里存在的"集体发展涵盖个人发展","个人发展促进集体发展"的"和谐"精神,正在慢慢成为从"集体主义文化"转型到"个人主义文化"的当今韩国社会必需的文化基础。

胡宏的《皇王大纪》及其东周道统观的考察

《皇王大纪》是胡宏继承了父亲胡安国《春秋传》的家学传统,并基于其本人对儒学道统的认识而写成的。目前学术界主流观点认为,胡宏的道统观和心性论都来自孔子和孟子。然而,若对《皇王大纪》中东周时期的纪事详加考察便不难发现,此书开头部分虽然也提到孔子和孟子为道统的继承者,但后半部分对道统的论述便越来越多地涉及老子和荀子,甚至大量引用了《庄子》和《道德经》等老庄系列的文献以及一些与《荀子》有关的文献。这表明,胡宏的儒学道统观具有重视老子和荀子等非性善说系列思想家的特色。不过,这也造成了胡宏的道统观与心性论之间的矛盾。

同情:情感道德論之基

一、引言:非道德的現代世界與當今學界普遍的道德相對論相反,絶大多數人仍是道德實在論者,他們相信道德價值的客觀性。無論它們是基於超越之神的道德意志,還是基於終極實在的"天"、東亞儒家文化中的"道",或印度教、佛教文化的因果報應,普通民衆大多相信道德律如同自然律一樣有效。

世界主义当代儒学发展观

当代儒学发展的使命,是通过重建道统观、经典系统和哲学体系来建构原始儒学和宋明理学之后的第三个儒学范式,即当代儒学范式,其宗旨不应该局限于吸收德先生和赛先生,而是应该建构真正具有世界高度和人类关怀的思想学说。道其实就是形成于轴心时代的人类基本价值系统,道统则是建立和传承人类基本价值系统所形成的传统。因此当代儒学应立足于传统儒家的天人统和人天统,求同存异,融会贯通,将各种轴心时代所建立并影响深远的各种价值系统综合创新为一个新的有机整体。儒家经典系统也需要进行相应的调整和扩大,形成以传统儒家五经七典为核心经典、以体现其他轴心文明尤其西方文明道统的核心经典为基本经典的新系统。道哲学试图通过探寻真正的价值本源和真正的道德形上学基础来重建人类价值系统并恢复价值的必然性和神圣性,指出作为物质世界的易界和作为价值世界的藏界是相互独立的,而沟通二者的桥梁是作为灵魂世界的灵界,因而易界、藏界和灵界共同构成了道。

洞察历史·把握当下·指引未来——读《中国文化的当下精神》

就像一个人的现状和前途是其既往人生道路的自然延伸,并受其阅历的制约一样,一种文明的当下与未来也是其历史的继续,并受其文化积淀的制约。因此,准确把握中国文化的当下精神与未来前景,必须以深刻洞察中国文化及其历史为前提。就此而言,牟钟鉴教授的新著《中国文化的当下精神》堪称典范,它让我们深切感受到了作者的弘扩视野和治学足迹。以下便略举数端,如若能够帮助读者对本书的学术贡献有所了解,是所望焉。

《诗经》“天生杰民”章本义新探

一、孟子在论述其性善论的时候曾经引《诗经·大雅·烈民》首章:“侧隐之心,人皆有之;羞恶之心,人皆有之;恭敬之心,人皆有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侧隐之心,仁也;羞恶之心,义也;恭敬之心,礼也;是非之心,智也。仁义礼智,非由外我也,我固有之也,弗思耳矣。《诗》曰:‘天生蒸民,有物有则。民之秉夷,好是懿德’。孔子曰:‘为此诗者,其知道乎!故有物必有则,民之秉夷也,故好是懿德。'”

儒学的真精神

历史上儒学的命运可谓大起大落,“尊孔”和“批儒”两股针锋相对的思潮轮番上演,至今余波未平。其根源,除了意气、偏见和时势等因素之外,恐怕和人们未能客观、公正、历史地看待两种儒学有关。在我看来,历史上存在两种儒学,一是先秦时期的原始儒学,二是秦汉以后的帝制儒学。前者是由先秦儒家在自由自主的状态下创建的学说,反映了他们真实的思想;后者是后世儒家在肘于封建专制制度下而提出的理论,未必能够如实表达他们的内心世界。可见,前者才是纯正的儒学,而后者是在一定程度上被扭曲的儒学。

元晓的“一心”理论:解释心的一种韩国方式

一心为本,二种生死以为其末。金刚心时,知其末终;未达其本一心道理。故言知此始起一相有终。——《菩萨璎珞本业经疏》(HPC01.0522c12-HPC01.0522c14)[1]元晓(617-686)是新罗的一位学者僧侣,是对韩国佛教传统有巨大影响的思想家、作家和注释家。[2]他对佛教知识的精通掌握及其华丽散文中思想的独特性使他成为韩国历史上最有代表性的佛学思想家之一。他是一位多产的作家(著有80多部著作,现存20部),他所阐述的佛教理论和观念在深度和广度上都是无出其右的。

关于栗谷学派“性合理气”与“心是气”的争论——以南塘韩元震的《栗谷别集附签》为中心

问题研究韩元震的《栗谷别集附签》是阐述以宋时烈为代表的'湖学'派立场之着述。这部着批判了以金昌协为代表的'洛学'派观点为基础而编纂的《栗谷传书》(《栗谷集》+《栗谷别集》)1。此书的撰作目的是为了证明'湖学'比'洛学'更好地继承了李珥的正统性,但是正统性这个问题,除非李珥还生,否则是很难判断的,因此本论文不会将焦点放在究竟是哪一个学派更精通李珥哲学这个问题上,而是着重于整理与分析《栗谷别集附签》的论点上。

沈大允的道德实践论研究——根据他的本性论和四端论

沈大允认为人类道德实践的形成方法,不同于孟子以道德本性为根据的道德实践的形成方法,他是以社会规范——三纲五伦为根据。论据包括以下三点:一、人类的本性是欲望。二、四端是通过社会规范——三纲五伦产生的道德实践。三、社会规范为百姓的奖惩提供标准。沈大允的观点不像孟子的君主德治观点,而像荀子和法家的君主礼法观点。

朱熹的告子和陆九渊的告子——以对“不动心”的诠释为中心

朱熹主张陆九渊之学有类于告子者之处不胜枚举,那陆九渊是否同意此种说法?陆九渊1181年与朱熹相会于南康白鹿洞书院之后许久,即于1188年寄予朱熹书信一封。信中提及,二人在南康相会时就告子之不动心展开过论争。依此可见,陆九渊不但了解朱熹对告子不动心的解说,还不苟同朱熹将自己称为告子的说法。若根据现存文献重构双方的解释,便可知双方不但对告子不动心之含义的理解迥然相异,而且还依各自的理解而批判对方为告子。两人对告子不动心之含义的解释差异,导源于对不动心的基本理解的差异。朱熹将不动心解释为不惑,不动心不只是没有恐惧,还是没有疑惑。因此朱熹强调知言—穷理,并主张知言优先于养气。相反,陆九渊将不动心当成了为"三十而立"所做的工夫,即确保道德主体性的工夫。然而,陆九渊在讨论不动心时,仅仅依据养气而论,却未依据知言而论。而且他也并未论及与知言相关联的"人类道德性起源于何处"与"道德主体性如何确立"等问题。考察陆九渊讨论知言的段落可知,知言乃知人的前提,知人并非了解他人外在所展现的行为,而是了解他人的德性,而且知人的目标在于明确把握并批判世上错误的理论和行为。因而对陆九渊而言,知言在对道的明确理解(即明道)之后,是已经确立道德主体性者的工夫。大概陆九渊认为,在通过养气来确立道德主体性之后才能知言。这样的解释上的差异为王夫之、黄宗羲等传统注释家所继承,也深深影响了唐君毅、李明辉、David S. Nivison等人的解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