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韩研究型大学本科生全球化能力和经历的比较研究--基于南京大学与首尔大学的问卷调查

培养学生的全球化能力是今日大学所应承担的重要责任,也是世界发达国家推进大学国际化发展的内在动因。基于对中国南京大学与韩国首尔大学的问卷调查和比较,可以发现,两校本科生在全球化理解能力上没有明显差异,而在全球化交往能力上,南京大学低年级本科生要显著强于首尔大学,但在高年级阶段,这种差异并不存在。而就全球化经历的比较来看,首尔大学为学生提供的全球化学术经历和交往经历,要更加丰富和充裕。聚类分析和回归分析则进一步表明,全球化经历与全球化能力之间存在着明显的联系,并且全球化的交往经历会更显著地影响学生的两种全球化能力的发展。对于中国大学的国际化发展来说,在国家层面,应深刻考量"全球化人才"培养的重要价值;在大学层面,应通过资金和政策的支持来推进"全球化人才"的培养;在学生层面,应帮助学生建立"全球化人才"的身份意识,并鼓励学生参与到各种全球化经历之中。

大学为学生提供了什么样的信息技术经历：现状及效果的探析--基于南京大学与首尔大学的问卷调查

大学生的信息技术经历是其大学就读经历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分析大学生信息技术经历的现状及其对学业结果的促进效果,是探究本科教育质量的重要路径。通过对中国南京大学和韩国首尔大学的问卷调查,课题组发现,南京大学样本的信息技术经历的性别差异、家庭背景差异、生源地差异、年级差异、学科差异等都非常显著,首尔大学样本除了在年级和学科等因素上存在个别指标(即信息技术使用状况)的差异之外,在其他所有背景因素上都不存在显著的差异性。回归分析则表明,中韩本科生的"信息技术使用状况"和"信息技术使用的积极意向"都会对各种学术性学习结果产生显著的正向影响,但"信息技术使用的消极意向"均不会对各种学术性学习结果产生显著的负向影响。在定量分析和定性访谈的基础上,课题组认为,关注对弱势群体学生的信息技术使用经历、意向和能力的支持和帮助;关注对教师信息技术能力的提升;改革刚性的教学评价制度,发挥信息技术真正支持教学的潜力;将学生的信息技术能力(特别是学术信息的搜集、整理和交流能力)纳入到培养目标和考评体系中来等四个方面,是改进本科生信息技术经历、提升学生学习结果的重要实践策略。

大学为学生提供了什么样的信息技术经历：现状及效果的探析——基于南京大学与首尔大学的问卷调查

问题的提出 人类社会正进入到一个技术的快速变革时代。传统的大学运作机制不断发生改变，大学正为身处其中的成员创造出一种完全不同的数字化学习、生活和研究的新环境。

大学生对政府官员腐败的认知归因研究

运用《个人传统性和个人现代性量表》和《腐败归因问卷》,选取261名中国大学生为对象,调查分析中国大学生对政府官员腐败归因的维度、团体归因偏见以及文化取向与腐败归因的关系。研究发现:中国大学生对官员腐败主要归因于"反腐法律、制度不健全"、"政商勾结的国内体制"和"腐败风气"等外在的、稳定的、可控的因素,以及"官员对家人和周围亲信管教不严"、"反腐只是口号和手段"、"个人道德品行低下"等内部的、可控的因素;中国大学生在官员腐败归因中,没有表现出"团体自我服务偏见";"传统人"对中国官员腐败原因的认知,偏重于难以控制和改变的因素,而"现代人"对腐败原因的认知,则偏重于稳定的、可控的因素。

大学生的全球化能力和经历:中国与世界一流大学的比较——基于南京大学、首尔大学和伯克利加州大学的问卷调查

为大学生提供更加丰富的全球化经历,培养大学生的全球化能力,是大学国际化发展的重要方面。通过对南京大学、首尔大学和伯克利加州大学的问卷调查,研究发现,伯克利加州大学学生在全球化能力和全球化经历等方面,都显著优于中韩两校。中韩之间的比较则表明,在全球化能力上,首尔大学先弱后强,低年级阶段所存在的显著差异,在高年级阶段则完全消失;在全球化经历上,首尔大学在各个维度上都明显好于南京大学。聚类分析则证明,全球化经历和全球化能力之间存在着明显的聚合相关关系。在定量调查的基础上,结合对学生的深度访谈,文章指出,促进学生的双向流动、增设区域研究中心和相关课程、提升校内全球化活动的丰富度和精深度、引导学生树立"全球化人才"的身份意识、完善大学国际化的支持和管理机制,是促进学生全球化能力发展的重要方面。

中韩研究型大学本科生学术经历满意度研究——基于南京大学和首尔大学的问卷调查

研究型大学本科生的学术经历满意度是体现本科教育质量的重要指标。本文通过对南京大学和首尔大学的调研发现,总体来看,南京大学本科生在通识课程的学习满意度上相对较差,而在专业课程的学习满意度上相对较好,这与中国研究型大学通识课程改革尚在探索阶段且实施时间不长不无关系。通过结构方程模型的分析发现,对中韩两国的研究型大学而言,学术投入直接影响了学术经历满意度,交往投入通过与学术投入产生关联来间接影响学术经历满意度,但两种投入对学术经历满意度的影响,很可能是基于表层学习及基本课业学习上的投入所产生的影响,这一结论需要后续研究的进一步证实。基于这一结论,未来一要重视学生满意度的调查和研究,二要着力推进通识课程改革,三要促进学生学习方式的转变。

韩中建交后韩国华侨社会地位变化考察

采用定量分析的方法,对在韩华侨人数变化的趋势、有关在韩华侨研究的概况进行了分析;从政府对华侨的关注及政策的改进、韩中民间经济贸易关系加速、韩国华侨扩大对外交流的努力、华侨学校的再兴等方面阐述了韩中建交后韩国华侨社会的变化;并从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层面对韩国华侨地位加以评估。结论是,由于韩国政府对外国人政策的变化,中国人在韩国的影响力日趋显著;受教育、人才等因素的影响,在韩华侨在韩国的地位并无明显改善;随着新华侨影响幅度的加强,在韩华侨社会有很大的发展前景;韩国政府对于外国人的政策已有相应程度的改善,包容多种文化的政治态度应予以肯定。

浅析新媒体时代中国文化对韩传播的特征及发展趋势

为了适应新媒体时代发展的需要,促进中华文化可持续、稳定地“走出去”,中国文化在对韩传播的过程中不断探寻与新媒体有效融合的方式,提出了全新发展思路,有效地提升了中国文化软实力,塑造了良好的国际形象。研究基于新媒体时代,分析中国文化对韩传播与新媒体融合展现出的新特征,并结合各特征中的代表性案例,对新媒体时代下中国文化对韩传播的发展趋势作出进一步探讨。

从“中共”到“中国”:韩国民众对华认识的舆论调查实证分析

本文以韩国首尔大学1988年《转型期的韩国社会:国民意识调查》为基础,重点考察中韩建交前的一段时间内(1986~1990),韩国民众对中国以及中韩关系的认知及变化。研究发现,在国际紧张局势趋缓的情况下,在中国的改革开放及韩国的北方政策促进实施的背景下,中韩建交前韩国民众对华认识从敌对逐渐转变为探索性接触,并最终产生好感。深入来看,韩国民众内部不同群体对中国的认知及好感度存在差别,年龄越大的群体对中国好感度越低,受教育程度越高的群体对中国好感度越高。另外,'中共'的这一称呼本质上反映了'反共冷战型'思维,并且这一认知至今仍对韩国认识和理解中国以及中韩关系的发展产生重要影响。

1987年以来韩国公民社会的发展历程

自1987年韩国完成民主转型以来,其公民社会实现了重要的历史性发展。历经民主转型后的七届政府,韩国的公民社会及其与政府的交涉模式并非一成不变。并且,韩国的公民社会在民主巩固和深化的过程中发挥了持续作用,在后转型时代表现出一些突出特征。这些特征包括国家社会关系模式的多样化、公民社会意识形态上的两极分化、公民社会的“政治社会化”(political societization)、中央与地方公民社会之间日益扩大的鸿沟、公民社会对国家的财政依赖性等。其中,公民社会过度政治社会化及其导致的公民社会成员流失和公民社会合法性丧失很可能会成为韩国公民社会未来发展的一大挑战。

当前韩国民众对中国和中韩关系认识的实证研究

本文以韩国峨山政策研究院(Asan institute for policy studies)在韩国总统朴槿惠执政后对韩国国民进行的中国认识舆论调查为基础,重点考察当前韩国民众对中国以及中韩关系的认知以及变化。研究发现,当前韩国民众在对于中国的认识上具有好感、信赖与威胁感并存的双重特点,韩国民众对于中韩关系发展呈乐观态势的同时,认为两国关系中的"合作"大于"竞争"。另外,中韩两国在朝鲜半岛统一问题上的合作以及FTA等领域的经济合作始终是韩国民众最为关切的议题。研究当前韩国民众对华认识的现状及特征对于深入了解韩国民众对华认识的转变、并由此进一步探讨未来中韩关系的走向,具有重要的参考与借鉴价值。

韩国低龄学生留学中国及其促动因素研究——基于政策、文化、家庭等的综合视角分析

在过去的20多年里,低龄学生留学在韩国已经成为一种普遍的社会现象。近年来,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和国家软实力的提升,越来越多的韩国人开始关注并重视中国,同时,越来越多的韩国家长也选择把低龄孩子送到中国留学。中韩建交已逾20年,研究韩国低龄学生留学中国的历史、概况及促动因素,对于中国教育的国际化发展以及中韩文化交流的进一步深化有着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本文从中国和韩国两方面出发,多角度地分析了韩国低龄学生选择来华留学的促动因素,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若干对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