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体育社会组织发展现状与对策

在分析北京市体育社会组织发展现状的基础上,结合市民社会理论,指出其发展过程中存在的主要问题:北京市体育社会组织数量相对不足,滞后于当地经济社会发展;在成立方式上,"官办模式"依然占合法社会组织的主流;在管理机制上,限制约束机制强于扶持培育机制;体育社会组织发展同时存在资金、人才、场地等因素的制约。从完善培育措施、营造宽松政策环境、改变管理思路与模式等方面提出政策建议。

体育伤害自甘风险抗辩的若干问题研究

通过对自甘风险的类型、判断标准的介绍,以案例分析自甘风险原则对我国侵权法的价值。"自甘风险"是不同于"同意"的抗辩,与体育发展之大背景契合,在体育伤害侵权领域,引入自甘风险原则有助于弥补当前我国民法理论中受害人同意及有过失所不能完全涵盖的不足,有一定的适用空间。可以借鉴欧美侵权法的做法,将次要的默示自甘风险纳入作为责任分担事由的受害人过失制度,不再单独做出规定,而仅对明示的自甘风险和主要的默示自甘风险作为一种免责事由进行规定。

体育活动中安全保障义务的判断标准

体育中的安全保障义务,是指从事体育经营活动或组织其他体育活动的人对他人人身安全所承担的合理的保护义务。确定违反安全保障义务侵权行为的基本要求,就是行为人违反必要的安全保护义务。确定体育中合理的安全保障义务应考虑:防范风险以及损害的能力、体育活动开展的特征、风险或损害行为的来源及强度、预防与控制风险或损害的成本和受害人参加经营活动或者社会活动的具体情形。结合英美法国家经验和体育活动的特殊性,我国应在立法中明确体育活动的参与者和观众甘冒风险作为抗辩事由。可以契约形式明确参与者和观众自甘风险,即缔结免责条款,其合法性取决于是否明确、具体、清晰和协商过程自由、开放、透明。因故意或重大过失而产生损害时免责条款无效。

全国性体育社团发展研究

采用文献资料、调查等研究方法,从宏观、共性的角度对我国全国性体育社团的存在问题及其改革发展进行研究。结果认为,社团管理制度的"分级管理"把社团人为地分割为各自孤立的、不同层次的个体,体育社团以地域性社会资源瓜分框架为依托,导致我国全国性体育社团与其地方会员联系薄弱;体育社团与政府机构、事业单位"一个机构,两块牌子"的组织模式安排有悖于政社分开的根本原则;全国性体育社团运作机制违背社团法人治理结构的一般运作常规,使其至今面临社会合法性危机。从政府与社团的双方联动,提出全国性体育社团改革与发展的两条路径。

顾拜旦的奥林匹克“唯美“主义——1906年奥林匹克会议关于艺术、文学与体育结合讨论的研究

现代奥林匹克运动之父顾拜旦,由于受到古希腊唯美文化、家庭艺术背景、欧洲现代艺术、欧洲哲学美学理论的影响,成为了奥林匹克应与艺术结缘最积极和最坚定的倡导者。为了加速这一倡导的实现,顾拜旦于1906年5月23日在巴黎发起召开了关于艺术,文学与体育关系的研讨会。顾拜旦邀请了不同领域的专家、学者参与会议。讨论范围涉及了社会、文化、哲学、体育、艺术、美学的话题。大会通过了七项决议。大会一致同意体育应与艺术结合,提高体育的审美价值和艺术氛围。尽管会议决议,从1912年开始的奥林匹克的艺术比赛在1948年终止,但大会的价值为奥林匹克运动奠定了美学理论基础,1906大会具有现代奥林匹克运动发展的里程碑意义。

作为“公众人物”的体育名人名誉权、隐私权法律问题探讨

采用案例分析法对体育名人作为公众人物在名誉权和隐私权方面受到的限制进行研究,解决体育媒体侵权的相关法律问题。体育明星因其特殊才能、成就和表现,具有较高的社会知名度,有广泛的社会影响力,成为公众瞩目者也就是"公众人物"。我国现行法律并无公众人物的法律规定。但我国司法实践已经逐步倾向于将体育名人视为"公众人物",为了维护公众利益,对其名誉权和隐私权加以限制。根据美国的判例,判断运动员或裁判是否是公众人物的主要因素包括参加的比赛等级,参与的年限,比赛是否被转播,当事人在某一项目中的声望等。虽然美国司法判例确定了"一旦成为公众人物永远是公众人物"的原则,但在体育名人名誉权隐私权案件中法官并非直接适用,而会根据当事人的具体情况来判断。

全国性单项体育协会改革的回顾与思考

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单项体育协会实体化改革是依靠传统的制度规则和组织体系来操作运行,改革一起步就背负着沉重的既得利益包袱。尽管改革取得一定的成效,但也带来"孵化器"设置的固化和长期化,并未与中华全国体育总会建立起应有的联系。协会实体化改革面临着许多新的问题与挑战,主要包括改革的动力在弱化,思想舆论出现了新的动向,改革的价值观需重新确立。

残疾人体育起源、残奥会与奥运会的关系

人们对残疾人的认识到二战后发生了实质的改变,从排斥、嘲笑到理解、尊重。这一认识的进步,体育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残疾人在体育比赛中,表现出的体育精神甚至超越了常人,赢得了尊重,成为了榜样。二战后,始于体育康复的残疾人体育,演变成残疾人体育竞技,后被奥林匹克运动接纳,竞技体育使残疾人认识到了自身价值,唤醒了他们对生活的希望和热情,体育使他们的生活变得充实和有乐趣。残奥会和奥运会的结合,使残奥会更具观赏性,吸引了媒体和观众,残疾人体育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增进了社会对残疾人的尊重和包容。体育的康复功能和体育比赛的桥梁功能在残疾人体育中再一次得到验证。残疾人体育被大部分体育组织接纳,但智障和精神问题人群仍被体育组织和奥林匹克运动忽视。

纯隐性营销行为防范救济及北京奥运会实践

纯隐性营销行为是指暗示自己与体育赛事或体育组织之间具有事实上并不存在的商业性关联,或虽具有一定的关联但未经授权的行为。采用案例分析法,分析体育中的纯隐性营销和北京奥运会防范救济的经验。由于隐性营销区别于一般知识产权侵权的特殊性,体育组织和官方赞助商使用合同约定、清洁环境、宣传教育和非讼的纠纷解决机制更为有效。

奥林匹克收藏研究

体育身份卡、程序册、明星签名等成了人们的收藏的对象。就人们购买奥运纪念品的动机而言:分为收藏、送礼、随意、冲动4种类型。收藏的人各自收藏的目的分为5类:增值、交换、欣赏、兴趣、交友。就奥运纪念章的收藏方法而言分为3种类型:广泛型,系列型,价值型。就奥运纪念章的收藏意义和功能而言分为4种类型:知识内涵、美学欣赏、历史记忆、精神寄托。

青年奥运会申办城市评估研究

2010年将在新加坡举办第1届青奥会,国际奥委会举办青奥会的目的之一是为了进一步在全世界青年中推广奥林匹克教育。但从国际奥委会青奥会申办指导原则看,国际奥委会仍然延续了它一贯的对奥运主办城市的要求,即在保证商业利益的同时,开展文化教育活动。从对三个申办城市(德布勒森、雅典、莫斯科)的案例分析可见,奥林匹克文化教育活动在第1届青奥会中仍然处于附属地位。

顾拜旦奥林匹克美学思想研究

当19世纪末欧洲哲学家们讨论抽象道德时,顾拜旦采用奥林匹克美学理念启发人们对美的欣赏意识,实现奥林匹克道德教育的效果。顾拜旦通过运动员和观众对奥林匹克之美的感受和感知,促进构建审美、道德、人性化社会的发展。顾拜旦的奥林匹克美学思想得到哲学家的支持。顾拜旦的奥林匹克主义美学灵感派生于古希腊奥运会和当时欧洲哲学家们的美学理论,奥林匹克主义的贡献在于将二者的链接。

北京奥林匹克教育中的国际理解教育

奥林匹克运动倡导的多元文化主义落实到具体的奥林匹克教育之中就是国际理解教育。在对奥林匹克教育中的国际理解教育进行历史分析的基础上,探讨北京奥林匹克教育中的国际理解教育的意义,并具体分析其创新之处,即活动名称创新、理念创新、内容创新、结队途径创新和主题活动创新。北京奥林匹克教育中的国际理解教育将会为中国、为国际奥林匹克运动乃至全世界留下一笔宝贵的财富和遗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