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都师范大学中国诗歌研究中心2019年工作总结

2019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也是我校落实“十三五”规划、深化综合改革、全面推进“双一流”建设的关键之年。2019年,中国诗歌研究中心(以下简称诗歌中心)作为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深入贯彻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二中、三中全会精神,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取得了不俗的成绩,同时也面临着新的目标和挑战。

首都师范大学中国诗歌研究中心2018年工作总结

紧张而又充实的2018年已经过去,我们又迎来了充满希望的2019年。2018年是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精神的开局之年,是我国改革开放40周年,也是我校落实"十三五"规划、深化综合改革、全面推进"双一流"建设的关键之年。2018年,中国诗歌研究中心(以下简称诗歌中心)作为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深入贯彻"十九大"会议精神,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取得了不俗的成绩,同时也面临着新的目标和挑战。在此,我谨代表诗歌中心.

首都师范大学中国诗歌研究中心“十二五”工作总结

首都师范大学中国诗歌研究中心1999年12月正式成立,2000年11月通过教育部专家组考察,2001年3月被教育部批准为省部共建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遵照教育部的要求,在北京市教委和首都师范大学的关心支持下,全力以赴进行诗歌中心的建设,2009年以来有了更大的发展,无论是在科学研究、国内外学术交流,还是在人才培养、文献资料建设和社会服务等各个方面,都取得了突出的业绩,

首都师范大学中国诗歌研究中心举办第十七位驻校诗人林珊入校仪式

2020年10月9日下午,由首都师范大学中国诗歌研究中心(以下简称诗歌中心)主办的“首都师范大学第十七位驻校诗人入校仪式”于线上线下同时举行。赵敏俐、吴思敬、李少君、徐可、林莽、刘福春、孙晓娅、张立群、王巨川、冯雷、安琪、王朝军、谈雅丽、陈亮、彭鸣、叶德庆、傅菲、简心、范剑鸣等数十位著名学者、诗人参加了这次会议。会议由诗歌中心副主任孙晓娅教授主持。

在历史现场打开一代人的诗歌卷宗——关于《尴尬的一代——中国70后先锋诗歌》的对话

时间：2009年12月9-10日,深夜地点：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现当代文学教研室杨庆祥：首先我想祝贺你《尴尬的一代——中国70后先锋诗歌》这本著作的出版发行,说实话,虽然也偶尔涉足诗歌圈子,但是对于你书中提及的诗人、作品、刊物、现象等等还是比较陌生,很多的名字还是第一次看到。

关于加强中国诗歌与音乐关系研究的几点思考

“中国诗歌与音乐关系”学术研讨会由本刊编辑部与首都师范大学中国诗歌研究中心于 2 0 0 2年 4月 2 0日——— 2 2日在北京联合举办。来自全国高校及科研机构的 4 0余名专家学者就中国诗歌音乐本质问题、历代诗歌发展与音乐之关系、乐舞诗的产生与社会活动、诗词曲的内在联系与社会生活等问题进行了研讨。在讨论中 ,来自诗歌理论界、音乐理论界的学者打破学科界限 ,各自从诗、乐角度对诗歌与音乐关系问题及中外诗歌与音乐关系问题进行了学术交流及个案介绍。大家共同认为 ,这种边缘与交叉学科的学术交流极为宝贵 ,值得重视。在文学艺术研究中 ,既包含学科的本质问题又与相关学科关系密切 ;在研究方法上 ,既保持学术传统 ,又有创新精神 ,从诗歌的角度研究音乐 ,从音乐的角度研究诗歌 ,会产生新的学术增长点。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 ,从艺术本质及相关性方面对各艺术门类进行理论思考与研究值得关注。本期特编发此组短文 ,以飨读者。

多民族特点与世界性眼光——略论新世纪的中国诗歌史观

源自于中华民族独特的地理环境和以农业为主的生活方式,奠定了以"言志"为核心的中国诗歌传统、创作观念与评价标准,以"天人合一"为最高理想的美学风范,也开启了中国诗歌以关注现实生活为指向的发展之路和以人为本的文化精神。中国诗歌在现实生活中承担着多种文化功能,赋予中国诗人以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形成了中国诗歌多样化的诗体和独特的语言形式之美。中华文化的多元一体与诗歌的多民族特点,展示了各民族大家庭之间的政治一体、经济互补、文化互动和血缘互渗关系。历经无数次朝代变更而不衰的中国诗歌,成为中国人的心灵寄托和文化理想,体现了生生不息的民族精神。即此而言,"通古今之变"和"观中西之别",应该成为中国学者在全球化视野下所要确立的新的诗歌史观念。

论西渡与中国当代诗歌的声音问题

美国现代诗人弗罗斯特对诗歌的声音问题素有研究，他曾指出：“一首诗中有活力的部分是以某种方式同语言风格和文句意义缠在一起的音调……音调是诗中最富于变化的部分，同时也是最重要的部分。没有音调语言便会失去活力，诗也会失去生命。”

现代中国诗学的再出发——1980年代的中国诗歌理论批评

上世纪80年代是中国新诗理论批评活力四射、承前启后的时代,它从重申诗歌的基本常识起步,破除了当代诗歌发展中的许多禁忌,为现实的探索和历史的回归提供了理论支持。同时,在"朦胧诗"论争和现代诗歌流派的发掘、研究中,也回望和反思了新诗自身的历史,重新体认了中国新诗寻求现代性的方向,对诗歌的现代社会功用有了新的认识,从而打开了寻求与反思中国诗歌现代性的广阔空间。

日常生活的政治——从臧棣的《菠菜》看中国20世纪90年代诗歌趋向

臧棣的《菠菜》是一首典型地显示中国20世纪90年代诗歌趋向的诗作,它以寻常事物为书写对象,体现了对现实生活的鲜明的反思意识和某种介入性。在菠菜入诗的背后,寄寓着中国20世纪90年代诗歌的不懈努力:寻求如连接个人与现实生活的菠菜一般的媒质和方式,重新构筑诗歌与现实生活之间的联系。

谈文学史的写作特性——以《中国当代新诗史》大陆诗歌部分的修订为例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重写文学史”成为学界关注的热点之一,并由此产生了一批史论著作及其修订版。重“写”文学史,最终要落实到文本纂写环节上来,即体现为一种文本活动。因而写作的特性在直接决定了文学史的不真实性的同时,也赋予了其修改的可能。本文通过《中国当代新诗史》前后版本的比较,从变动当中着重探讨文学史写作问题中所包含的时间(当代)与历史、文学与历史之间的矛盾,并由此深入到文学史观的高度来回望当下的文学史写作,以兹为文学史尤其是诗歌史的写作提出一些可供思考的问题。

困境、压力与突围:网络时代的中国诗歌

无可否认，我们已处在一个网络时代，诗歌也不例外。华裔美籍学者杜国清在论文《网路诗学：二十一世纪汉诗展望》中认为：“由于个人电脑的普及以及软件设计的不断开发，电脑与电脑之间已形成各种网络。由个人电脑连成地区电脑网（LAN），

论中法诗歌现代化进程中自由诗革命的差异——兼论法国自由诗对中国新诗的影响

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出现了世界性的现代诗歌运动,其中以"自由诗"革命为具体体现。对诗的艺术性的重视是法国现代诗歌得以健康发展的主要原因。法国现代诗歌运动及自由诗革命比中国稳健得多,既追求诗体解放和作诗自由,出现了诗的散文化、自由化倾向,又重视诗艺的探索,尽管也有激进的改革,但更多是较为稳健的改良。法国的自由诗革命的目的与中国为了推翻传统诗体的目的颇异,更没有中国新诗革命所承担的政治革命重任,只是从诗艺的角度对已有诗体进行改良,因此达到的效果也迥异。法国的现代诗歌运动也对中国的新诗革命产生了较大的影响。

《大众诗歌》与《人民诗歌》

1949年7月2日至19日,中华全国文艺工作者代表大会在北平举行,来自国民党统治区与解放区的长期被分割开的两支文艺大军胜利会师了。朱德代表党中央致词,周恩来在大会上做了政治报告,毛泽东也亲临会场向与会者致意:“你们都是人民所需要的人,你们是人民的文学家、人民的艺术家,或者是人民的文学艺术工作的组织者。你们对于革命有好处,对于人民有好处。因为人民需要你们,我们就有理由欢迎你们。再讲一声,我们欢迎你们。” 毛泽东:《毛主席讲话》,《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纪念文集》,第3页,北京,新华书店,1950。 在这次会议上,毛泽东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被确定为新中国文艺的方向。

“爱的哲学”与“五四”新女性——以冰心的诗歌为例

在冰心看来,“爱的哲学”是缓解社会和人生问题的救世良方,她将这一思想渗透进“五四”时期的诗歌创作中。其诗歌中蕴含的“爱的哲学”主要包涵三组具有对比性的核心议题:首先,从“爱”的源泉母爱到普世性的人类之爱扩大了“爱的哲学”的疆域;其次,洋溢着纯净灵魂和天真气质的儿童情感与置身新旧“旋涡”中不断进取的青年的反抗精神丰盈了“爱的哲学”内涵;最后,大自然的神秘与宗教崇高的神性打开了“爱的哲学”维度。此外,因个人经验的局限,“爱的哲学”的虚无感伤倾向曾遭到社会的批判,作为最早一批登上文坛的“五四”新女性,冰心对此亦有警觉和自省。

中国古代文学研究的中心与边界——关于古今文学观念的差异与整合

自中国古代文学学科建立以来,存在的突出矛盾之一就是古代的文学创作实践与现代研究中文学观念的差异问题。本文从古今文学观念的同异辨析入手,认为可以采用“文学性”此一具有弹性的概念,从审美性与文体两方面来确立古代文学研究的中心要素,同时可以向各个领域无限延伸,从而形成一个既包容广泛,又中心明确的学科整体。

诗人与校园--《首都师范大学驻校诗人研究论集》序

在首都师范大学驻校诗人公寓的窗外，有一株高大的白杨树。白天，浓密的枝叶为诗人遮蔽住阳光，晚上风动树叶的飒飒声则给诗人带来诗意的联想。几乎每位驻校诗人都被这株高大的白杨触发了诗情。十年了，随着白杨树年轮的扩大，它迎来和送走了一位位驻校诗人，成了首都师范大学驻校诗人制度的一个美好见证。

“首都师范大学驻校诗人王单单诗歌创作研讨会”会议综述

2017年7月5日上午,'首都师范大学驻校诗人王单单诗歌创作研讨会'在北京召开。本次会议由首都师范大学中国诗歌研究中心(以下简称'诗歌中心')主办。诗歌中心主任赵敏俐、副主任吴思敬、孙晓娅、《诗刊》副主编商震、李少君、云南省作家协会副主席雷平阳、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刘福春、中国作家协会创研部研究员霍俊明、《文艺报》副主编胡军、首都师范大学驻校诗人王单单以及央视《中国诗词大会》获奖者彭敏等数十位学者。

被揭示的与被遮蔽的——读《剑桥中国文学史》

自民国初年始,已有近千部的文学史著作问世,尽管水平高低与编写体例并不完全相同,但给人的感觉是重复者居多。打开这些文学史的目录,从章节设计到时段划分,甚至进入文学史的作家作品,皆大同小异。尽管目前还有不少人对于编写文学史兴趣不减,但真正能够跳出窠臼而自出新意者实为凤毛麟角。

互动中拓展诗韵——首都师范大学驻校诗人制度研究

驻校作家制度在国外早已有之，它是世界上一些著名大学在教育领域中创造的一种模式，旨在把作家和高校联结起来，让文学与大学教育沟通互补。首都师范大学中国诗歌研究中心是国内首先设立驻校诗人制度的高校，其源头可以追溯到《诗刊》社设立的“华文青年诗人奖”。从2002年的首届到2003年的第二届，《诗刊》一直在探讨怎样切实地提升这些获奖诗人，给予他们更多发展空间，在社会上发挥更大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