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世纪的中国文学研究如何体现中国文化传统——从《中国历史文学史》说开去

中国古典文学学科建设,在当下既存在着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同时也面临着边缘化、逐渐失去话语权力等危机。如何认识中国古典文学学科?中国古典文学研究的内涵及意义是什么?如何重建中国古典文学研究?中国古典文学学科的生存状态究竟如何?如何在中国古典文学研究中体现出鲜明的民族文化传统?这些都是目前中国古典文学研究界富于前瞻性眼光与忧患意识的学者们所经常讨论、思考的问题。本期邀约石昌渝、葛晓音、李炳海、毛庆、赵敏俐等先生就这些问题展开讨论,以期推动中国古典文学学科建设。

穆旦研究的集成之作--读《穆旦与中国新诗的历史建构》

穆旦是中国新诗史上的重要诗人，其研究热度近些年来逐渐升高。新时期以来，以两部纪念文集的出版为标志，穆旦研究进入了一个全面拓展的阶段。不过，一方面，令研究者感到困惑的是，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一位优秀的诗人仅仅只能由他的同学、诗友们来撰文评述，这似乎也是不够正常的”；另一方面，针对穆旦诗歌所做的“现代主义”判定及其衍生的概念群，在新的研究中已渐渐丧失其有效性和活力——倘若不能重新设置提问的角度，

论于谦的诗歌创作与诗学史地位

于谦向来以儒者之楷模与爱国诗人被学界所重视,但对其诗学之特征与地位则较少关注。在明代诗歌发展过程中,于谦的诗歌创作具有区别于当时台阁体的主要特征:体现写实的倾向与归隐的主题,对自我生命空间具有较大拓展,从而使其诗歌拥有了稜然的风骨与浑然的意境。而无论是他抒写自我的自然倾向,还是慷慨悲凉的诗歌体貌,均显示出有别于台阁体诗歌的新特征,预示了明代诗坛风气的转向。

一切尚在路上——新诗经典化刍议

世纪之交的中国诗坛,感染了经典焦虑症。诗歌经典的标准是什么?新诗是否应该经典化?诗歌经典如何构建?围绕这些问题,本期笔谈刊发了吴思敬、王珂、张大为的文章,分别从新诗经典化的程度、评价,新诗是否应该适度经典化,当前诗歌创作中的问题与经典的反差,新诗在后经典时代如何构建经典等等问题展开论述,涉及到当前新诗经典问题研究的最前沿问题,有学术独创性,期待学术界的讨论。

寻找灵魂与良知—邰燕祥在当代诗坛的意义

邵燕祥是我国当代著名诗人。他的诗歌以其强烈的时代气息、真挚的情愫，显示了深厚的艺术魅力和强大的人格力量，在中国当代诗歌史上有着重要的影响。研究邵燕祥的诗歌创作及其在当代诗坛的意义，不仅是为老诗人的创作从学理层面上做一总结，寻求一个文学史上的定位，同时也是通过阐发诗人的创作成就与创作精神，对中国当代诗坛现状的一种表态。本期编发的三篇文章，第一篇认为邵燕祥是中国当代真正继承了鲁迅风骨的少数作家之一，对他的诗歌创作进行充分研究，可以推动和繁荣当代诗歌创作和诗歌理论建设。第二、三篇文章则涉及邵燕祥具体的诗歌创作，从作品探索诗人内在的精神气质。

中国早期书写的三种形态

书写是几千年中华文明得以传承不断的重要方式,甲骨文、金文和典册文是中国早期文献的三种主要书写形态。它们运用不同的书写工具,有不同的书写方式,承担着不同的文化功能,也有各自不同的发展历史,在中华文化史上各自具有独特价值。甲骨文和金文以实物传承的方式,向后人展示了中华民族早期书写技术和制度文化建设所能达到的高度,但它们都属于具有神圣色彩的特殊书写,在中华精神文明传承过程中影响有限。要充分认识三种书写形态特点,特别是认识中国早期典册文献所承载的历史事实与文化精神双重记忆的功能,将其进行分层研究,与甲骨文、金文书写互补,与当代丰富的考古学成果相互发明相互印证,进而从中华文明的物质考古深入到精神考古,开创早期文明史研究的新局面。

殷商文学史的书写及其意义

近年来的考古文献与传世文献的互相发明,为我们重新认识殷商文学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以甲骨卜辞、铜器铭文、《尚书·盘庚》和《诗经·商颂》为代表的殷商文学,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批由文字记录下来的文学作品,而且是第一批可以通过出土文献与传世文献互相证明的可靠的文学作品。作为这一时代的散文,在以实用为主的基础上不断发展,具有了记言与记事散文的初步形态,奠定了周代以后中国散文的创作传统与抒写模式。作为这一时代的诗歌艺术,则包含着记述历史、传扬宗教观念、表达文化思想等多种功能,体现了鲜明的时代特征,开《诗经》创作之先河。殷商文学的产生,标志着中国文学史从此脱离了远古的传说时代而走向了文字书写的新时代,也标志着中国的诗歌舞艺术迎来了第一个繁荣期。因此,它应该作为一个特殊的历史时段单独书写,这正是殷商文学史的巨大价值和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