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归轴心时代与中国的现代转型——当代新儒家代表人物、首都师范大学陈明教授访谈

《易传》就是天论,《中庸》就是讲天人关系,《大学》则是讲个体生命在这一天人关系架构里的展开与完成。之所以选择这三部经典,主要是因为,《易传》作为孔子几乎是唯一亲撰的著作其各方面的地位意义都无可比拟;《中庸》地位本身就很高,得到各方公认,同时,易庸相通,甚至被看成解易之书,但将其放在儒家思想系统中的解释我觉得并不十分妥帖到位,有必要结合起来构筑一个新的系统——易传讲天道,中庸则以天道为前提讲天人之际天人关系;《大学》在四书中被定位为为学次第,实际是以格物为起点和途径,通过于物上体认天地生生之德、万物一体之仁,确立起个体生命与天的内在联系,作为人生规划的依据。所谓的修齐治平实际是一种在这样一个天人关系架构里的生命展开和完成方式;当然,它是以大人即贵族为例的象征性或示范性表述。

从直觉到理由:实验哲学的一个可能的新开展

实验语义学认为东方人倾向描述直觉,西方人倾向因果历史直觉,因此克里普克所谓的语义学直觉并非普遍,其论证并不具有真正的威力。然而,我们发现直觉测试中东西方人选择的差异,并不在于直觉,而在于理由,这些理由是由文化、种族、阶级、职业等塑造的。从对理由的分析出发可能会为实验语义学提供一个新的发展方向。

帝国的政治哲学——《春秋繁露》的思想结构与历史意义

以往对董仲舒政治哲学的研究主要以儒学与权力的关系为中心,以民主—专制为价值预设,虽有其根据与意义,但并不足以揭示董氏著述的问题意识、逻辑结构和历史作用。面对汉帝国初期所面临的文化断裂、国家社会对峙这两大问题,董仲舒提出了自己的解决方案:以儒教之天为信仰支撑,以圣为体天制度者、王为循制治事者的等边三角式理论体系。这不仅塑造了汉帝国的政治架构,对整个中华文明也有某种程度的奠基性作用。

哲学之为穷理

哲学追索根本的道理,使各种道理贯通的道理。追索根本道理,不是无限向前追逐,而是对道理之为道理进行反思。穷理并不是从一个现成道理追向另一个隐藏更深的现成道理或曰客观规律,仿佛它像对象那样独立于人类理解,可从外部加以掌握。根本道理作为反思之理,始终与我们对道理的领会和理解密不可分。道理只在语言中获得其确定的形式。概念考察是穷理的核心。概念考察关心的不是语义学,是道理。哲学是对常理的反思,这种反思须借助自然概念展开。一个哲学家对某一概念的使用,可能与我们通常的用法不尽相同,但他的这种新用法,只能依据延伸这个概念原本所包含的道理,而不是通过对这个概念进行人为定义。

海德格尔对西方哲学中“看”的解构

海德格尔对"看"有着特别的兴趣。这种兴趣首先是他在现象学中引出和培养起来的。在西方哲学史上对看的重视最终却指向了一种特别的看的样式——对理智的直观这种理论的凝视。笛卡尔在这个过程中起了决定性的作用,他将"我思"之直观作为一切确定性的基础。在他之后,看的关系成了表象和被表象的关系。海德格尔在基础存在论中指出了人生存的原初的"看"的样式,从而说明,哲学史上占统领地位的直观这种看的样式,实际上是原初的看的衍生样式。但是这种衍生的看以数学的平均样式成为科学和技术的基础。科技时代对物的片面的看的方式导致"座架"的形成。在座架中,世界变成一个图像,人作为表象的主体获得对世界的完全的统治。但是座架对人的存在隐藏着巨大的危险。如何摆脱这个危险,是我们这个时代必须思考的问题。

政治的形而上学和实践哲学——从毛泽东的“两论”到邓小平的“三论”

研究毛泽东的"两论"和邓小平的"三论",应结合它们的语境和语用,探析其中深层语义,我们会发现政治形而上学和政治实践哲学两个不同的基本面向。"两论"具有三个基本特点:用辩证唯物主义来研究社会历史问题;用实践论和矛盾论来置换唯物论和辩证法;实践论和矛盾论相互蕴含。后者具有三个基本层面:实践论是由战争认识论和革命认识论发展到哲学认识论,矛盾论是由军事辩证法和政治辩证法发展到哲学辩证法。邓小平的"三论",其实是从生产力论回归历史唯物主义。邓小平的实践论与毛泽东的实践论同中有异,邓小平的不矛盾论与毛泽东的矛盾论异中有同。因此可以说从毛泽东的"两论"到邓小平的"三论",也就是从政治的形而上学发展到政治的实践哲学。

形而上学终结与科学一体化——重估《自然辩证法》在哲学史和科学史上的价值

恩格斯创立自然辩证法有两个意图:一是反对形而上学,二是实现科学一体化。自然辩证法不是任何一种自然哲学,而是对于自然科学的概括和总结或批判和反思,是关于自然科学思维及其规律的学说。它是从自然哲学到科学哲学的过渡,是科学的哲学,而不是哲学的科学;是哲学的科学化,而不是科学的哲学化。它在研究对象(客观规律)、研究基础(社会实践)上实现了科学的一体化,同时将哲学转换为思维科学。相比当代西方科学哲学,世界物质统一性原理就是一个本体论承诺;只有确立一种以历史主义为主导,兼容逻辑经验主义和批判理性主义的综合的科学划界标准,即一种可证实的、可证伪的、历史主义的综合的科学划界标准,才能确证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科学性。

基于唯物史观的政治哲学--规范理论还是境况理论?

规范论和境况论在政治哲学领域内存在“纠缠”,马克思主要是沿着唯物史观路径创立政治哲学的,即从唯物史观路径去破解普遍性、必然性难题,最终在《资本论》中创立了自己的具有具体性、历史性特征的新型政治哲学体系。马克思政治哲学坚持从事实和事实总和中引出价值规范,反对以价值规范来框架生活和生活世界,即基于唯物史观,而非某种规范政治理论。这一新型政治哲学体系致力于在资本主义社会经济形态中实现对每一政治哲学问题的具体历史阐明,致力于在资本主义社会生产方式、经济基础上探讨资本主义国家的政治和观念上层建筑,在资本主义物质生产和再生产基础上阐明资本主义政治和观念的生产和再生产。

十九大“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新理念探析——基于中国古代生态哲学的诠释维度

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中,"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新理念与中国古代生态哲学在价值上、认知上最为契合。以儒家"天人合一""生生不息"与道家"天人一体""道法自然"诸观念为核心的中国古代生态哲学,不但能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新理念提供充分的理论支撑,而且可作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新理念这一主体之"两翼",配合其发展出更为深刻、更切近中国文化土壤的生态伦理思想。

大学生性道德越轨以及“同伴互助”的矫正

现代部分大学生和社会性道德规范产生对立与冲突的价值观念与行为模式,存在性道德越轨的现象。其原因与社会道德环境和个人的道德修养欠缺有关,也是其道德发展不成熟的表现。"情景定界"是主要触发因素。"同伴互助"是有效的性道德越轨的矫正模式,它具有积极的矫正功能,可使大学生性道德自觉地由他律向自律升华,方法具体可行,同伴可一起获得性道德教育。

论马克思哲学与时俱进理论品质的内在学理根据及其方法论意义

重塑哲学解释功能、建构哲学改造功能,使科学的解释功能和改造功能成为新哲学的两个相互联系的重要特性,是马克思哲学与时俱进理论品质的内在学理根据,它寓于马克思对旧的哲学形态的批判过程中。马克思重塑哲学的解释功能、建构哲学的改造功能的方法和逻辑给予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启示是极其重要的。我们今天重新认识马克思哲学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的目的就在于从中寻找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与时俱进的方法和逻辑。

“旁通时行”的道德哲学——牟宗三论“焦循易学”

焦循是清代著名经学家,他建构起用"旁通"、"时行"、"相错"等原则诠释易经的新的方向。其关注的焦点,与其说是对于卦象之间的变化的规则,不如说是在对于自然哲学的描绘性的基础之上,建构起一个关注于人的行为的实践领域的道德哲学系统。其核心在于,人的价值世界的构成,源自人的行为的展开,而行为的意义则来自对于天道的当位与失道与否。行为的意义可以经由悔吝而得到修正。在牟宗三先生看来,焦循的易学通过对于价值世界的建构,继承了先秦儒学的道德哲学,体现出易经所具有的积极的生命意义。

思辨与实践之间:现代新儒家的哲学观——以冯友兰、熊十力和牟宗三为中心

理解现代新儒家的哲学观是理解现代新儒学“哲学化重建”的方法基础。现代新儒家的哲学观可以概括为两个典型方向:一是知识性、思辨性的哲学方向,以冯友兰为代表;另一是生命性、实践性的哲学方向,以熊十力、牟宗三为代表。冯友兰主张哲学是严格理智和逻辑下的思议言说的理论系统或知识系统,哲学的目标在于成就思辨之学;熊十力主张本体“非知识所行境界”,哲学是实践的学问而不是知识的“构画”,哲学的目标在于把握终极的生命真实。冯友兰、熊十力之后,牟宗三主张哲学是“实践的智慧学”,以转化生命的成德之“教”收摄思辨性之“学”。从现代之“学”的维度看,“学”与“教”的某种紧张无法彻底消解:哲学是“思辨地面对实践”,无法完全收摄于生命实践;而成德之“教”也不必然依赖于思辨的充分展开。

从摹状词理论看逻辑与语言哲学

迄今为止,关于语言哲学还没有一个公认的明确界定。所以,在某些哲学家是否是语言哲学家的问题上,人们常有分歧。但在“弗雷格和罗素都是语言哲学家,并且是极具影响的语言哲学家”这点上是没有分歧的,在“摹状词理论是语言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这点上也是没有争议的。这种一致性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看作是对现代逻辑在语言哲学中的作用的认可。因为弗雷格和罗素对摹状词的分析完全是建立在现代逻辑的基础上的,这是不容争辩的事实。这一事实充分证明,现代逻辑在语言哲学研究中确实担当着重要的角色,在某种意义上甚至可以说没有现代逻辑就没有语言哲学。

“天道性命相贯通”——论中国古代哲学的二维结构

中国古代哲学自先秦发展至今,已形成为一独特的意义系统。这一意义系统主要由两股气质来支撑:一是深沉、饱满、探求生命意义的儒家,二是超拔、洒脱、追求自然价值的道家。儒、道之共性,乃汤一介所谓之"内在超越",其有别于宗教形态之"外在超越",无需诉诸于"上帝"等外在形式。此"内在超越"之特质,与宋明理学以及"三教合一"的思潮一经融汇,便形成了"天道性命相贯通"的理论架构。此架构之于中国哲学史主要有两大意义:一是充分提升了"仁"的价值内涵,二是将孔孟的德性之学推向了形而上的哲学高峰。

哲学之为穷理与哲学之为对话

哲学是什么在古希腊的时候,哲学一般被认为是所有知识的整体,所有的知识都叫做哲学。不过,希腊人所说的知识与我们现在所说的知识并不完全一样。知识在希腊文里叫做Epis-

从“共和”到民主——陈独秀前期政治哲学转向

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陈独秀的政治哲学发生了一个重要转向,即从“共和”到“民主”的转向。这一转向的直接现实背景是,在中国的现代化进程指向政制革命后,民国初年中国政坛的混乱使得陈独秀反思当时中国精英化的政治样态。同时,共和与民主这两个范畴在西方政治哲学史中的演变,以及从观念出发处置政治问题的思维定式,构成了这一转向的观念来源。质言之,这一转向与陈独秀掀起的新文化运动一体两翼,合为其针对中国二元社会政治结构的社会改造进路。这一转向在当时的激进知识分子中有一定的代表性,虽然在理论上和现实中都有不足,却在中国现代思想史乃至整个现代史上都产生了深远影响。

从生活方式来理解诸子哲学——兼论哲学作为生活艺术

古代哲学与现代哲学的重要区别在于:前者将哲学作为生活方式来实践,后者将哲学作为话语方式来实践。先秦诸子哲学是中国古代哲学的经典形式,我们应该将它们作为生活哲学来对待,但是由于受到现代哲学观念的影响,我们通常将它们作为话语哲学来处理。这种哲学观念上的错位,必然导致我们无法很好地理解诸子哲学。通过对诸子哲学的恰当研究,进而复兴哲学作为生活艺术的观念,有助于现代专业哲学摆脱它的困境。

世界哲学地图的本意和深意——世界哲学大会举办之际的《哲学导论》

《哲学导论》,程广云主编,北京大学出版社,2018在刚刚过去的2018年,最为引人注目的哲学活动恐怕就是夏天在北京举办的第二十四届世界哲学大会。和任何一种专业性乃至国际性哲学会议不同,'世界哲学大会'所体现的就是一种'世界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