介于平庸与神韵之间的诗歌——作为青年歌德开路人的约翰·彼得·乌兹与阿那克里翁派

约翰·彼得·乌兹(Johann Peter Uz)是18世纪备受推崇的诗人,被同时代人誉为德国的贺拉斯。然而在生前他的名声就已衰退:人们认为他阿那克里翁派的洛可可诗歌过于平庸、缺乏特点。随着“狂飙突进”诗歌(Sturm-und-Drang-Lyrik)日益取代他的地位,1782年,乌兹本人得出结论:自己作为一个诗人已经过时了。然而他的诗作中也有一些成分得到流传:青年歌德在他的“狂飙突进”诗歌中沿用了阿那克里翁派的母题和形式元素,但也日益与之划清界限,并选取了新的倾向。在对乌兹的两首代表性的洛可可诗歌《春之乐趣》(Frühlingslust)与《致阿莫尔》(An Amor)的分析中,笔者将主要采用定量内容分析法展现阿那克里翁派诗歌是如何被“制造”的;彼时的文学批评在其中看到了平庸与神韵的混合,这一方面导致了它被取代,但另一方面也使它在“狂飙突进”诗歌中能得到传承。而后以《小小的花,小小的叶子》(Kleine Blumen, kleine Bl?tter)一诗为例,笔者将展现青年歌德对阿那克里翁派的传承与最终克服。本文用齐姆纳(R. Zymner)创造的术语“作者真实性”(autorfaktual)和“人物虚构性诗歌”(personafiktionale Lyrik)取代“体验诗”(Erlebnislyrik)这一颇有争议的概念,通过对乌兹和歌德诗歌的比较,讨论歌德“塞森海姆之歌”(Sesenheimer Lieder)中的个人自传式倾向。

市民阶层与市民性——欧洲关于德国特殊道路的讨论

本文分析了欧洲市民向公民过渡的历史进程以及不同历史时期与不同派别对市民和公民身份的理解和定位。作者认为,公民社会是继市民社会之后的一个历史发展阶段,是一个不同于以往的新的社会形态,具有新的价值理念;公民社会在当代欧洲既具有一定的现实性,同时又是一种还未完全实现的社会理想模式。

白晋的索隐派思想体系

耶稣会士白晋(Joachim Bouvet,1656—1730)的一生颇具传奇色彩。1685年他作为"国王的数学家"之一来到中国,此后供职于康熙王朝。他曾是康熙皇帝的老师,还参与了清代浩大的地图绘制工程,和欧洲著名学者莱布尼茨(Leibniz)等人频繁通信,他还是在华索隐派的创始人,撰写了《康熙皇帝传》、《古今敬天鉴》、《易经释义》等著作。迄今为止,对白晋及其索隐派思想的研究并不多。本文对白晋的索隐派思想作了整体介绍,包括该理论出发点、白晋眼中的四书五经、中国人对独一神和三一神的认识,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