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过任务型组织开展风险治理--兼评张康之教授的“任务型组织观”

20世纪后期以来,人类进入了一场从工业社会向后工业社会的转型,在此过程中,各种各样突发性的危机事件频繁地向人类袭来,标志着人类进入了一个具有高度复杂性与高度不确定性的"风险社会"。风险社会的出现,对工业社会的治理方式提出了挑战,在迅速增长的不确定性面前,作为工业社会治理主体的常规组织开始暴露出了不适应性,传统的治理方式面对危机事件凸现出治理的无效性,从而突出了任务型组织的巨大实践价值。任务型组织在风险治理上有着独特的优越性,因而应当成为风险治理的新途径。

一九五八年《户口登记条例》出台的制度背景探析

中国当代户籍制度的建立逻辑,来自于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国家工业化战略。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城乡冲突呈现激化态势,经济建设出现"冒进"势头,大量农村人口涌入城市,中央不得不采取"反冒进"措施紧急刹车。1957年,政府推出了严格限制农民进城的措施,通过户口管理、粮油供应、劳动用工等行政手段,建立起了城乡隔离带。1958年1月,政府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把已经形成的城乡二元利益格局用法律形式固化下来。

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共整合政治资源防控疫病的举措及经验

新中国成立初期,各类疫病肆虐。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政权面对来自环境的压力时,沉着应对,在整合和利用医疗卫生、组织、资金、人才等方面政治资源的过程中,将疫病防控与国家改造和社会移风易俗结合起来,采用多样化的资源整合方式,发挥多方面的合力作用,建立及时快捷的反馈与纠错机制,将"防病"、"医愚"与"治心"相结合,化"危"为"机",成功地遏制了疫病的流行,减少了人口死亡,夯实了党执政的社会基础。

发展中的行政决策:科学化与民主化之博弈关系探析

行政决策的科学化一般是指行政决策程序和方法的科学化,主要包括决策的程序化和技术化两个方面,强调的是决策效率,具有强烈的技术色彩;决策民主化主要包括决策目标的民主化和决策方式的民主化,强调的是社会公正,要求相关利益群体具有参与和影响决策的机会和渠道。关于二者的关系,既有正相关的理解,更有负相关的认识,事实上,二者的矛盾冲突表现的更为突出。在决策程序和决策方法科学化的基础上,应当进行相关利益群体利益的整合与协调,使二者在公共决策的矛盾关系中达至统一。

20世纪50年代中共整合组织资源防控血吸虫病的实践及启示

组织是形成集体意志的重要途径,它能够以集体的力量解决个体无法单独解决的问题。20世纪50年代,中国共产党为了防控肆虐的血吸虫病,通过整合和利用血防领导组织、专业防治组织、卫生科研组织和基层群众组织等方面的资源,有效地控制了疫情。这一血防实践表明,在医药卫生资源紧缺和民众需求急切的国情下开展血防工作,执政党必须对各级各类组织资源进行大力整合,强调各个组织和机构之间的协调配合,充分发挥其合力作用,并保持组织的持续性和稳定性。

中国中期人口发展状况与影响初探

以人口普查及其他具权威性的官方统计数据为依据,可以对中国未来30年的人口发展变动趋势做出合理推算。预计我国人口总量会经历从缓慢爬升(2011～2020年,人口峰值13.8亿),到停止增长,再到迅速下降的一系列过程(2030年以后下降明显)。期间,我国年轻人比例进一步下降,老年人比例进一步上升,这一趋势将保持30年以上,2040年时我国将成为约每3人中有一位60岁以上老人的严重老龄化国家;从2020年起,男性择偶困难现象会愈加明显,到2040年适婚龄男性累积比适龄女性多约4000万。我国中期人口结构的显著特性,必将对国家中长期经济发展与社会变化产生重大影响。

从因特网诞生于美国看制度性条件对技术后果的影响

因特网之所以诞生在美国而不是诞生在苏联,有着其深刻的非技术原因。首先,在美国的制度条件下,权利和利益是分享的,权力是被多方制衡的,因而内部的阿帕网走向全社会的阻力最小;其次,互连网络的无中心、平等分享的技术特点与自由竞争的社会需求、制度规则能够极其自然地融为一体。而在苏联,部门分割的经济集权体制和制约力度很小的政治集权体制是"不扩散技术"的制度保证,难以想象能够迅速发展成为社会性的庞大网络。

邓小平科技思想及其发展

邓小平科技思想的形成经历了一个过程。他的以“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为核心的科技思想,是对马克思主义的创新发展,突出了科学技术“第一性”的特征。随着我国现代化建设和改革开放的深入,邓小平科技思想在实践中不断得到发展。

现行贪污贿赂罪的规定不利于惩戒职务犯罪

一般来说。职务腐败的人很害怕刑法。都不想对应刑法条款“对号入座”．但是有一条则是例外，那就是刑法第395条，对这一条，腐败官员喜欢得不得了．

慈善组织公信力重塑过程中第三方评估机制研究

慈善组织的核心宗旨在于传播和实践慈爱与善行,在此过程中,诚信、信任、道德、责任、人道等是其最基本的价值取向,这就决定了慈善事业要取得发展必须维护其社会公信力。本文试图通过对慈善组织公信力构成要件的分析,结合中国慈善组织公信力缺失的现状和原因,研究如何从第三方评估的角度来重塑慈善组织的公信力。文章首先剖析了第三方评估在中国慈善组织领域的运作状况,继而从评估主体、评估过程和评估的外部环境三个角度提出了具体的改进意见。文章的创新之处在于重新设计了第三方评估的流程图和详细的评估指标体系。

宪法上的艺术自由及其限制——以“敏感地带”行为艺术案为切入点

在我国宪法的基本权利体系中,艺术自由兼具自由权与社会权的双重属性。这体现了我国宪法重视艺术自由保障的立场。对艺术自由的规范领域和限制标准的界定,不能离开艺术的事物本质和内在结构。艺术具有双层结构,是现实层面和艺术层面的结合体,在对艺术自由与公共利益进行法益衡量的过程中不能只关注其现实层面,更要考虑其艺术层面。当事人在艺术场所的性行为在艺术自由的规范领域之内,但是由于其对公序良俗的危害过大,国家对其加以干涉具有正当性。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医疗卫生体制改革的回顾与反思

改革开放以来,针对我国原有医疗卫生体制存在的弊端,结合新时期卫生事业发展的实际情况,党和政府对我国的医疗卫生体制进行了改革。这一改革经历了四个发展阶段。改革既取得了一定成效,也存在着一些问题。回顾和反思新时期我国医疗卫生体制改革的历程,可以总结出一些有益的经验和启示,主要是:改革要坚持医疗卫生事业的公益性质,把维护人民健康权益放在第一位;必须将发挥政府主导作用与发挥市场机制作用有机结合起来;必须建立和完善医疗卫生制度体系和运行机制;必须大力加强基层卫生机构建设;必须建立严格有效的医疗卫生监管体制。

台湾高等教育评鉴制度的构建及启示

中国台湾地区高等教育评鉴制度的构建始于20世纪70年代,至今发展30余年,特别是近年推动的全台大学系所评鉴制度,成为台湾教育改革的重点举措。本文就中国台湾地区高等教育评鉴制度构建的历史和现行评鉴制度的运行状况做出梳理,分析其评鉴制度的特点,从中获得高等教育品质保障制度建立的有益借鉴,以期为有效开展两岸教育交流提供帮助。

税收管理信息化及其路径研究

税收管理信息化是将信息技术广泛应用于税收管理,深度开发和利用信息资源,提高管理、监控和服务水平,从而推进税收管理现代化建设的综合过程。本文从税收管理信息化内涵入手,阐述了税收管理信息化的意义,分析了我国税收管理信息化存在的主要问题,提出了实现税收管理信息化要解决的基础问题。

加强和改进行政监督的新思考

进一步加强行政监督对提高行政效率、防止行政腐败、赢得人民的信任和拥护有着重大意义。本文分析了当前行政监督过程中专门监督机构监督、人大监督、政务公开和行政首长问责制等方面存在的问题,提出了四个方面建议:切实维护监察机关行使监督的独立性和权威性;把提高人大监督效益作为一项重点工作来抓;在增强政务公开透明度上实现新突破;扎实有效地推行行政首长问责制。

台湾高等职业教育的改革发展及启示

高等职业教育是台湾教育体系中极具特点的组成部分,在台湾推动的教育改革中,高等职业教育的改革面向及由此引起的重大变化引人注目。本文在阐述台湾高职教育改革内容的基础上,总结其改革特点和发展经验;对比大陆高职教育存在的主要问题,提出可供借鉴的经验和高职教育进一步发展的取向。

个人所得税征收管理人性化探析

税收人性化是中国税制进一步改革的基本取向。本文在人性内涵的基础上,界定了个人所得税征收管理人性化内涵包括五个方面,即公平性、法治性、效率性、服务性和透明性。在此基础上考察了个人所得税征收管理人性化缺失的主要表现和根源,提出了实现个人所得税征收管理人性化的构想。

当前理论经济学若干热点问题

中国改革开放已走过了30年的历程，对改革开放道路及其指导思想等问题的分析成为理论界关注的热点，这些问题包括如何评价改革开放与经济发展的关系，如何处理公有制与私有制的关系，如何看待股份制的地位，以及如何认识国有企业与非公企业的性质等等。

政治学视野中协同概念三维解析——兼论国家治理协同性的增强

对协同概念的政治学知识建构有三个维度:技术维度下的协同,是政治系统缓解压力和增强自身存续能力,以实现系统各部分啮合共生和卯榫相连的技能,具有自组织和整体最优等特性,指涉的是政治行为和政治过程;制度维度下的协同,内嵌于政治行为的制度化过程,是制度间的相互增强运动,目标指向是稳定有序,指涉的是政治关系;文化维度下的协同,以政治互信作为心理基础,认同"不是最适者也能生存"的价值取向,基本特征是开放包容,指涉的是政治心理和政治价值观。对协同概念的政治学知识建构,为增强国家治理协同性提供了新视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