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论中国近代法律教育

中国近代法律教育兴起繁荣有其社会原因并经历了前期一系列的准备、酝酿。其产生、发展的途径分三类:官办、私立、教会创办,后在民国时期形成统一规制。这一时期的法律教育有一系列的相关制度逐步建立起来并定型化。中国近代法律教育的逐步健全与法律制度的建立完善是相辅相成的,两者间存在着复杂的辨证关系。

美国教育法律发展25年回顾

过去的25年中,美国在教育法律领域内取得很多突破性进展,立法系统与司法系统均对美国教育事业的成长和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文章主要涉及三方面内容:(1)学生档案管理,(2)伤残学生的教育,(3)伤残学生的民事权利。通过分析以上领域的相关联邦法律条款和归纳具有典型意义的法院判例进行历史性回顾。

近代中国法律院校流变探析

近代中国法律院校在清末因社会需求旺盛而勃兴,在民初因过度扩张而消退,此后又经20余年不断裁减削并,几番政权更迭才得以“瘦身”。当时的法律院校良莠不齐、规模过大、数量过分扩张导致教学质量难以保证,这一切使得近代法律院校在给我们留下宝贵办学经验的同时,也给我们以深刻的教训和启示。

我国行政法治的进一步深化——应松年教授谈《行政许可法》与《行政强制法》的制定

为适应行政改革的需要 ,实现行政法治 ,全国人大将《行政许可法》与《行政强制法》纳入此届人大的立法议程 ,并强调其紧迫性。为全面了解这两部法律的立法情况 ,本刊记者走访了参与这两部法律的起草与审议工作的全国人大内务司法委员会委员、国家行政学院法学部主任、博士生导师应松年教授。

美国保障校园安全的法律措施

美周社会的暴力犯罪已经达到流行的程度。突出问题在于年轻人日益增长的暴力倾向和由此对学校产生的负面影响。事实上，暴力举动已经成为美国部分学生成长经历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尽管近些年密西西比州，肯塔基州、阿肯色州、宾夕法尼亚州、俄勒冈州和科罗拉多州的校园凶杀案已经引起了国家对此类问题的注意，但校园中的暴力事件数量在过去10年中仍有很大幅度的增加，程度日益加剧并更为常见。

论校园安全保障的制度现状与立法完善

目前有关学校安全的立法,在体系化方面存在着基准规范缺位、规范体系层级断代、多头立法、内容交叉重复的缺陷;在文本内容上存在着规范性欠缺、目的定位与逻辑起点不统一的内在瑕疵。鉴于当前的现状,制定一部功能与属性定位科学、合理的规范性文件——《学校安全条例》,明确其作为基准法的功能属性、行政法规的层级属性、客观规则的性质定位,以行政法规的形式统领学校安全规范体系,完善学校安全规范的体系化,是实现学校安全保障制度化的现实需求。

评中国思想家对道德与法律之关系的探索

儒家礼法合一论的真义是对“善法”的追求 ,对“恶法”的否定。因为善法体现了儒家的道德精神 ,反映了一种人道主义的价值取向 ,而恶法则是反人道的。墨家强调“法不仁不可以为法” ,其真实的意思是不道德的法律不是真正的法律 ,与儒家的礼法合一论有相似之处。法家主张“法虽不善犹善于无法” ,从而否定了法律的道德基础和价值根据。今天 ,我们在立法中贯彻道德的法律化取向需要谨慎从事 :一是注意把那些体现时代精神、合乎社会潮流的道德予以法律化 ,不能把落伍于时代的道德法律化 ;二是切忌把过高的道德义务转化为法律义务。必须认识到 ,应该法律化的道德只是“底线道德” ,而高层次的道德是不宜法律化的 ,否则就是强人所难。

法人概念的公法意义

囿于特定的历史背景,我国有关法人制度的探讨仅限于民事领域,欠缺对公法人的功能、价值、法律地位的全面认识。从渊源而言,公法人脱胎于私法人制度,因而在理论渊源上保持一定的通联与一致,但公法人独有的价值与功能决定了其法律特征的特殊性。从功能角度而言,公法人制度的目的在于通过法人的自主与独立特性来实现行政的自治与绩效。因此,在比较、借鉴的基础上构建我国的公法人制度,对提升行政权的有效运转具有重要意义。

论公法人制度建构的意义和治理功能

在现代行政组织体制中,公法人是一项重要的组织手段与法律制度。其目的在于通过法人的身份独立与行为自主,实现行政的自治与绩效。因此,以公法人这一组织形态作为行政治理手段是现代行政改革的重要内容。在我国,改革所引发的社会结构性变迁,反映到法律层面可以概括为由官僚化的单位治理模式向自主化的法人治理模式的演变,体现为法人作为一种组织形态与治理模式在实践中得以逐渐落实。公法人作为一种国家治理的组织手段,其制度功能体现为两个方面,即以法人格化的方式实现行政分权下的自治,以法人化的方式应对科层制的弊端。

青少年罪犯适用社区矫正的对象及其本质特征

根据我国现行法律的规定,目前青少年罪犯适用社区矫正的对象主要包括5种人员,他们适用的非监禁刑罚分为两种情况。根据刑罚报应与功利的辨证统一以及刑罚目的的有机协调,社区矫正的本质,就是积极调动社会各方面的力量,充分利用社区的各种资源,在社区的环境和条件下,对于社区矫正的青少年服刑人员进行监管和矫正的活动。社区矫正执行主体的聚合性;社区矫正执行依据的法定性;社区矫正适用对象的主体性,是社区矫正的三个主要特征。

高校图书馆数字图书合理使用问题研究

根据中国法律规定,公共图书馆未经著作权人许可通过信息网络在馆舍内提供数字作品属于合理使用。鉴于高校图书馆的特殊性,笔者认为中国应立法规定高校图书馆通过校园网向师生提供数字作品属于合理使用。同时,为避免著作权人的利益受损,对于上述合理使用行为应施加必要的限制,法律应明确在施加特定技术措施后高校图书馆方可为上述行为。

董仲舒的法学思维方法及其与汉代法律制度的关系

有一种关于中西方法传统的区别的成说,认为中国之法传统可以名之为“法自然”,而西方之法传统则应名之为“自然法”。中国“法自然”的法传统的形成与汉代以董子之学为代表的具象思维的作用是分不开的。这里,“法自然”之“自然”应理解为人格化的自然,而不是纯客观的自然,也不是“至上神”的自然;“法自然”的方法是“法象天地”,也就是以“天”为至大无外之“象”,通过“循象观意”、“因象明理”的具象思维,从人格化的自然中获得对于社会人生的体悟;“法自然”的法学思维对于汉代的法律制度有显著影响,它是论证制度合理性的依据。汉代的法律思想与法律制度,比如宫制的设置、阴阳刑德及顺天行刑的思想和制度等等,都以“法象天地”也即“法自然”为论据。

社会转型中公共行政模式的变迁

本文立足于改革开放、经济全球化以及WTO所引起的社会变革 ,阐述了公共行政模式从“公共权力”走向“公共服务’ ;从“单一化”的方式走向行为的“多样化” ;从直接行政走向直接与间接行政并存的发展轨迹。

教育权与著作权的竞争与平衡

教育权是我国宪法规定的公民基本权利之一 ,它在著作权法上也有体现 ,反映在著作权法上有关著作权合理使用的某些规定中。教育权与著作权的竞争通常通过著作权合理使用制度加以平衡。当今时代 ,由于教育观念和教育定位发生很大变化 ,同时也由于网络技术和其他信息技术的发展 ,在全球范围内合理使用制度面临重大挑战 ,急需在教育权与著作权之间寻找新的平衡点。我国著作权法的有关规定也有待调适。

论商事主体的商事权利

商法理论在讨论商事主体和商事行为时,不讨论商事主体的权利,这是个重大缺陷。商事主体除享有民事权利、社会权利之外,还特别享有商事权利。商事权利是商事主体从事工业生产、农业生产和商业服务活动的权利,其有着丰富的内涵,是商事主体最根本的权利。商事权利并非物权的简单延伸,其与物权是完全不同的概念。应深入研究商事权利及其内涵,提高商法理论的完整性和科学性,从而加强市场经济的法制建设。

中国古代关于预防犯罪的教育思想

教育是预防犯罪的主要手段。在中国古代 ,儒家和法家分别提出了利用道德教育和法律教育来预防犯罪的主张 ,随后 ,各朝代的统治者更多地是将二者结合起来。对中国古代预防犯罪的教育思想进行总结 ,无疑对治理我国现阶段的社会犯罪具有重要的意义。

学校侵权责任确立的价值定位与制度设计

作为公共政策的有机组成部分,有关学校侵权责任的制度化设计必然体现着公共政策的意图与导向,它不仅担负着解决校园民事纠纷的功能,同时,也承载着维护正常教育秩序的公共目的,因此,平衡权利与责任之间的关系,促进公共教育的发展是学校责任确立的核心价值。从制度设计而言,《侵权责任法》有关学校责任的归责原则具有精细化、科学化,归责标准客观化、制度化的特点,上述特征体现着该法对学校侵权争议的双方当事人"权利"与"责任"的价值平衡,以及立法、行政、司法三类公共权力机关在确立学校侵权责任上的权限分配。

登记行为的类型化分析

《行政许可法》从颁布实施至今已近两年,其运作曾被喻为中国政府的一场自我革命和瘦身运动,起初的各种赞誉之声仍绕樑未绝,然而,近期以来,针对该部法律的各式批评与责备却呈愈来愈烈之势,有的学者甚至对其缺陷作了掘地三尺般的梳理,反差之大,在我国立法史上并不多见。太多的批判或许源自当初过高的期许,不可能期望一部法律的施行就可以瞬间在中国实现行政法治。批判本身无可厚非,但无论如何还是应当注入更多的理性成份,要明辨为何批判,怎样批判,批判之后又当如何?基于此,本刊特约请国内知名学者、该部法律的最初起草人、政府法制部门工作人员三类人士对该法律的功效、运作机理和障碍做一次深入研讨。

知识产权制度的公益性与私益性

知识产权制度通过利用公益与私益的辩证关系,作出了有利于知识发展的制度创造,体现了很高的智慧。但是,公益与私益难免存在一定的紧张关系,现有知识产权制度有一些不尽合理之处,有待进一步调适。

论行政行为的确定力

行政行为的确定力作为政府诚信的制度保障,是行政行为公信度保障的支撑点与行政秩序得以维系的基础,其内涵主要体现为对起诉期间和行政撤销权的限制。同时,不同价值与利益之间的冲突与平衡决定了确定力只能是相对的,因此,有关行政行为确定力的具体设计应当综合行政行为的性质、违法程度区别对待,并以相应的行政时效制度为依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