悲剧意识与文化传统

人类发展和人类社会形态更替过程都包含了悲剧性。只有人们正确地认识和把握现实的悲剧性,并想改变自己的生存困境,悲剧意识才可能形成。悲剧意识是指在人类发展过程和社会发展进程中,体现在某些人物身上的那种“无为而为”的心理倾向,即某些人明知他们将来的所作所为一定会失败(实际上也会失败),却仍然锐意去追求、奋斗、牺牲的心理趋势。它由两个部分构成:一、人类生存和社会发展的困境;二、人类对人类生存和社会发展困境的超越、应战的精神。西方文化决定了它的悲剧意识表现形态,西方人的悲剧意识表现得深刻、彻底,中国文化决定了它的悲剧意识表现形态,中国人悲剧意识表现得浮泛、留有余地。

打诨是参禅、作诗、作杂剧的媒介——兼论宋代的戏剧思想

两宋文学存在一种诙谐为诗的倾向,诙谐为诗的风尚与两宋的说禅参禅的社会风气、杂剧的创作与欣赏风尚相通,三种文学风尚共时发展。打诨是参禅、作诗、作杂剧的中介。人们说禅、作诗、作杂剧、打诨,有意追求与体现语言机趣美;人们参禅、读诗、看杂剧、听诨(读诨)时,欣赏这种语言机趣美。

两宋宫廷杂剧与民间杂剧的对立与互动

在宋代杂剧研究领域,人们很少从文人曲与民间戏的角度,分析宋代宫廷杂剧与民间杂剧的内容倾向、表演形态、审美趣味的对立状态与互动倾向。从服务对象、演出内容、演出场地、表现形式、演出风格、欣赏趣味等方面来看,宋代杂剧分为宫廷杂剧和民间杂剧。宫廷杂剧为宫廷统治者服务,它讲究演出的仪式性、演出内容的颂扬性、欣赏趣味的多维性。民间杂剧包括士大夫杂剧和平民杂剧。士大夫杂剧具有家宴性质,用于家庭娱乐与招待宾客,讲究清雅、机趣,独重女音“浅斟低唱”的欣赏趣味;平民杂剧讲究热闹性,注重科诨效果。宫廷杂剧与民间杂剧并不是绝对对立的,宫廷杂剧艺人与民间杂剧艺人可以相互沟通,宫廷杂剧和民间杂剧在内容上还相互影响。宫廷杂剧、民间杂剧影响了后世的戏剧格局——元明清宫廷戏剧、士大夫堂会、民间戏剧。

从话剧《红楼梦》看张广天的“先疯戏剧”

在先锋戏剧《红楼梦》中,一种后现代风格的诠释和拥抱大众文化的创作态度赋予了《红楼梦》全新的阐释角度和犀利的文化讽刺意味。本文以话剧《红楼梦》为主要探讨对象,从其戏剧风格和创作视角两个角度解读张广天的"先疯"戏剧。

汉藏语“日”“月”语源考

古汉语的“日”，上古音属日母质部*njid，与藏缅语言里“太阳”一词的语音形式相似，例如：藏文的ηi，缅文的ne^2，基诺语的njl^42(э33)，等等。这些词与汉语“日”之间的同源关系几乎是不证自明的。如果汉语的“日”和藏缅语言的“太阳”源于共同的根词，那将对它们之间的同源关系是一个更有力的支持。

“黑”名源考

颜色词往往是由指称某个具体事物的名词派生来的。“黑”作为汉语里最早产生的颜色词之一，其来源似乎也不该例外。

张洁论——蘸着胆汁写出的情感历路

在当代女作家中，毋庸置疑，张洁是较早、而且是不离不弃地始终站在女性立场上言说的作家。从《爱，是不能忘记的》开始，到《方舟》、《祖母绿》、《红蘑菇》、《她吸的是带薄荷味儿的烟》、《无字》，张洁接连投笔于婚恋题材，在对人物，尤其是对女性人物在婚恋生活中的地位、命运、气质、追求、痛苦、烦恼以及糊涂的描写中，

王嗣奭《杜臆》排印本辨误

明末王嗣奭所著《杜臆》是一部重要的杜诗学著作。该书完成于清顺治二年（1645），直到1949年才被发现，后归上海图书馆收藏。1962年，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将其影印出版。1963年，该所又将其排印出版。1983年，上海古籍出版社重印了排印本，此次重印变动细微。排印本的发行为杜诗研究者提供了极大方便，但其本身存在的一些问题，却一直未能澄清。本文在反复比较基础上，将《杜臆》排印本存在的问题和不足加以总结，以供学界同仁参考。

《红楼梦》中的桃源梦——林黛玉诗之探索

《红楼梦》的作者曹雪芹无论从经历上,还是从个人气质上都和那个隐居田园的陶渊明十分相似:曹雪芹出身贵族,经历了家族的由盛转衰,这本身就与陶渊明的经历有相似之处。事实上,曹雪芹晚年就是过着陶渊明一样的隐居生活。曹雪芹在《红楼梦》中构建了一个理想天国——大观园,这大观园不也正是陶渊明理想中的世外桃源吗?红楼梦中的林黛玉是曹雪芹着力刻画的一个人物,林黛玉从某种意义上反映了曹雪芹先生的品格。她和陶渊明看似是两个毫不相干的人物,他们性别不同,生活的年代不同,生活经历也不尽相同,性格好恶似乎更是大相径庭。然而,我们若是在这诸多不同之中细心体会,也还能够察觉到他们性格的相似之处:那就是,他们同样有着高度的自尊心,同样有着桀傲不逊的诗人气质,这也正是作者自己不与世俗同流合污的高贵品质的反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