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大数据与影视的跨界合作

说起"大数据",可谓是时下最流行的词汇之一。不论是影视、商业、企业管理,社会中的方方面面都逐步的意识到"大数据"的优势,并将之充分的运用到自己的领域。可见,"大数据"时代是真的来临了。本文旨在针对大数据与影视的跨界合作,来进一步阐述"大数据"的实际价值与缺憾之处。毕竟"大数据"仍处于不完善阶段,还需要我们以辨证的眼光来看待。

美术传统与电影的视觉风格研究——彼得·格林纳威影片《枕边书》影像结构中的立体主义构成

本文结合视觉艺术史的发展演变,通过重点剖析格林纳威(PeterGreenaway)的影片《枕边书》在影像结构创造上对现代美术流派——立体主义绘画的观念和相关艺术形式的借鉴并创造出具有颠覆意义和独特视觉风格的电影语言,论证了美术传统对电影的视觉风格形成所产生的重要影响。

“新媒体的社会影响与挑战”国际学术研讨会综述

2016年12月12-13日，“新媒体的社会影响与挑战”国际学术研讨会在北京举办。本次研讨会由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主办、美国太平洋大学太平洋学院和《现代传播》编辑部协办。来自北京大学、美国太平洋大学等国内外近30所高校和机构，包含传播学、文化研究等多个领域的60位专家学者参与了此次研讨会。

中国儿童题材影片的非儿童本位取向分析

儿童题材影片从观众取向上看,可以分为儿童本位取向和非儿童本位取向两种,中国儿童题材影片自诞生起就有许多影片采取了非儿童本位取向,非儿童本位的影片对于拓展儿童题材电影的表现空间有重要意义,但从儿童电影的本质上看,“本位”作品显然更符合儿童电影的未来发展,“本位”作品应该是儿童电影的主体。

《哈利·波特》现象与受众文化心理研究

自1997年第一部《哈利·波特与魔法石》在英国首次发行以来,《哈利·波特》系列一直占据英、美等国的畅销书排行榜之首,成为全球发行量最大的书。由美国华纳电影公司拍摄的《哈利·波特》系列电影,仅前两部在全球就取得了18亿美金的票房收入,打破了全球的票房纪录。这一文化现象引起了全世界的关注。本文对于这样一个根源于西方,迅速跨越文化的界线,影响遍及全球的文化现象进行研究,主要是从自身、他人和环境,文化的三个关系对象入手,引申出电影走红世界的原因,即抓住观众欣赏的心理因素:突破现实的虚构世界,打破禁锢的奇思妙想,冲破平淡的惊险刺激。

中外儿童电影比较研究

中国的儿童电影以“短、平、快”为主,主创人员以拍完片子为目的,缺乏建立统一的平台意识。儿童电影的收入,票房只是一个方面,绝大多数收入还是在衍生产品。假如我们能利用电影作品搭建一个平台,在这个平台所有的智慧都来施展,那将是一个多姿多彩、万象具生的景观。这个平台包括电影策划人、电影制作人,又包括电影宣传人、电影放映人、电影衍生产品营销人等。中国的儿童电影要想走出国门,与全世界的孩子共鸣,一定要寻求一些人类共通的情感和价值观作为写作的主要素材,从而规避东西方文化的差异,将有着民族、社会等意识形态的主题内容,尽可能放在故事的背景中去,故事要正面表现全球孩子均可接受的挚爱真情及成长的心理路程。

女性电影的另一种定义:伊朗电影《女人花》

女性电影一般指称那些女导演所拍的电影或男导演拍的女性题材的电影,这两者都是从创作/生产者的角度来界定的,并没有将观众考虑在内,本文以伊朗电影《女人花》为例,尝试从观众的角度将女性题材的电影界定为主要给女性观众看的电影,这样的影片让女性通过各种生活故事宣泄在父权制社会中受到的压抑,虽然或许会受到女性主义者的批评却可能是同类题材电影的主流。

《伊凡的童年》中的图像引用

本文充分关注并深入分析了塔尔科夫斯基的影片《伊凡的童年》中的图像引用问题,指出影片中的图像引用是构成影片表现语言的重要组成部分,与整个影片的基调、氛围、情绪传达等完美地结合在一起,并在更为深刻的意义上揭示了影片的主题,体现了更为丰富、深邃的精神内涵。这一手法也成为塔尔科夫斯基此后电影语言的重要标志。

文化研究四十年——理查·霍加特访谈录

理查·霍加特是英国文化研究的奠基者之一 ,在该领域早期发展历史上 ,其思想被国际学界广泛引用。他的著作《文化知识的用途》 (TheUsesofLiteracy)与雷蒙德·威廉斯的《文化与社会》、《漫长的革命》 ,E·P汤普森的《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一起 ,成为后来斯图亚特·霍尔所称英国传统的文化研究成型的标志。 196 4年在伯明翰大学建立当代文化研究中心的过程中 ,霍加特是为该领域建立机构形式的第一人。该中心后来成为文化研究成长的基地 ,具有其他地方难以匹敌的强大的活动能力和影响力。第一期《国际文化研究》 (以下简称ICS)恰逢《文化知识的用途》出版 40周年纪念 ,同时 ,正值国际学界对文化研究进行反思 ,认为目前文化研究到了转折点的时刻。在过去的十年里 ,该领域的“爆炸”不仅极大地扩展了以其名义进行的工作的范围 ,而且也开辟了新的读者和新的场所。但是 ,对其定义及完整性也造成了困惑。该领域的核心问题是什么 ?政治动机是什么 ?言说对象是谁 ?它从何来 ,要去何处 ?这些问题难以适当简化 ,更谈不上清楚地回答。正是在这样的语境里 ,1997年 9月《国际文化研究》 (ICS)对理查·霍加特进行了访谈 ,以期获得对英国目前文化研究与 5 0年代后期文化研究之间的连续性和差异的认识。自从他对 5

《哈利·波特》传播现象探析

《哈利·波特》电影一而再,再而三的热卖,主要原因之一要归功于《哈利·波特》电影的拍摄与发行方:娱乐业大王美国在线时代华纳公司。事实上,电影《哈利·波特》系列现象突出体现的正是美国在线时代华纳公司作为一个跨媒体的巨型企业在电影传播方面的巨大优势。跨媒体整合的最大好处在于它充分考虑了处在传媒“生态”不同层次上各类传媒利用市场资源的“多赢”特性,形成不同层次上分享市场资源的“立体化规模效应”。

现实、奇幻、爱的母题——关于当代魔幻童话电影创作一些共通规律的思考

以《纳尼亚传奇》和《哈利·波特》电影系列为代表,魔幻童话电影成为近期儿童电影创作中一个引人注目的现象。本文对现有评论较少涉及的魔幻童话电影的“家”意象、情感的奇幻化表现和“爱”的母题的强调等问题进行了探讨。文章认为,尽管魔幻童话电影需要“惊奇”,但只有使儿童观众受到感动的惊奇才能够真正达到影片审美接受的目的。在这样的意义上,从“家”意象的创造到以奇特的媒介方式使情感与“爱”的母题得到具象化的展现,是由儿童的成长特点、儿童特有的心灵、语境特点决定的魔幻童话电影创作带有规律性的问题。

解构“英雄”——西方童话电影主题模式的转型趋向

童话电影创作始自梅里爱,以后经由迪斯尼公司的发展,形成了卡通——童话电影与传统童话创作相一致的思维定式,和从形式的荒诞到具有荒诞性的主题模式。进入新世纪以来,童话电影创作呈现出新的趋向。对传统审美和接受之间关系模式的解构,美—丑相悖、善—恶相悖、完美与不完美之间的比照或倒错安排,显示了具有后现代色彩的童话电影主题模式的转型趋向。

格里菲斯与中国

无论从文化放送或接受的意义上,电影大师格里菲斯与中国的关系都是探讨中西方电影文化交流的重要的新的研究课题。作为中西方电影文化交流史实方面的新发现——西方电影在电影发明仅半年后就已经传入中国。不同于文学和其它艺术形式的传播往往肇始于接受主体的积极选择和“拿来”,外国电影文化的进入中国,是在殖民主义语境下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有目的地占领中国电影市场的直接结果。但在这样的特定语境下,作为电影文化传播主体的格里菲斯及其作品和接受主体中国受众之间的关系,却呈现出迥异于当时主流文化的明显特征。“格里菲斯热”在中国的出现和格里菲斯在创作中所表现出的“中国情结”,构成了研究“格里菲斯与中国”关系的基本契合点。格里菲斯在其最重要的电影作品之一《残花泪》中,通过对原创小说根本命意的改写,使影片在深层意义上成为种族、民族政治意义上的寓言,种族社会问题意义上的寓言和女性地位与途程的寓言,从而创造了反殖民主义主流意识形态的电影话语。

文化人类学与存在论?——纪录片《游神考》的制作观念及文化表述

《游神考》是纪录片导演黎小锋与贾恺合作的最新作品,讲述了一个乡间人物的奇特生命旅程。这位经历过与被拐卖妇女婚配、儿子夭折、妻子告别不归、疯癫、神秘出走、苦修、以特异功能为人治病等人生大事件的陕北农村男子,咀嚼了人生的各种苦难,仿佛是人生苦谛的演示,他的人生轨迹越出了普通人的世俗常态,不仅具有超凡脱俗的戏剧性,最终还导致了自己教徒一般的心理和精神状态。

“蔡徐坤演得好”——《长安十二时辰》弹幕评论的文化分析

随着《长安十二时辰》的热播,该剧主演易烊千玺成为弹幕评论议论的焦点之一。不少网友故意将他与其他“流量明星”的名字相混淆,借此发表调侃、嘲讽易烊千玺的相关弹幕。本文着重从弹幕评论的特点、易烊千玺黑粉与路人的社会心理与时代焦虑等三个方面对这一弹幕评论现象加以简要分析。

《回西藏》:涉藏故事的重述与改写

《回西藏》是导演陈国星在执导电影《孔繁森》多年后,根据同一人物原型,与藏族青年导演拉华加联合执导的电影。影片对主人公老孔形象的塑造主要采用了多元文化主义的话语,对老孔所处的西藏环境及其文化进行了重新的意义布局和提炼。从故事层面来说,《回西藏》是对电影《孔繁森》的重述和改写,也是导演陈国星有意识地对前作进行的某种修正。《回西藏》的思想和文化表达需要放到历史大势中去考察。在当下复杂的世界格局中,中国需要讲述涉藏故事的新方法。

转折与自觉:2022年中国电影文化分析

处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的2022年,又有一些重大事件改变了世界和中国,自然也影响到了中国电影的文化生产。在这一年的中国电影中,讲述中国故事的创意鲜明,建构相关价值体系方面成果卓著。而历史叙事与文化记忆兹事体大,是探索中国电影文化创新的关键问题,这一年的作品呈现出复杂文化面貌。文艺片虽然艺术风格与文化表述多元化,也暴露出美学观念单一、与现实主义疏离等问题。当下中国电影迫在眉睫的问题是深化其文化主体性。

《我叫刘跃进》：商业化的阶级表达

大城市中的农民工形象，在电影中出现，并且成为主角，这样的安排，似乎已经预先奠定了一种新鲜的意识形态旨趣。片名中的“我”字，又似乎要建立起给农民工以主体地位的叙事口吻。但是，纵观全片，这种主体的所有意识形态基础并没有坚实地矗立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