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经济对商贸流通业韧性的影响——资源配置效率的中介效应

本文以2011-2021年省级数据为样本,通过熵值法测算数字经济和商贸流通业韧性发展水平,并建立各种计量模型剖析数字经济对商贸流通业韧性的影响效应。研究发现,数字经济有助于提升商贸流通业韧性。资源配置效率发挥中介效应,数字经济通过提升资源配置效率,能够间接提升商贸流通业韧性。考虑到空间因素,数字经济对商贸流通业韧性的影响效应通过空间溢出对周边地区同样存在促进作用。

人力资本流动对区域经济增长的驱动作用——基于Uzawa-Lucas模型

以户籍制度改革为背景,研究人力资本流动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机制,将人力资本流动要素纳入到Uzawa-Lucas两部门生产模型中。首先,在人力资本流动条件下建立Uzawa-Lucas两部门生产模型,并且依据Uzawa-Lucas两部门生产模型推导出在人力资本流动情况下人力资本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从理论上分析人力资本流动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其次,利用明瑟方程和引力模型测算人力资本与人力资本流动。最后,依据经济增长模型构建人力资本与经济增长关系研究的空间计量模型,检验我国2005—2022年人力资本流动条件下人力资本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实证结果表明,人力资本存量确实促进了我国经济增长,流动人力资本为我国经济增长带来积极影响。

基于协整检验和VAR模型的我国对外贸易与经济增长长短期动态关系研究

当下中国正处在经济转型的关键时期,发展外向型经济、倒逼国内经济模式转型已成为全社会的共识,能否充分发挥对外贸易对经济增长和经济转型的带动作用,必将影响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成效。基于此,本文选取1982-2012年的我国进出口贸易及GDP数据,并采用VAR模型、协整检验、脉冲响应、Granger检验等方法实证研究了它们之间的长短期动态关系,结果表明:在长期中,进出口贸易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正向均衡关系;同时在短期中,进出口贸易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程度和贡献度均比较显著,成为影响我国经济增长的首要外向型引擎。

贸易博览会对中国贸易发展的影响机制分析——基于平台经济理论视角

从当前全球经贸环境来看,经济增速疲软、“逆全球化”与保护主义抬头、世贸组织多边贸易体系受到冲击已是显著问题。在此背景下,中国在积极推动“一带一路”倡议的同时,创造性地举办“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旨在为推动全球各国贸易的可持续发展,全速驱动贸易自由化和经济全球化、维护WTO多边经贸协调机制,更为了早日实现建设贸易强国的目标。为了更好研究博览会的贸易作用,本文从平台经济学的视角出发,发现博览会具有服务范围功能最大化、价值增值最大化、平台开放的最大化、运营市场多边化、资源集聚高效化等诸多特点,对于解决中国贸易现存的加工贸易占比过大、服务贸易规模较小、主要贸易伙伴国占比过大、贸易增加值较低等问题具有一定程度的促进作用。在将贸易博览会作为一种平台经济分析的基础上,本文认为未来我国贸易强国的建设的过程中,我国应积极采取“博览会+跨境电商”的发展模式。

数字经济助推服务贸易的逻辑与政策建议

数字经济和服务贸易在“十三五”时期的快速发展为审视二者的关系提供了绝佳机遇。数字经济助推服务贸易高质量发展主要通过贸易方式数字化和贸易对象数字化来实现,前者可以降低服务贸易成本,提高服务贸易效率,并对中小服务企业参与全球市场的机会造成影响;后者则拓展了服务贸易产品范围,并重塑了供应链和全球价值链。但在这一过程中,数字技术、数据要素和数字平台所蕴含的风险也愈发凸显。利用数字经济实现服务贸易高质量发展,应建立健全数据交易流通体系,维护数据安全,妥善化解服务外贸企业数字化转型过程中的算法伦理风险,并通过强化对跨境电商综合服务平台的反垄断监管和有效弥合数字鸿沟,保障平台经济合理有序发展,实现数字红利为全体国民所共享。

对外贸易与经济增长:基于文献的评论

对外贸易与经济增长的关系一直以来都是学术界研究的重点。本文基于文献的发展脉络和逻辑关系,从对外贸易和经济增长的相关性、对外贸易和经济增长的实证研究及对外贸易和经济增长影响机制三个方面梳理了现有文献。分析表明,从传统的对外贸易与经济增长关系的总量分析转向结构分析更有利于理解对外贸易如何促进经济增长这一问题。但是,由于对外贸易结构的概念界定不清晰,贸易结构指标选取存在不足,所以要吸取对外贸易结构理论的研究成果进一步深入考察二者之间的关系。

中澳自贸区的建成对两国经济贸易的影响及对策

加快实施自由贸易区战略,是中国新一轮对外开放的重要内容。中澳自贸协定在内容上涵盖货物、服务、投资等十几个领域,实现了"全面、高质量和利益平衡"的目标,必将为两国经贸活动带来极大便利。分析中澳两国经济贸易的发展现状,探讨了中澳自贸区的建成对两国货物贸易和服务贸易的影响,重点分析了当前两国经贸活动存在的问题,中澳双方投资体系不完善,澳方对华政策与经贸关系的快速发展不相称,中澳双方贸易依赖程度差距大。提出促进两国经济贸易发展的对策:优化贸易结构,促进产业结构升级,拓宽贸易渠道,稳固中澳双边合作关系,加强中澳服务贸易合作,完善服务贸易体系。

我国贸易与投资的长短期经济增长效应——基于1982～2012年实证数据的经验分析

对外贸易与对外直接投资是我国实现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在国内经济各领域的发展过程中扮演着日益重要的角色。当下中国正处在经济转型的关键时期,发展外向型经济、倒逼国内经济模式转型已成为全社会的共识。选取1982~2012年的我国对外直接投资、进出口贸易及国内生产总值数据并采用VAR模型、协整检验、脉冲响应、Granger检验等方法实证研究了它们之间的长短期关系,结果表明,在长期中对外直接投资、进出口贸易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正向均衡关系;同时在短期中,进出口贸易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程度和贡献度均显著于对外直接投资,成为影响我国经济增长的首要外向型引擎。

“互联网+”背景下大学生就业创业指导刍论

互联网的普及和发展对人类生活的方方面面都产生了巨大影响,对于大学生而言,他们的就业创业面临着新的机遇和挑战。互联网+的快速发展虽然给大学生提供了更多的就业创业机会,但大学生所面临的就业创业压力也较大。当前,大学生就业创业指导工作越来越受到国家、社会和高校的重视。高校作为培养人才的主要阵地,对大学生就业创业的指导不可忽视。高校应针对大学生就业创业所需技能,有针对性地开展大学生就业创业指导工作,要积极创新课程设计和指导框架,在互联网+背景下加强信息化应用,努力建立线上线下一体化实践平台,更好地服务于大学生就业创业。

我国服务贸易与经济增长关系研究

服务贸易在对外贸易中的作用越来越重要。对1982—2011年相关数据进行协整检验和Granger因果检验,发现服务贸易进出口与我国GDP之间的关系不对称:服务贸易进出口是我国GDP增长的Granger原因,而GDP增长只是服务贸易进口的Granger原因,世界GDP总量是服务贸易出口的Granger原因,这说明我国服务贸易出口增长更多得益于全球经济增长。

集中到分散:我国加工贸易的产业转移——基于空间经济学视角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东南沿海地区率先承接发达国家和地区转移出来的劳动密集型产业。从20世纪90年代至今,加工贸易在推动外贸发展、促进区域经济繁荣、利用外资等方面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数字经济发展如何影响企业创新质量?——基于前沿技术差距与产品市场竞争的双重视角

利用2010—2021年2609家上市公司微观层面的数据,并构建中国236个地级及以上城市数字经济的发展指标,考察数字经济发展如何影响企业的创新质量。研究发现,数字经济水平的提高与企业创新质量的提升呈现“倒U形”的关系。改变估计模型、替换核心回归变量以及解决变量内生性等问题后,估计系数依旧保持稳健性显著。在“倒U形”的作用机制中,数字经济会先缩小后增加企业与行业中前沿技术的差距;另外数字经济逐步提高产品市场竞争水平,而达到拐点后会加剧市场的垄断程度。这为“中国创造”的目标实现提供了一定的政策参考与启示。

生产性服务进口技术复杂度、贸易补偿与制造业出口竞争力

制造业的转型问题亟待解决,而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融合可能是有效解决途径。选取2005—2019年30个样本国家的相关面板数据,从异质性层面和整体层面进行探讨。研究结论为:整体看,生产性服务进口复杂度与制造业整体出口竞争力之间存在显著的促进作用;异质性层面看,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均有显著正向影响,但发达国家影响程度小于发展中国家;技术复杂度对高技术制造业产生显著的正向影响,但对中低技术制造业的影响为负,根据总体看是正向促进作用,进口技术复杂度显著地促进了高技术制造业的发展,进而弥补了中低技术制造业的负面影响;进口中高技术复杂度的服务可以促进出口竞争力,而低技术复杂度的服务并不能增强出口竞争力;路径机制看,生产性服务进口技术复杂度与制造业出口竞争力由要素重组效应、贸易补偿效应和技术溢出效应所影响。基于上述结论,提出改善进口复杂度比重、推进产业融合、降低进口贸易壁垒及提高自主创新能力等对策建议,以期提高中国制造业出口竞争力。

数字经济、要素错配与产业结构升级

文章将数字经济、要素错配与产业结构升级纳入统一分析框架,从理论和实证两方面探索数字经济通过要素错配影响产业结构升级的作用机制。基于2013—2021年的我国省级面板数据,利用固定效应模型、工具变量法、中介效应模型等方法进行实证检验。研究表明:数字经济对产业结构升级存在显著的正向影响,该结论在经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机制检验结果表明,资本要素错配、数据要素错配在数字经济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中发挥着中介作用,而劳动要素错配的中介效用尚未显现;异质性分析结果表明,数字经济对产业结构升级的促进效应具有非均衡特征,具体表现为对西部地区以及数字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地区正向影响更显著。

两败俱伤:美中贸易关税战对经济和就业的冲击

本文综合利用投入产出技术和弹性分析法等方法从全球价值链视角量化模拟了美中贸易关税战对双方经济、就业和世界经济的冲击.结果显示,若美国单边对中国发起贸易战,中国的出口、国内增加值以及就业将遭受重大损失,与此同时,美国也会因为中间品贸易受阻而遭受损失.中美相互贸易战会造成“双输”结果,比较而言中国的受损程度大于美国.此外,中美贸易战会使得全球生产链部分断裂,冲击生产链上欧盟、日本和韩国等经济体,加大世界经济下行的风险.政策启示上,美国的贸易保护主义政策缺乏合理的经济基础,美中贸易战不符合双方经济利益,双方合作共赢才是最优选择.

中国OFDI逆向技术溢出对经济增长质量的影响研究

对2003—2020年我国30个省与13个投资东道国的面板数据,基于五大发展理念建构经济增长质量指标体系对省际经济增长质量进行测算,再分别通过GMM方法和投资动机差异视角下以全要素生产率作为门槛变量的门槛面板回归模型,实证检验OFDI逆向技术溢出对经济增长质量的影响机理。结果表明:OFDI逆向技术溢出能够显著提升中国经济增长质量,对地区的创新水平有明显的正向效应;不同投资动机的OFDI逆向技术溢出将对经济增长质量产生差异性影响,而地区全要素生产率作为门槛变量调节这一影响过程,当地区全要素生产率处于较高水平时,三类投资动机的OFDI逆向技术溢出均能最为高效地推动经济增长质量优化。

广东省物流业发展对进出口贸易的影响研究

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进程加快,国际的贸易往来愈发频繁。广东省作为贸易大省,其进出口贸易一直处于良好的发展态势,其中物流业的迅速发展对广东省进出口贸易发挥了一定作用。由于物流体系的复杂性,其各个要素对进出口贸易的作用尚不清晰。为此,以广东省为研究对象,分析其物流业和进出口贸易发展现状,并运用灰色关联方法分析其物流业各要素对进出口贸易的贡献度。研究发现,港口货物吞吐量对进出口贸易的贡献最大,物流业增加值、货运量和货运周转量的贡献次之,而港口开放数和固定资产投资的贡献度最小。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广东省物流业发展的对策建议。

数字经济与碳排放:来自中国281个城市的经验数据

基于2011—2021年我国281个城市的面板数据,通过基准模型、中介效应模型以及空间杜宾模型,实证检验数字经济对碳排放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发现:(1)发展数字经济能够显著降低城市碳排放,且在经过一系列稳健性测试后依然成立。(2)机制检验表明,产业结构升级和绿色技术创新是数字经济降低碳排放的重要机制,数字经济能够通过激励绿色技术创新、促进产业结构升级实现碳减排。(3)异质性分析表明,数字经济对碳排放的抑制效应具有非均衡特征,具体表现为对东部城市、非资源型城市以及环境参与度高的城市负向影响更显著。(4)各城市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和碳排放具有显著的空间相关性,数字经济能够通过空间溢出效应降低邻近地区的碳排放。

贸易便利化与中国区域经济发展差距——基于中欧班列的准自然实验

本文基于1994—2019年我国285个地级市面板数据,以中欧班列开行为准自然实验,系统考察贸易便利化对我国区域经济发展差距的影响,研究发现:开行中欧班列能够显著抑制区域经济发展差距,该结论在经过内生性检验和一系列稳健性检验之后依然成立;机制检验显示,开行中欧班列有助于加速要素流动、技术转移和技术创新,从而能够有效缩小区域经济发展差距;异质性结果显示,相较于沿海地区,开行中欧班列能够显著抑制内陆区域经济发展差距;当统一品牌之后,开行中欧班列对经济发展差距的抑制作用更大。未来我国应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以中欧班列高效运行全面带动区域经济充分、协调、平衡发展。

关税壁垒对中美贸易及我国就业的影响研究

本文通过构建关税壁垒策略选择演化博弈模型,提出关税对贸易及就业影响的相关假设,并通过稳定点分析、数值仿真分析,演化得到关税壁垒措施下影响贸易与就业的三大系数。在此基础上,通过实证分析对演化博弈相关假设及结果进行验证。选取2012~2021年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面板数据,构建PVAR模型,就关税壁垒下我国对美贸易与就业的关系进行实证分析。研究发现,关税壁垒与我国出口贸易存在负相关关系,贸易需求下降会导致劳动力需求减少,从而关税壁垒对就业产生负向作用;出口贸易对我国就业存在正向促进作用;短期内就业对出口贸易会产生负向影响,但长期来看,负向影响会逐渐减弱。政府补贴与我国就业人数和出口贸易额均呈现正相关关系,与贸易的相关性强于就业。当研发投入增加时,我国出口贸易额同时增加,但由于替代效应,对就业存在短期抑制作用。当退出成本增加时,对贸易和就业均产生负向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