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论以行动主体为中心的道德实在论:对若干批评的回应

流行的道德实在论,作为一种元伦理学理论,关心的是近现代西方哲学中占主导地位的后果论和义务论这两种规范伦理学的根本问题:如何确定行动之对错这两种道德性质的客观性。这种以行动为中心的道德实在论不仅无法回应道德反实在论的种种批评,而且没有反映近几十年复兴起来的美德论这种规范伦理学的根本问题:如何确定一个人即行动主体之好坏这两种道德性质的客观性。这样一种以行动主体为中心的道德实在论以人性来规定人的好坏:好人即人性在其身上得到充分体现的人,坏人则是人性在其身上受到损害的人;正确的行动乃是好人所赞赏的行动,而错误的行动是好人所反对的行动。一个人的好坏既是客观的又是规范的,就像一个人是否健康一样。虽然亚里士多德和朱熹都是以人为中心的道德实在论者,但后者以仁义礼智为核心的人性观比前者以理性为核心的人性观能更好地论证好坏这两种性质的伦理规范性、客观性和自然性。因此,朱熹的哲学思想可以为以行动主体为中心的道德实在论作出有效辩护。

西方世界中国哲学研究者之“三重约束”

中国哲学在西方特别是在美国的状况不尽如人意,一个直接原因在于,西方主流哲学家对中国哲学缺乏兴趣,而这种缺乏本身既导致又成因于他们对中国哲学(之价值)的无知。研究中国哲学的学者有责任激发西方哲学家对中国哲学的兴趣,尤其是通过展现中国哲学恰好可以对西方主流哲学家所关注的(至少某些)问题提出一些有意思的观点。我们的做法是:"虽然我们让西方哲学决定讨论什么问题,但我们让中国哲学对全部问题有最终发言权。"在西方哲学语境中从事中国哲学研究的专家,除了要接受奥伯丁所谓的"双重约束"——即应该能够向西方主流哲学家表明,中国哲学传统中有一些既为西方哲学家所不熟悉,而又不是他们完全不熟悉的东西,还需要接受第三重约束,即他们向西方哲学家所呈现的中国哲学,应该是建立在对中国哲学家的认真的文本和历史研究基础上的。

如何在西方哲学语境中做中国哲学:以儒学研究为例

在西方哲学背景中研究中国哲学,其核心问题是西方哲学家为什么要关心中国哲学,或者能够从中国哲学中学到什么东西。因此从事这种研究的学者所要做的就不能是简单地比较中西哲学的异同,指出各自的优劣,而应该首先对西方哲学家所关心的问题及其代表性的观点,以及这些观点可能存在的问题有所了解,并在此基础上看中国传统哲学在这些问题上是否有比西方哲学更好的观点。由于这种研究属于比较研究,在转向这种研究方法之前首先要讨论一般意义上的比较哲学的可能性。

经典诠释与体系建构——中国哲学诠释传统的成熟与特点刍议

中国古代哲学的发展与哲学诠释的传统有密切关系,王弼和郭象代表了中国古代哲学诠释传统的成熟时期,自此以后,以较完整的经典注释的方式阐发思想家的哲学体系就成了中国哲学发展的主流,朱熹、王夫之是古代哲学诠释传统的高峰,牟宗三则是这一传统的现代代表。本文认为,西方诠释学从原则上为中国哲学史上的体系重构提供了很好的解释和论证,但西方诠释学理论并不能充分解释中国哲学的诠释传统,中国的哲学诠释传统的典型形式是以经典诠释的方式进行哲学体系的建构或重构,打破了西方诠释学理论所说的“诠释的循环”,从而构成了对西方诠释学的一种挑战,回答这种挑战就可以丰富和发展诠释学理论,并有可能创造出一种新的适合于理解和说明中国哲学传统的诠释学。

二程的道德哲学:在普遍主义与特殊主义之间

当代西方哲学出现了道德一般论与道德特殊论之间的争论。道德一般论认为,存在着一些适用于所有特殊情况的一般道德原则,道德思考的任务就是用这样的道德原则解决所有特殊的道德问题。道德特殊论则认为,不存在适用于所有特殊状况的一般原则,因为每一个有关的道德状况都有其不可还原的特殊性,道德思考的任务就是通过对当下的道德状况的特殊直觉发现适合这个特殊状况的道德行动。二程特别是程颐通过理一分殊概念解释的古代儒家的"爱有差等"概念体现了这两种道德学说之间的中间立场。由于他们强调一个人对其父母的爱、对其配偶的爱、对其子女的爱、对其兄弟姐妹的爱、对其邻居的爱、对其亲戚的爱、对其朋友的爱、对其陌生人的爱等等各有其特殊性,他们不同意道德一般论,认为不存在适用于所有情况的一般的道德原则。但同时,由于他们认为所有这些都是爱,因此在它们之间至少存在着一些家族相似性,因此一个人在其中一个方面的爱的经验可以帮助其在别的方面找到恰当的爱的方式。

简论中国哲学的身份、角色与功能

本次笔谈除刘笑敢先生外,主要采自各位作者在2009年5月3日《文史哲》编辑部主办的"文史哲杂志人文高端论坛之二:中国哲学话语体系的范式转换"上的发言,所涉及问题均为目前中国哲学界关心最迫切、讨论最热烈、思考最深入的话题,相信对今后中国哲学史研究及中国哲学本身的未来走向具有重要启发。

儒家政治哲学的若干前沿问题

在近年来英语世界的儒学研究中,长期以来一直被看作儒家短处的政治哲学成了显学。这类研究的一个特点是试图以古代儒家的思想来解决当代的社会政治问题,而不是满足于对古代儒家文本的诠释。这类研究的另一个特点则是与当代西方的政治哲学形成对话,从而彰显古代儒家传统对当代政治哲学的贡献。在这样的研究中,最引人注目的有儒家美德政治论、儒家国家完善论、儒家分配正义论和儒家民主论。在其中的每一个领域,儒家政治哲学家们从不同的角度出发,提出了一系列不同的版本,而每一个版本都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

虚己以游世--早期希腊哲学的非自然哲学解读

早期希腊哲学常被定性为自然哲学或宇宙论。这样被定性的早期希腊哲学,一般难逃两种命运:一是被视为一些原始的、未发达的甚至粗浅的学说,二是被目为只知外驰于经验世界而未能内省于自我的心智。相对于后来系统地发展出来的学说(如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而言,早期希腊哲学蕴涵的一些深刻的智慧往往被忽略。希腊早期哲学有鲜明的"自然哲学"维度,这是难以推翻的,"早期希腊哲学是否只是自然哲学"这一疑问乃成为文章的解读重点。为了探讨这一议题,文章选取阿纳芝曼德(Anaximander)、赫拉克利特(Heraklit)、恩培多克勒斯(Empedokles)和德谟克利特(Demokrit)四人来分析,但把时序逆转,以便返本溯源。其中不难发现,希腊哲学其实自开始以来,人事即已经是关怀的焦点。文章的撰写,除意图揭示希腊哲学破晓时期的一些深刻的义理外,更藉着与中国哲学的对比,希望带出一些与哲学理性和哲学智慧有关的更普遍的反思。

西方哲学东渐下有关语言的一些重要议题

近三十年来,西方不少学者(如布隆姆、韩纳斯、陈汉生等)曾就汉语和汉语思维问题提出了一些反思。国人对此虽不一定同意,但问题值得深思。文章在简单陈述了有关讨论后,提出了洪堡特关于语言的共性与特性的论点,并藉此指出,讨论有关议题,不宜只知把西方观点理解下的语言共性硬性地套用于汉语之上,而应在观察语言共性的同时,充分考虑汉语运用的特性,才作出切合汉语语言现实的判断。顺着这一要求,文章进一步讨论了张东荪关于汉语思维的一些重要反思,继而分析了晚近以西方哲学观念讨论中国哲学所引出的所谓"反格义"问题,并附带地提出了"开放元素"和"理论高地"的建立等方法学观念,以期引起更多讨论。

中国哲学中的语言哲学问题——物质名词理论的商榷

(一)前言语言哲学是当代西方哲学的主要领域,中国哲学家向来并不重视。不过,在先秦的时候,尤其是在战国中、后期,却出现过不少对语言问题作哲学思考的论著。其中最有名的,莫过于惠施、公孙龙的“坚白”、“同异”之辩,后期墨家的“墨辩”之论,荀子的“正名”之论,以及庄子后学对“言辩”问题的反思。他们所讨论的问题,笼统地说。

苏轼、二程与宋代心性工夫论

禅宗的“求索悖论”是二程与苏轼都面对的问题意识之一。禅宗为了规避“求索悖论”而诉诸“无事”。在北宋禅宗批评“无事禅”的同时,二程与苏轼既警惕“无事”,又规避“求索”,在其间寻找中道。苏轼与程颐同时提出了“有主”的工夫论。宋明理学的思想起点是肯定世界。从“肯定世界”到“信任直觉”,仍需思想的飞跃。程颢《识仁篇》的“存久自明”与苏轼《东坡易传》的“无心而信”的洞见在于:由“物我两忘”论证“信任直觉”的必要性。苏轼通过“无心”“身体意识的统一性”和“整体主义的感知”去论证“对身体整体协调性的信任”,并结合其艺术经验,提出“无心而一,一而信”。此说回应了北宋政治体制和意识形态的两个弊端。从苏轼工夫论中可以提炼出“先行信任”与“精微的道德直觉”两个新概念,以区别于现当代伦理学常探讨的“底线道德直觉”。

“为什么要有道德?” 及关于二程哲学的若干其他问题——对刘纪璐、蒂瓦尔德和余锦波的回应

“为什么要有道德”可以理解为为什么要做道德的事,也可以理解为为什么要做道德的人。这两个方面当然是有联系的,但有两种不同的联系方式。一是将做道德的事作为首要的事情,并以此定义道德的人:道德的人就是做道德的事的人;二是将做道德的人作为首要的事情,并以此定义道德的事:道德的事就是道德的人所做的事。在大家熟悉的三种规范性伦理学中,后果论和道义论属于前者,而美德论属于后者。因此,问为什么要有道德也就是问做道德的事或做道德的人的理由,而这样的理由可以理解为辩护的理由,也可以理解为动机的理由。在前一种情况下,问这个问题的人不知道为什么应该有道德,而在后一种情况下,问这个问题的人知道应该有道德,但缺乏去做道德的事或人的动机。在《为什么要有道德:师法二程》一书中,黄勇以二程为焦点,认为美德伦理学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更有效,而且由于提这样一个问题的往往是利己主义者,他们需要的不是做道德的人的辩护理由,而是其动机理由。一些学者对黄勇的观点提出了异议,值得在此做进一步的讨论。

沈清松:一位实践其思想的哲学家

沈先生(这是我第一次用这样的称呼,以前我都亲切地称他为Vincent,尽管如此,我在这里使用这个称呼时又觉得这么自然!)离开我们有一段时间了,但过了很久,我才能平静下来。在此,试图记下这一段时间我心中的一些所思、所想、所念和所感。

廿一世纪中国哲学走向的断想

中国哲学必须减削文学语言而增加哲学语言。譬如阳明学派热切歌颂良知，王畿门徒张元忭的曾孙张岱，在《石匮书·王守仁传》盛赞“阳明先生创良知之说，为暗室一炬”。黄宗羲《明儒学案·师说》推崇致良知教像“雷霆启寐，烈耀破迷”①。明清之际王学近似冗长的良知颂赞。...

中国哲学的至尊范畴——漫评《理》

张立文主编的《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1)对中国哲学的至尊范畴分十章作出纵贯的优异探索。绪论似推广唐君毅“理”之六义说,释理为九义:由治理引申而成的规律、礼义、名理(逻辑)、无或有(玄理)、空(佛)理、天(实)理、心、气、公理,指出理范畴具备包容性、动态进、多样性,修正了“道动理静”的偏见。“理”,常作动词。

从存在主义看德法哲学关系

恰似布林克曼(Brinkmann)认为德国的精神性高度综合法国的理性主义和意大利的感性主义,海德格与法国哲人的对话以德国哲学回答法德两国的存在主义诸问题.海德格也曾启迪萨特对真诚及历史性的理解.勒文拿(levinas)及德希达(Derri-da)等法籍海德格门徒都详阅胡色尔作品.萨特深受三H感染,他们是黑格尔、胡色尔、海德格(Hegel,Husserl,Heidegger).苏联科哲维(kojeve)比萨特聪慧,在法国演讲黑格尔哲学,注重黑氏《精神现象学》而引起震撼.科哲维醉心于东方思想,研究汉文、西藏文、梵文、物理学与哲学,终身同情马克思.在海德堡大学,他师事雅斯培,

中国哲学的至尊范畴——漫评《理》

张立文主编的《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1)对中国哲学的至尊范畴分十章作出纵贯的优异探索。绪论似推广唐君毅“理”之六义说,释理为九义:由治理引申而成的规律、礼义、名理(逻辑)、无或有(玄理)、空(佛)理、天(实)理、心、气、公理,指出理范畴具备包容性、动态性、多样性,修正了“道动理静”的偏见。“理”,常作动词,如明代潮阳萧与成(宗乐)《萧太史铁峰集·赠邑侯邬前郊先生》以医喻政道:“良医者,岂推攻击之药不敢妄投,虽补助之药不敢多用,惧夫助长之为害也。惟以中和之剂,徐而理之,积累渐渍,以滋养其血气,而潜消夫邪气,使病者以渐而入于安乐之域而不自觉,惟民亦然。”

字词意义都是字词使用吗?——维特根斯坦《哲学研究》探微

维特根斯坦在《哲学研究》第43节的第一句中指出,"对于某一大类使用语词‘意义’的事例,虽然并非所有的事例,这个语词能够如此说明:一个字词的意义就是它在有关语言中的使用"。他的意思是,对于某一大类使用语词"字词意义"的事例而言,一个字词的意义就是它在有关语言中的使用。因此,字词意义不是字词使用的情况是有可能的。事情上,维特根斯坦认为存在着字词意义是字词使用这种看法的例外情况。第43节的第二句("而有些时候,一个名字的意义可藉指向它的负载者来说明")便提示了,实指定义和实指说明都是这些例外情况的例子。有关字词在相关的实指定义或实指说明中有意义,但并非正在使用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