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城市居民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反应和对政府评价的调查

目的了解广东省城市居民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发生时的反应以及事件过后对政府的评价,为完善政府的相关健康教育和促进对策提供科学依据。方法自行设计调查问卷,利用配额抽样的方法,采取拦截访问的方式对广州市越秀区、荔湾区和深圳市罗湖区的常住居民进行问卷调查。结果电视、报纸、广播传统媒体和网络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信息传播中贡献的作用巨大,合计85.1%;42.8%的民众心理感受倾向于紧张和缺乏安全感,18.5%表现为平和;居民采取的行为中,93.4%是减少外出、改变居住环境和生活习惯;76.7%的民众认为政府在控制甲型H1N1流感时的措施比2003年SARS流行期间有效。结论公众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反应趋于理性,但心理感受仍倾向于紧张和缺乏安全感,应针对不同年龄人群采取相应的宣传和干预措施。

阿司匹林抗肿瘤活性研究进展

临床和流行病学研究表明,定期和长期服用低剂量阿司匹林(aspirin,ASA)可降低食管鳞状细胞癌、腺癌等胃肠道癌症的发生风险。ASA已成为一种具有潜力的化学预防肿瘤的药物,肿瘤治疗后使用ASA会提高长期生存率。本文主要通过对与肿瘤相关生物标志物如环氧合酶(cyclooxygenase,COX)、哺乳动物雷帕霉素靶蛋白(mammalian rapamycin target protein,mTOR)、磷脂酰肌醇3-激酶催化亚基ɑ(phosphatidylinositol 3-kinaseɑ,PIK3CA)等研究,探讨ASA在抗肿瘤活性方面的最新进展,为进一步发挥ASA在抗肿瘤活性中的作用提供新思路、新方案。

再谈循证医学

循证医学的提出至今有近30年了,临床医生从开始了解至运用实践的过程中,一直伴随着争议和调整,可能来源于以下几方面,(1)对循证医学理念理解不全面和不准确,(2)实践循证医学需要有一定的临床流行病学基础,(3)对经验医学的习惯与不舍。本期《中国循证儿科杂志》特别邀请了三位资深循证医学专家再谈循证医学。

对现代医学的几点反思

医学面临危机。疾病曾是病人主观感受的不适,科学把它变成常常只是仪器测量的异常。疾病不是非黑即白的事实,而是可以人为改变的规定。血压多高就是高血压?肿块多大就算癌症?这里并无理想切点;对当下没有症状但会增加未来疾病或死亡风险的状况,医学是否应该介入?还需要斟酌。科学并非完全客观和中立,而常常成为剥夺他人的工具,医疗服务不能作为市场交换的商品,应该由政府筹资和提供,并以病人为中心。疾病和死亡乃是生命的组成部分,我们不应为"消灭"疾病和追求长生不老这个不可及的目的,而牺牲太多生命中其他宝贵的东西。

残障学生与非残障学生的家长教育期望:基于CEPS2014调查数据比较分析

比较残障学生与非残障学生家长的差异,分析影响家长教育期望的因素以及教育期望对家长管教、学业监督的影响。文章利用中国教育追踪调查数据,描述家长教育期望,利用多元线性回归模型检验教育期望的影响因素。研究发现:残障学生家长的教育期望要低于非残障学生家长。影响两类家长教育期望的共同因素包括家长教育程度、家庭经济条件、所处区域、学生学习成绩、亲子关系。残障学生家长的性别、学生性别、是否为独生子女均不显著影响家长的教育期望,残障学生家长的教育期望虽具有正向促进作用但不具有显著性。结论:残障学生家长对学生的学业投入程度要低,教育期望并没有转化为对学生学习的参与。推进教育公平应重视家长的作用。

阿司匹林预防心血管疾病研究进展

阿司匹林(ASA)广泛用于心血管疾病(CVD)的一级和二级预防,但应用策略存在较大争议。同时,在ASA预防CVD策略上,世界各国不尽相同:美国日趋谨慎,欧盟更关注ASA临床使用的获益,我国侧重于ASA对老年人CVD的预防效果。本文收集2005—2024年国内外发表的相关文献,对ASA在CVD预防中的应用、主要国家ASA预防CVD策略,以及慢性病患者等特殊群体ASA应用情况进行综述,为我国完善ASA预防CVD策略、规范ASA临床应用提供依据。

临床干预措施效力-效果差距弥合的方法学研究进展(一):改善真实世界研究的效果估计

目的干预措施在临床实践中的实际干预效果与随机对照试验(RCT)中表现的效力存在差异,即效力-效果差距。RCT结果与真实世界研究(RWS)结果的差异可能无法代表真实的效力-效果差距,这是因为当RWS与RCT在研究设计上有较大差异,或RWS结果估计存在偏倚时,效力-效果的估计可能是有偏的。其次,当发现干预措施存在效力-效果差距,不能对所有患者实行一刀切的临床决策,而需要进一步评估影响干预措施效果的真实世界因素,识别可能取得期望效用的患者群体。方法检索PubMed、Embase、Web of Science、万方数据知识服务平台、维普数据库、中国知网6个数据库从建库至2022年12月31日的中英文文献,采用概括性综述的方法,对如何改进RWS设计从而弥合效力-效果差距的方法进行归纳整合和定性描述。结果共纳入10篇文献,探讨如何以RCT研究方案为模板,制定相应的RWS方案,在正确估计效力-效果差距的基础上,进一步评估干预措施在患者亚群中的效果,选取能获得预期收益风险比的患者亚群,从而弥合效力-效果差距。结论使用医疗大数据,模拟目标试验方案关键特征,可以提高研究结果的真实性和有效性,弥合效力-效果差距。

临床干预措施效力-效果差距弥合的方法学研究进展(二):增强临床试验结果的外推性

目的随机对照试验(RCT)通常具有严格的实施标准,纳入的研究对象特征以及干预实施条件与真实临床环境具有较大差异,这会导致干预措施在实际临床应用中的风险-效益与RCT中表现出的风险-效益存在差异,结果的外推性受到很大限制。因此需要一些方法增强RCT结果的外推性,以评估药物在真实人群和真实临床实践环境中的真实效果。方法检索PubMed、Embase、Web of Science、万方数据知识服务平台、维普数据库、中国知网6个数据库从建库至2022年12月31日的中英文文献。采用概括性综述的方法,对纳入文献进行归纳整合和定性描述。结果共纳入12篇文献。纳入文献中增强效力外推性的方法可以归纳为3类:①改善传统RCT设计,增强人群代表性;②将RCT数据与真实世界数据(RWD)结合分析;③根据真实世界患者特征,校准RCT结果。结论改进RCT设计,增强人群代表性,可提高RCT结果的外推性;将RCT数据与RWD结合分析,可发挥不同来源数据的优势;根据真实世界人群特征校准RCT结果,可预估干预措施在真实世界患者群体中的效果。

香港甲型H1N1流感预防与控制

2009年5月1日香港确诊第一例甲型H1N1流感病例后,针对甲型H1N1流感的预防和控制策略也根据疫情发展而进行了调整。疫情初期采用"控疫策略",主要是及早诊断、及早治疗和及早隔离患者,尽快追踪密切接触者,并进行医学观察,目的是将小区传播的可能性及速度减至最低。随着甲型H1N1流感在小区扩散,策略便调整为"缓疫措施",取消隔离和追踪,医院只治疗严重及确诊为甲型H1N1流感的病人,其他非严重的甲型H1N1流感病人安排到指定的门诊诊所接受达菲治疗及在家隔离,目的是使疫情的扩散速度减慢,社会损失减至最少。传染病的传播不受地域限制,本地域危机可影响全球,全球危机亦可影响本地域,所以有必要加强国际沟通与合作,确保尽早进行预防及控制行动。

Logistic回归模型中连续变量交互作用的分析

Rothman提出生物学交互作用的评价应该基于相加尺度即是否有相加交互作用,而logistic回归模型的乘积项反映的是相乘交互作用.目前国内外文献讨论logistic回归模型中两因素的相加交互作用以两分类变量为主,本文介绍两连续变量或连续变量与分类变量相加交互作用可信区间估计的Bootstrap方法,文中以香港男性肺癌病例对照研究资料为例,辅以免费软件R的实现程序,为研究人员分析交互作用提供参考.

诊断切点的改变对中国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患病率的影响

目的 高血压、高血脂和高血糖是可能引起心血管疾病并最终导致死亡的三种常见慢性病.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高血压、高血脂和高血糖患者人数激增且尚无减缓的趋势,有关危险因素上升是重要原因,但由于在此过程中诊断切点下调过,危险因素上升可能不是患病率上升的唯一解释.本研究旨在估计诊断标准变化对这些疾病患病率影响的大小.方法 利用2002和2009年具有中国代表性的成年人健康调查数据（分别包括145254和8813名调查对象）,根据2000年前后新、旧两种诊断标准[＂新、旧＂切点：高血压：140/90和160/95 mmHg（1 mmHg=0.133 kPa）;高血脂：5.7和6.2 mmol/L;高血糖：7.0和7.8 mmol/L],分别估计高血压、高血脂和高血糖患病率及其他相关指标,以及诊断切点改变对它们的影响.并使用2000年全国普查人口的年龄、性别和城乡分布进行标化,估计诊断切点改变对全国患病率的影响,并对不同年份的患病率进行比较.结果 根据＂旧标准＂,2002年我国成年人高血压、高血脂和高血糖的标化患病率分别为8.21%、1.71%和1.43%,＂新标准＂下分别为19.18%、3.53%和2.66%;根据＂旧标准＂,2009年三种疾病的患病率分别为11.89%、9.34%和4.29%,＂新标准＂下分别为24.78%、18.36%和6.55%.由于采纳新的诊断标准,2002年三种疾病的总患病人次数增加了124%,2009年增加了95%.初步估计,从2002到2009年,因诊断标准改变导致全国增加的总患病人次数高达3.59亿.如果这三种疾病全部得到治疗,每年新增的药物费用总计2710亿,占2010年政府卫生总投入4800亿的56%.结论 中国约50%的高血压、高血脂和高血糖患病率可归因于诊断切点的降低.西方国家的诊断标准不一定直接适用于中国的实际,因诊断标准修订所引起的慢性病负担的＂增加＂应引起决策者和指南制定者的重视.在确定治疗切点时,除了治疗的效果、不良反应及费用之外,还应考虑现有资源的多寡以及患者的需要和价值观.

系统评价再评价纳入研究的质量评价方法调查

目的对当前发表的系统评价再评价(overviews of reviews,简称Overviews)纳入研究的质量评价方法进行调查分析,为Overviews制作者提供方法学参考。方法计算机检索Cochrane Library(2010年第1期)、PubMed、EMbase和中国生物医学文献数据库(CBM),检索时间截至2009年12月,遴选出具代表性的Overviews。然后提取其质量评价标准等相关资料进行分析,并对主要质量评价标准进行讨论分析。结果共遴选出43个具有代表性的Overviews,其中32个(74.4%)对纳入的系统评价进行了方法学质量评估,15个采用OQAQ标准(34.9%)、3个采用AMSTAR标准(7.0%)、2个采用DARE清单(4.6%)、2个采用Assendel标准(4.6%)、1个采用E ective Public Health Practice Project标准(2.3%)、6个采用自定义标准(14.0%),1个采用综合标准(2.3%),2个为其他(4.6%)。有10个研究(23.6%)进行了证据质量评价,其中8个研究(18.6%)应用GRADE分级系统进行评价,7个研究(16.3%)同时应用了证据质量评价和GRADE分级评价方法。结论现有Overviews对纳入研究的质量评价包括方法学质量和证据质量,但大多数现已发表的Overviews文献的质量评价实施并不完整。同时,现已发表Overviews中采用的方法学质量评价标准众多,尚无统一标准。鉴于OQAQ标准和AMSTAR标准评价内容全面,实施简易,其应用相对广泛,并得到了推荐,建议Overviews作者合理选择应用。GRADE系统相比其他证据质量分级系统更具系统性和全面性,推荐制作者在研究过程中正确使用,使Overviews研究结果更加完整,便于临床推广应用。

大型前瞻性队列研究实施现况及其特点

大型前瞻性队列（大型队列）是20世纪中叶以来随着对慢性病发病机制研究的不断深入，而逐渐兴起的现代病因研究项目。在流行病学研究设计的分类体系中，大型队列仍属于队列研究，但绝非普通规模队列的简单放大。

观察与实验 效力与效果

作者以2012和2013年在中国医师协会循证医学年会上的两次讲座内容为基础，重点分析“观察”与“实验”的区别以及“效力”与“效果”的关系，讨论评估效力和效果时研究类型的选择，强调现实世界研究的大数据增加的精确性不能替代实验研究的真实性，并依此阐述大数据观察性现实世界研究在评估疗效中的作用。文中的讨论也有助于决策者根据研究设计判断证据的真实性，以便更好地进行医学实践。文后附有特邀专家对该文的点评。

证据金字塔与循证实践新思路

循证医学是基于现有最好的证据进行决策的学问，循证医学最终必须通过医学工作者的实践活动才能实现，这就需要医学实践者敏于发现问题，并能够根据问题的需要检索、收集、整理和评估有关文献，这正是早期循证医学强调的重点。

观点中国临床指南:解决利益冲突和吸纳患者参与

循证医学强调基于当前最佳证据制定患者的诊疗决策,这种实践模式已经为世界各国广泛接受1。临床实践指南是在“对医学证据的系统综述和对治疗利弊的评估”基础上给出的实践建议2,在指导临床治疗和改善临床结局中至关重要,对于中国这样人口众多的发展中国家更是如此。当然,其前提必须是高质量的指南。

医学的进步与反思

科学最共通的地方不是理论和方法，而是可以自由表达各种意见的氛围。美国社会学家罗伯特·莫顿说，科学就是有组织的怀疑。现代医学以科学为基石，也应在怀疑和反思中前行。

研究人群的代表性:理想和现实之间的取舍

所有的科学研究都是抽样研究,样本代表性是结果外推的前提,对总体或目标人群代表性要求的高低取决于研究问题。在关于一个地区疾病负担等有关问题的研究中,研究者关心的是该地区目前一些具体的事实,总体人群是具体的、明确的、有限的,研究样本的代表性十分重要,抽取有代表性的研究样本也是可行的。相比,在关于病因、疗效、副作用、预后、诊断等问题的研究中,研究者关心的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一般规律,总体是模糊的、抽象的、无限的,无法从中抽取有代表性的样本。获得代表性的难度还与观察现象的变异(如交互作用)程度成反比。而且,对于病因和疗效研究,过于强调代表性会导致研究在方法学质量控制方面的妥协,增加偏倚,降低研究结果的内部真实性,使代表性失去意义。因此,这类研究一般不太强调代表性,而是更强调内部真实性,采取的是不断扩展研究人群以重复验证的策略,研究结果最终可代表或可推论的总体就是所有的研究抽样人群的总和所代表的人群。但是,所有研究都必须保证研究人群对于抽样人群的代表性,这是统计推论以及结果真实性和外推性的共同保障。另外,基于大数据的研究也是抽样研究,但是大数据拥有的抽样人群经常是不明确的,因此总体是不明确的、模糊的,推论也必然带着盲目性。

移动电话使用与脑肿瘤病例-对照研究的Meta分析

目的应用M eta分析方法总结移动电话使用与脑肿瘤的危险性之间的关系。方法搜索2000—2009年关于＂移动电话使用和脑瘤关系＂的文献,经过文献筛选和资料提取采用其中文献17篇。对各类型脑肿瘤的数据进行分层比较分析。结果分层分析结果显示神经胶质瘤组的合并OR值为0.84、95%CI为0.76~0.93,其中使用移动电话大于5年的合并OR值为0.88、95%CI为0.70~1.11;脑（脊）膜瘤组合并OR值为0.81、95%CI为0.72~0.90,其中使用移动电话大于5年的合并OR值为1.06、95%CI为0.81~1.40;听神经瘤组合并OR值为0.85、95%CI为0.68~1.06。结论移动电话的使用与脑肿瘤发生风险的增加没有显著相关性。

循证医学正面临危机？

Trisha Greenhalgh及其同事认为，虽然循证医学有很多好处，但是也产生了一些意想不到的负面作用。他们提出了一个初步的循证医学复兴计划，目的是回归原本的真正的循证医学，核心是提供可用的、可以与实际医疗条件和专业技能相结合的研究证据，以使得每一位患者都能获得最优的个性化医疗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