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用为纲系列教材编写中的“本体与运用”

文章主要从编写原则、纲目安排、口语语料的真实性、编写程序、教学点的挑选与体系等几方面,阐述语用为纲的教学理念在教材编写中的落实问题。文章认为:语用为纲的教材编写始于本体,但不局限于本体,更不终于本体;编写原则的不同决定了本体与运用在教材中的关系和比重;从口语到口语保证了语料的真实性,是编写口语教材时值得尝试的新路;将语用的、隐性的语境和语体知识变成可见、可教的显性知识是编写过程中应该重视的问题。

关于语用为纲理念在教师培训中如何落实的探讨

本文重点讨论语用为纲在教师培训环节"怎么做"的问题。作为语言学习四大环节之一,教师培训和教学活动是保证语用大纲、课程和教材中所包含的理念落到实处的关键。如何把抽象变具体,把隐性变显性,关键在提供一个可操作的模型,本文介绍的特别课型"语言文化实习课"是这方面的尝试。主要观点包括:(1)在理念上,确认语言结构为手段,语言运用为目的;(2)在教学过程中,确保语用为纲的原则贯穿语言学习的全过程;(3)在实际操作中,不断探索、验证并最后确认行之有效的模式,把语用为纲的原则落到实处。这是在华语二语教学中继测试、课程设置这两个环节之后又一个落实语用为纲理念的操作模式。

语用为纲教学体系的逆向设计--以华语二语教学为例

本文从比较宏观的角度系统阐述了语用为纲的教学理念,并以华语二语教学的实践和实际操作为例,具体介绍了这个逆向设计教学体系的四大环节,包括能力测试、课程设置、教材编写、教学活动与教师培训。虽然多年来的实践已经证明语用体系用于教学的可行性,但其创新本质意味着体系形成和实践过程中所碰到的问题远远多于解决的问题。语用为纲的教学理念关注运用,除了结构本身,还关注语言功能与结构、语境和语体之间的关系,重在能力培养,目标是正确加得体。笔者认为作为网络时代的语言教师,我们不必迎合潮流,但必须随着社会的发展随时审视我们的"一贯"做法,善用时代的机遇并不断实践,以使语言教学与时俱进。

新时代华语二语教学:与时俱进与万变不离其宗

今天我们讨论的重点是“大华语”。先说态度,我认为大华语时代所关注的是在世界范围内一切跟华语教育相关的问题,这是一件超出国界的事情。周(清海)老师曾说过“大华语不能只从中国开始”,我的理解是在态度上我们不能有“大中国主义”,应该考虑到中国以外华语使用的现状和习惯,应该尊重中国以外华语使用者的感情和看法。打一个不大恰当的比方,前些年中国人出国,听到有人说“你们中国还有冰箱啊”这一类的话觉得很受伤。

传统3P模式与任务型教学法的课堂实践与分析:汉语作为第二语言教学的角度

本文通过对传统3P模式和任务型教学法在对外汉语教学中的课堂教学实践的记录,对比和分析这两种教学法的教学风格、教学形式和学生参与等特征。从实践"以学生为中心"的教学原则,课堂教学设计等角度来分析两种教学模式各自的特点。提出促进传统3P教学模式任务化进程的建议。

论对外汉语教学的课程组织

课程设计是一个复杂的过程,需要构思不同的课程要素,并将它们组织在一起成为一个连贯的系统。设计有效的对外汉语教学课程是艰巨的工作,特别是对课程内容的组织。本文旨在分析对外汉语教学的课程组织,尝试从学术取向、认知过程取向、社会取向、人文取向探讨并回答两个问题:一、对外汉语教学的主要课程取向是什么?二、不同教学阶段的课程取向有何不同?笔者将以所执教的不同学习阶段的对外汉语教学课程(初级、中级等)为例,从实际出发考察不同学习阶段的汉语课程组织形式和取向的差异。

华语二语教学中的“三裸”现象及“去裸”实践

语言由三个小系统(语音、语法、词汇)组成一个大体系,语言教学本身也是一个系统工程,包括测试、大纲和课程设置、教材编写、教学和教师培训等重要部件。这意味着任何变革都不可避免地牵涉到这一系统的所有部分,所以本文的'去裸'实践提及系统工程的每一个部件,从很表浅的层次讨论从结构为纲到语用为纲的努力。华语二语教学中的语境缺失导致学生语言中的语体特征缺失,本文关注这种缺失,并根据近十年来的教学实践探讨如何'补缺'。

汉语方言介连词“两个”的产生

储泽祥等(2006)、江蓝生(2012)、Peyraube(2017)注意到湖南通津铺、湖北仙桃和甘肃青海交界的汉语方言的数量词“两个”可以兼作伴随介词和并列连词。但是对这一现象的成因和演变路径未有共识:陶伏平(2008)与江蓝生(2012)都认为这是语法化的结果,但前者认为“两个”的虚化过程是[数量词>介词>连词],而后者则认为是[数量词>连词>介词]。储泽祥等(2006)坦言,单靠个别方言点的有限材料,是无法确定演变路径和方向的。Peyraube(2017)只提到这是受非汉语影响,但未有交代具体过程。前人单靠个别方言点的材料,对“两个”的多功能现象的形成原因与演变路径都有着不同的看法。本文则首次采用跨方言的视角,在湖南、湖北、甘肃、青海、四川等地进行田野调查和比较,再结合前人报道,得出以下结论:(1)确定介连词“两个”集中分布在中国西南地区(即湖南、湖北)和西北地区(青海、甘肃)。(2)从各地的“两个”功能分布的差异,我们构拟了“两个”的语法化路径:[数量词>“一起”义副词>伴随介词>并列连词(连接有生名词)>并列连词(连接无生名词)>并列连词(连接动词)]。(3)中国境内外的藏缅语,乃至非洲、澳洲、印度尼西亚等与汉语无接触或系属关系的语言也有数(量)词“两(个)”与介连词同形的现象,可见两者的关联,是具有跨语言共性的,与人类认知有关。

论并列连词语法化的条件

吴福祥(2003)分析汉语方言的并列连词与伴随介词的同形现象,构拟出[介词>连词]的语法化路径,更指出汉语的S[PO]VO语序是触发语法化的条件。然而,汉语语序在世界语言上是颇为罕见的。如果语序可以触发语法化,这就很难解释为什么在其他语言也会出现并列连词与伴随介词的同形现象。本文通过比较世界上多种语言,提出产生[介词>连词]语法化的条件:1)如果并列结构为[A-X-B],X充当伴随介词时很可能置于两个名词性成分之间;2)如果并列结构为[A-B-X],X充当伴随介词时则很可能置于两个名词性成分之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