腐败与市场经济之关系:以公共采购中的招投标为例

众多学者认为经济市场化在增加自由竞争的同时还能减少政府的市场干预,从而缓解腐败问题。但中国的情况却并非如此,腐败问题自市场化改革之后反而日趋严重。也有学者将该问题归结为政府官员滥用改革赋予的自由裁量权。然而,这种观点未能解释自由裁量权为何没有在深化市场改革的同时受到抑制,以及它在市场条件下又是被如何运作的。论文以公共采购中的招投标为例,从市场行为角度探究为何腐败在经济改革过程中得以不断发展。论文将其原因归结为:官员可以运用自由裁量权削弱尚未成熟的市场机制,主导市场行为,从而以非正式规则取代市场竞争。

制度能力与治理绩效——以上海社区为例

本文考察了社区治理绩效的影响因素。通过对上海45个小区调查数据的统计分析,文章发现居委会的制度能力与社区治理绩效之间存在显著的关系。居委会动员社区外资源的能力有助于提高其服务效率、居委会直选投票率,居委会与物业之间的合作关系也有助于提高直选投票率。该研究发现意味着,随着住房市场化和封闭式小区的出现,传统的基于楼组长动员网络的社区治理技术面临挑战,居委会有必要采取新的社区治理实践和技术来强化其制度能力的建设,从而更好地服务、管理社区。本文将制度能力作为一种分析工具引入城市社区治理的研究,丰富了社区治理研究的理论视角。同时,本文认为今后的研究需要进一步完善居委会制度能力的测量指标,并进一步阐明制度能力影响治理绩效的作用机制。

城市低保的目标瞄准探析:一个“街头官僚”的视角

中国城市最低生活保障制度惠及了一大批城市贫困人口。根据官方报告,城市低保已基本实现'应保尽保'。然而,不少研究发现,低保政策的实施存在'应保未保、不应保而被保'的现象。低保制度目标瞄准的准确度存在严重问题。本文基于一线的调研,以'街头官僚'理论作为基础的解释框架,检视城市低保目标瞄准的决定因素。诚然,所有基于家计调查的社会救助项目都或多或少存在瞄准率不高的现象。除了'客观'的原因,比如政府考虑到瞄准率提高的庞大行政成本而允许存在一定的偏差等,我们认为,导致中国城市低保政策'应保未保,不应保而被保'现象的主要因素有:政策指引的清晰度,实施过程中的监督机制以及配套措施;低保工作人员的岗位设置、教育背景以及培训情况,行政自由裁量权以及对低保政策和救助标准的态度;作为政策对象的低保户的社会权利意识,以及低保户对低保政策及标准的理解。本文在为目前国内社会政策研究引进新视角的同时,用中国的实证研究结果丰富并验证了西方'街头官僚'理论。

我国2000-2009年腐败案例研究报告——基于2800余个报道案例的分析

基于一家中央法制报刊2000-2009年的腐败案件报道,本文试图通过数据来观察我国腐败现状及特征。数据分析的结果表明,腐败规模处于上升状态,政府采购、工程承包成为腐败高发案件领域。土地腐败案件更为突出。同时,处、厅局级干部成为腐败的高危人群,不仅是受贿和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等问题的主体,还是索贿案的主要查处对象。因此,我国廉政建设更趋复杂和艰巨。为此本文提出若干廉政治理的对策。本文也指出腐败数据研究的难点及局限性。

关于以薪养廉有效性的探讨:基于中国的经验

腐败的原因和治理对策是学界和实践部门共同关注的议题。许多人认为,公务员报酬过低是腐败产生的重要原因之一。在新加坡和香港地区高薪养廉的启发下,许多国家包括中国在不同程度上尝试通过以薪养廉来提升政府治理的质量。公务员收入过低无法保证正常的家庭生活开支。过低的薪酬有可能损害公务员保持个人诚信的努力,引致腐败行为。公务员薪酬的提高,甚至高于社会的平均工资水平,在此背景下"以薪"是否可以"养廉"?这是重要的理论和实践问题。基于实证数据,文章认为,公务员薪酬和廉政建设有着复杂的关系,对它们的相关性存在着一些认识上的误区。过去十余年间,我国公务员薪酬水平上升较快,腐败的程度也有所加深。

当代中国的中央与地方关系：趋势、过程及其对政策执行的影响

中央与地方关系是发展主义者所关注的一个重要话题。发展主义者认为，大国的公共行政存在着一种令人费解的难题，即，在正式体制中，高层决策者制定的政策如何才能为中层和基层的行为主体所执行。在中国这个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威权体制及其政策领域的执行差距增加了上述难题的复杂性。文章将中国近60年来的中央与地方关系变l迁视作国家建设和民族融合、发展效率、职位晋升以及外部影响等因素交互影响的结果，并具体分析每一种因素在其中所起的作用。文章指出，自20世纪50年代至今，行政性分权一直占据着主导地位。同时，文章还强调，自20世纪80年代政府与市场边界重新界定之后，人们开始重视制度化的权力划分。文章建议，我们应该超越遵从模型（compliancemodel）来理解中央与地方之间的交互性以及中央与地方合作时的执行差距，从而提高政策执行的质量。本文原裁《公共行政与发展》（PublicAdministrationandDevelopment）第30卷第177一190页。作者李芝兰是香港城市大学公共与社会行政学系教授。

腐败的非制度根源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腐败的表现方式、形成路径、寄生环境都发生了很大变化。毛泽东时期发动群众斗争官僚的尝试，以政治性悲剧的方式宣告其失败。而1978年之后建立的纪委与监察系统，以及1990年代中后期推进的“依法治国”策略，也都未能改变“越反越腐”的官场之怪现状。当代中国腐败的发生逻辑，既不能用文化论解释（东亚裙带文化），也不能套用经济性解释（资本俘获公共权力）；而其解决之道，既不能依赖“加大力度”的整风式治理，也不能指望“群众来信”与“微博反腐”能真正改变现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