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香港特区政府司法机构各级法官撰写中文判词的经验

中文语文能力指的是两个方面:一是基本语文能力的培养,二是专门或专业中文的应用。本文借教授香港特区政府司法机构各级法官撰写中文判词的经验,指出基本语文能力有了一定水平,是可以把这种能力转化为专门或专业中文能力,并能在不同场合应用的。

论香港中学会考中国语文科的新课程及新考试模式

因应时代变迁,香港课程发展议会颁行了《中国语文课程指引(初中及高中)》,中国语文科的教学及考试模式均出现了颇大的变动。新课程(高中阶段)自2005年起正式实施,强调培养学生读、写、听、说四方面的能力。2007年会考的中文科试卷亦由过往的纯笔试模式,转变为包含聆听及口试在内的5份考卷,并且取消了指定的考核篇章。这意味着自2007年起,考生将无法像往年般靠熟读课文来取得部分分数。

亦中亦西的现代文学尝试:民国“影戏小说”简论

清末明初,随着西洋电影进入中国,作为上海通俗小说创作主体的鸳蝴派文人恰在此时创作了一批影戏小说,通过自己的观影经验重述电影情节,改写成小说,在大众刊物上发表。这一类小说除广告效应之外,中外小说范式的拉锯以及影像到文字的叙述变化,都突出反映了一个时代文学理念与形态演变的轨迹。

文学场中的画家凌叔华

本文主要研究女作家凌叔华如何利用其画家的身份、运用其画界资本在现代中国和英国文学场实现文学发展、得到文学地位,并通过其个案小探非文学因素在作家成长过程中所起的作用及对文学场的影响。

香港中文财经文本的语体分析

香港与内地的中文财经文本同为汉语撰写,但相比之下,香港的中文财经文本文言色彩较浓,呈现出"近文言"的语体特色。此种特色在词汇和语法方面均有体现。"近文言"语体成为目前香港财经写作和翻译的常用语体,与香港的语文教育、英文财经文本的行文风格及居民的用语习惯等因素有关。探究这些因素对了解香港和内地的中文语用差异及语言发展具有一定意义。

陈光连教授新作《治道与公平:荀子政治伦理研究》出版

《治道与公平:荀子政治伦理研究》是陈光连教授的最新力作,处理的是荀子思想中伦理和政治的关系,并力图厘清荀子伦理暨政治思想的整全架构。传统以来,学界研究儒学的重心偏向于伦理学议题,近二三十年儒家政治哲学也越来越受到关注,但认真处理儒家思想中伦理和政治关系的著作则并不多见。陈氏新作为这个荀子乃至儒学研究中相对的空白领域添上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学术文章中的“写作者声音”——基于语料库的跨学科和语言的对比研究

本研究通过包含3个学科(文学、教育学、化学)和两种语言(中文、英文)的学术文章语料库,对学术文章中"写作者声音"的出现形式及频率进行了语言间和学科间的对比,发现语言层面上的差异比学科间的差异显著。这一结论与西方现有的研究结论相悖,即学科规范比语言规范更能约束写作者在撰写学术文章时的遣词酌句,说明由于中西方语言的巨大差异,使得学科的规范力不及语言的规范力。

《离婚》中绍兴方言词翻译规范探析

本文运用Lefevere的"话语世界"概念及Toury的翻译规范理论,以《离婚》中的绍兴方言词为研究对象,通过原文及其四种英译本的比较,考察译者各自采取的翻译规范。文本考察发现,四种译本均表现出翻译行为的规律性变化,即译文在倾向于充分性或可接受性方面有规可循。

以女性为中心的写作——论严歌苓《第九个寡妇》

女作家写女性的故事,表达女性的自我意识,是女性主义文学致力的写作方向。严歌苓一向喜写女性,其长篇小说《第九个寡妇》便是以寡妇王葡萄的生活为叙述内容。本文即从女性中心的写作方向入手,研析这部作品。论文首先从文题切入,评论各家说法,解说"第九个寡妇"蕴含的意义。此外,此篇小说如何以女性视角响应或反击一向主导的男性视角,及以脚上穿戴作聚焦表达,均为论述重点。至于女主角怎样发挥女性智慧,在艰难的政治及生存环境下从容存活,同样会加以探讨。叙述对身体的重视,藉以反映问题及建构女性的生存空间,亦是论文的剖析重心。最后,希望带出的讨论是,这部小说结连民间传说,超越现实,以想象方式,建立女性神话传奇的叙述方式。

“泥香”与“土香”的辩证——论余光中诗歌的休息之梦与抵抗意志

以"泥土之香"为核心,在"柔软"与"坚硬"两种对大地的想象中,可探讨余光中诗歌的梦想意识。"泥土"是一个极具趣味性的意象,既可以表现出"泥"的粘着性,又具备"土"的硬质性。从"盆地-乳香"到"厨房-饭香",展现出永恒童年的深度主题;"瓜果"、"香炉"与"壶"的形象,则蕴藏着内密性特质。晚近余诗涌现出更多"香火"味?"炉香"?"茶香"?"药香"等,这反映了关于大地的另一种想象模式,即坚硬世界的梦想。在"迷宫"的心理现象与坚硬"坯子"的启示下,可以看到某种"抵抗"意志,这种抵抗意志是向"低孤独"的宣战,是试图在"高孤独"情境中追忆永恒"童年"、感悟"宇宙性梦想"的尝试。

压抑与解脱——评香港首部跨性别电影《翠丝》

《翠丝》是香港首部以跨性别为题的长片。男主角51岁,已婚有儿女,生活安定。为了符合传统的社会角色,他多年来一直压抑做女人的欲望,后来决定改变原来的男性身份。在镜头带动下,阁楼、天台屋、镜或玻璃、梦及回忆、粤剧等相关叙述,有效地推进剧情之余,同时说明了角色的心路历程。戏里一直以不一的通花装饰、剪影等来贯串不同场景。这样的美术设计,除营造整体氛围外,更带出了人性明暗并存的寓意。万物各呈其姿,人心各有所向,戏中一贯质疑的,正是主流的两性刻板观念。毋惧外来压力,忠于一己性向,以勇气活出自我,成为全剧主题内容。胸怀敞开,对性小众包容接纳,自亦为其中重要信息。

《荀子》中“道”的内容的探讨

荀子认为治乱乃至善恶、道德取决于"心"是否"知道",以及"心"是否能根据"道"来指导其判断和行为。可是,"道"的具体内容是什么呢?其指涉的是一些独立客观的真理、知识,或者是离不开人类性情、甚至由人类构建创造的规范标准?我们将探究《荀子》中"道"的实质内容,以图明了"道"是原则上独立于人类的客观真理,还是和人类息息相关、甚至以人类性情为构成条件的实用理则。

论司马光《温国文正公文集》中的传记

司马光不仅擅长写作史学巨著,同时也擅长写作单篇的传记文。他的文集中留存有几篇传记文,包括伟人传、平民传、寓言传和宠物传等。这些传记具有宣扬"仁义"的鲜明特色,可视为北宋单篇传记的典范作品。

荀子思想中的“诚”:回顾和梳理

"诚"字于《荀子》凡72见。学者已经指出,其中大概一半是作为副词使用,意思是"真正地"。至于其他用例,则大概指称一种特殊的心灵状态,暂时可用"真实"指称之;即以"诚"指一种"真实"的心灵状态。重点在于后一种"诚"的用例,但亦会旁及前一种副词的用例,目的在于厘清"诚"在荀子思想中的位置,并由此梳理"诚"和《荀子》中理想人格的关系,最后则希望反思"诚"和个人自我实现的可能关联。

蕉风椰雨中的言辞之旅——《誓鸟》浅析

《誓鸟》是80后女作家张悦然的代表作,这部极富南洋气息的小说创作于作者新加坡国立大学求学期间。《誓鸟》既属于留学生文学,又被新加坡华文文坛纳入其范畴。它以16世纪大航海时代为背景,讲诉了一个关于爱与死亡的故事,想象丰富、言辞华美、手法新颖。在初代东南亚华人移民的情节架构下,传递着作家强烈的个人化倾向及女性意识,以及背后对整个"80后"群体的怀疑与反思。

文化危机时代的文学抉择——从《霍桑探案》看后殖民批评

后殖民主义(post-colonialism)诞生于20世纪70年代,历经数十年不衰并渐成显学。虽然后殖民批评的主要"战场"在西方,最初讨论的对象也并非中国。但在华语文化圈,有越来越多的研究者借后殖民批评,对中国文学文化进行重建和再认识。从比较文学的方法论出发,尝试为后殖民批评在中国的兴起寻找不同的原因。并以民国作家、中国侦探小说之父程小青的《霍桑探案》为例,阐释伴随着这股思潮产生的某些偏离与误读。

论孟子引发的文学批评命题

孟子所提出的"养气知言"、"论世知人"和"以意逆志"等三大命题,本是先秦的儒学理论,后来成为中国文学批评的基本命题。本文对如何理解这三大命题,提出一些新的看法。

以女性为中心的写作——论严歌苓《第九个寡妇》

女作家写女性的故事,表达女性的自我意识,是女性主义文学致力的写作方向。严歌苓一向喜写女性,其长篇小说《第九个寡妇》便是以寡妇王葡萄的生活为叙述内容。本文即从女性中心的写作方向入手,研析这部作品。论文首先从文题切入,评论各家说法,解说"第九个寡妇"蕴含的意义。此外,此篇小说如何以女性视角响应或反击一向主导的男性视角,及以脚上穿戴作聚焦表达,均为论述重点。至于女主角怎样发挥女性智慧,在艰难的政治及生存环境下从容存活,同样会加以探讨。叙述对身体的重视,藉以反映问题及建构女性的生存空间,亦是论文的剖析重心。最后,希望带出的讨论是,这部小说结连民间传说,超越现实,以想象方式,建立女性神话传奇的叙述方式。

香港语文面面观

香港是"两文三语"的社会,"九七"以后,社会的中、英文水平俱直线下降。本文记述近几十年来香港社会日常语文运用的情况,探讨"九七"以后社会语文水平直线下降的原因,并提出补救方案,同时消除一些误解,力图使香港社会日常语文运用的面貌清楚地呈现出来。

对话、超越与解构——论《天下》构建中国形象的方式及效果

1250年前后,中国进入西方视野,在此后漫长的历史进程中,中国大多是高尚、文明的象征,直到18世纪后期,情况急转直下,终成"老大帝国"。然而不管是天朝上国也好,"老大帝国"也罢,中国形象都是经他者言说而形成的,更近乎一种话语建构。直到20世纪以后,中国的知识精英才开始自我言说,《天下》(T'ien Hsia Monthly)的创办便是一个典型的例子。作为一份意在"文化输出"的杂志,《天下》刊有许多中国现代文学的翻译,通过对这些英译作品基本状况的勾勒,以及对其言说中国形象方式的爬梳,不难看出彼时知识精英试图超越西方话语的努力。然而受制于时代因素以及翻译本身的局限,超越的意图最终被解构,自我言说亦被纳入西方价值体系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