焉耆明屋锡格沁写经图再探

新疆焉耆佛寺遗存的文物中有一组壁画残件《窟院修业僧图》,保存于大英博物馆,出自焉耆主要佛寺锡格沁,描绘佛寺僧人传经与写经的场面,较为罕见。笔者初步释读其图像,分析出其或是描绘了高昌回鹘时期在石窟寺分工有序的佛经翻译与抄经活动,翔实记录了当时锡格沁佛寺僧人修行场景。仔细观察还发现壁画笔墨线描具有二次重绘的痕迹,推测壁画制作时代或许早于高昌回鹘时期。

大圆满(Dzogchen)及海德格尔的四维时间

关于时间,我们有太多的疑问,比如过去的事情就不再有了吗?未来是不可预期的吗?现在存在吗?时光的流逝是不可逆转的吗?什么是永恒?它与时间的关系如何?本文以藏传佛教大圆满传统的龙清巴和西方现象学派的海德格尔为例讨论时间的经验。他们都没有去构想永恒的生命,而是深入到时间流逝的现象和经验之中,揭示了一个全新的时间维度,即所谓第四时间或时间的第四维度。本文首先介绍大圆满传统中处理时间经验的一种修行,然后分析龙清巴的四时概念及其在佛教史上的意义,接着讨论海德格尔的四维时间概念,以及其追随者对这一概念的进一步讨论。最后在结论中,我将简单说明四维时间在这两个传统中的同异点,并探讨其相似点后的可能原因。

初期佛教写经反映的文化交流——以竺法护译场为例

本文旨在探讨竺法护译场中佛经的书写文化,以期了解早期佛经译场与经典传播的现象。通过考察初期佛教文献、有纪年的考古出土文物,分析初期佛教书写文化。以现存纪年最早的汉文佛经残片,西晋元康六年(296)竺法护译《诸佛要集经》为例,由其卷尾题记中的两位主要人物——竺法首与聂承远,探讨他们在译场中的功能角色以及早期译场中主要笔受与书法传统的关系。研究表明,竺法护与弟子不但翻译佛经,同时也由中原向河西地区传播。

佛法、生命与教育——“缘起的生命教育”与“生命定向”增进计划

和谐世界,从心开始,理应常把心关怀。莫沉迷,莫放逸,执迷自被烦恼缚,斗争仇恨随之来。知世苦,求出离,决心去把无明断,举手投足需照顾,动念起心要分明。心本无生着境有,为善为恶由此生,是苦是乐影随形。

“孝名为戒”:中国佛教徒对孝道观的发展

戒是佛教徒修学的根本,孝是儒家伦理思想的核心。把戒解释为与孝相同,可以说是中国佛教徒对孝道的发展。作为大乘菩萨戒的《梵网经》讲道:"孝名为戒",也就是说,戒和孝相同,因此唐代的大德宗密认为,佛教和儒家都是以孝道为宗本。但是,南传巴利文《中部》的《陀然经》(Dhana.jani Sutta)和与之对等的中译《中阿含经》的《梵志陀然经》都讲到,即使一个人由行孝而作了恶业,他也要受其果报。也就是说,早期佛教认为,虽然孝道是佛教很重要的伦理道德,但是它并不是最重要的,而业果轮回才是佛教伦理的根本,孝道亦在业果轮回之内。因此,我认为《梵网经》中提出的"孝名为戒"的思想和宗密依此为依据把孝看成是佛教的宗本,不是印度固有的思想,而是中国佛教徒对孝道观的发展。到了唐代的中晚期,义学高僧们基本上都接受了这一思想。与此同时,中国的义学高僧进一步把佛教的五戒和儒家的五常相对比,认为它们是相同的。宋代高僧契嵩说五戒就是孝的蕴,也就是孝的组成部分,而佛教的孝道更胜于儒家的孝道,是大孝。

佛教对儒家和道教在孝道观上批判的回应

当佛教初传入中国的时候,佛教就面对中国文化、尤其是儒家的挑战。中国佛教徒从理论和实践的两方面作了积极的回应,(1)翻译相关的经典,(2)撰写论文来反驳,(3)普及讲孝道的佛教经典。

《解深密经》译本及疏的文献史考察

本文以东亚汉藏佛教中《解深密经》的16种译本以及36种注疏的历史和内容为背景,采用历史文献学的研究方法,对其译介、注疏的历史展开梳理。就经本译介的前后历史而言,以四种汉译和一种藏译本为最古,其内容虽然无宗学上的分判,却有文献校勘上的区别。就注疏而言,尽管大部分已亡佚,现存的诠释文本却有学派上的分歧,其中就包括以无著、圆测、遁伦、空海等大师为代表的瑜伽行派系统,以及以智藏、觉通等大师为代表的中观自续派系统。围绕校勘与宗学差异的研究,尽管自20世纪开始,就有Etienne Lamotte、野泽静证、John Powers等佛教学者以此为线索,形成“小经集合说”“先有完整经本说”等各种不同观点,但并不妨碍该经宗学文献以瑜伽行派为主流之历史导向。

宋元明时期白族火葬墓中的石刻梵文《佛顶尊胜陀罗尼》释读

本文依建造朝代选取三方内容清晰、年代可考且出处明确的白族火葬墓之墓幢或墓碑,对上面刻写的梵文《佛顶尊胜陀罗尼》进行转写、校订与释读,尝试重构宋元明时期在云南地区流传的《佛顶尊胜陀罗尼》文本。此重构本将作为进一步比勘研究的基础,对于版本溯源工作的意义重大。通过比对不同时期的同类刻本,归纳其文本特征,并考察此文本本身的发展变化,以及佛顶尊胜信仰在云南当地的流传。

心灵的回归

童年的我，在乡村长大，与玩具无缘，放风筝成了我那时唯一的乐趣，也为我留下了最美好的回忆。新年刚过，田里的残雪尚未溶尽，杨柳却已发芽，桃树也开始吐蕾。在一望无际的田园上奔跑，看着风筝慢慢升起，心中的那份兴奋与喜悦，至今不能忘怀。到英国求学以后，坐在绿油油的草坪上，静静地看着蓝天下久违而又熟悉的风筝，心中若有所悟。

5世纪初期大乘禅法“十方佛观”分析——以《观佛三昧海经》与《思惟略要法》为例

禅一词并非起源于佛教,也非佛教独有。但自原始佛教起,禅定与禅法一直贯穿于佛教实践之始终。由于鸠摩罗什、佛陀跋陀罗等僧人译经活动的大规模开展,公元5世纪初期的中国佛教进入了一个大乘经典传译的密集期。这一时期翻译的经典中既有侧重于阐明佛教义理之大乘经典,也有重点开显禅修实践要旨之禅法经典。本文的核心是分析《观佛三昧海经》与《思惟略要法》中的“十方佛观”,首先会介绍中国大乘禅法起源之概况,之后会分析《般舟三昧经》中的“十方佛观”,这体现了中国禅法经典中最初的十方佛形态,它为后期大乘禅经与般若的结合提供了初步的思路与框架。此外,本文将重点分析《观佛三昧海经》中“十方佛观”的相关内容并与《思惟略要法》中的“十方佛观”进行适当的对比,同时探讨两部经典中的“十方佛观”是如何受到大乘般若思想之影响。

浅议炳灵寺第169窟中的早期观法

观法作为佛教的实践法门,在大乘佛教中专指以智慧专心来观想佛或特定的法,最终证悟无上正等正觉。在西秦与北魏时期所开凿的炳灵寺169窟,包含了中国佛教丰富的早期观法内容。第169窟中既有中国现存最早的西方三圣像,也有目前保存最早的造像题记。本文首先会介绍第169窟的概况,然后重点分析第169窟中的净土观法。在此之后,本文会根据第169窟中的相关造像与题记,结合相关的石窟、经典等内容来探讨早期观法的一些共性,例如禅观的姿势、法界观、十方佛观等。佛教的观法是随着佛教经典、思想与佛教哲学的传播而逐渐展开的,我们通过早期禅观石窟所展示的资料与信息,可以识别出西秦与北魏时期佛教在河西地区的发展状态,特别是早期观法在河西地区呈现的实修概况。在公元4世纪至5世纪初期,各类经典都被当时的僧人所翻译与引进。这些经典都能够被用来解释第169窟中所涵盖的不同观法。这一时期的观法虽然界限化不甚明显,但它为隋唐时期更加成熟与系统化的各种观法提供了理论来源与实践操作指南。

弘赞律师与庆云“鼎湖戒”

明末清初被视为天崩地裂的鼎革时期,佛教界也面临波澜壮阔、风起云涌的改革局面,以明末四大高僧为代表的一批佛门领袖,高举护教旗帜,满怀忧患,致力于复兴丛林,振兴戒律,以实现济渡众生的理想。在这一场复兴大潮中,以弘赞为代表的岭南鼎湖庆云一系,著书立说,开坛授戒,构筑了完备的戒律学养成体系,呈现出扶律辅教的新气象,成为当时禅律并行、宗教相融的一面旗帜。鼎湖山被誉为“百城烟雨无双地,五岭律宗第一山”。

《父母恩难报经》与《父母恩重经》的研究

一、前言在现存《大正藏》中,我们看到以讲父母恩重思想为主题的经典有两个,它们是世传安世高翻译的《佛说父母恩难报经》,编号为No.684和从敦煌收集来的《佛说父母恩重经》编号为No.2887,他们分别被收在《大正藏》的第16和85册。学者们普遍认为后者是伪经,完全是中国人伪造的,而前者则几乎没有人研究过。据我个人的研究,《佛说父母恩难报经》是真正从印度翻译过来的经典,它与现存《增一阿含经》

儒佛孝道观的比较研究

现代学者如道端良秀,虽有对儒家和佛教孝道观的比较研究,但是,他们基本上是把两家的观点放在一起,而分别论述。所以,从真正的意义上讲,这并不是比较研究,因为他们既没有对比两家的异同点,更没有分析其原因。本文尝试在以两家早期而且根本的典籍为主,在对儒佛孝道观的总结和分析的基础上,对比两家的异同,并追究其原因。经过研究分析认为,儒家和佛教的孝道观有五个相似点,五个不同点,而且儒家还有两个特点是佛教所没有的。追究其原因,主要是因为,孝道是儒家伦理道德的基础和最高的准则,一切教化都是由孝道产生,其目的是要达到'家国同构'。佛教虽然也认为孝道是很重要的伦理道德,但是业果轮回才是佛教伦理道德的根本和基础。其目的是个人修养的完善,从伦理道德开始,最后达到完美无缺的人格,获得解脱,证得涅槃。因此,儒家对孝道的分析和论证远比佛教对之的解释详细得多。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佛教孝道研究——以《睒子经》和《盂兰盆经》为主

当佛教初传入中国的时候,佛教就面对中国文化、尤其是儒家的挑战。儒家学者对佛教的批评主要从伦理道德的角度展开,因为佛教主张从个人道德修养开始,最后达到解脱,这与儒家主张的以家庭社会为主的教导不同。特别是佛教主张僧人要独身、剃发、离家而出家修行,这与儒家的孝道相违背。

慈藏入唐与新罗戒律学的发展

在东亚佛教文化圈中,除了鉴真渡海向日本传授律法、建立戒坛之外,新罗戒律的初兴也与大唐有关。早先新罗圆光入陈学习佛法,并削发受戒,从庄严寺僧旻学成实、涅槃,博览经论;于虎丘修行,讲经说法。隋时回国,曾提倡世俗五戒:事君以忠,事亲以孝,交友以信,临战无退,杀生有择;还举办占察法会,此种法会的主要功能是授戒,所以占察法会也成为弘扬戒律的一种方式。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有学者认为这是新罗律宗的开端。其实,新罗佛教律学的振兴与慈藏的推动是分不开的。

非典的宗教审视

一场突其如来的非典灾害,让历经沧桑和磨难的中华民族,又一次经受了严峻考验。人们在震惊之余,不约而同地开始了反思。对于宗教界来说,他们是如何看待非典的呢?最近,本刊约请部分宗教界人士,请他们从宗教的角度,对非典问题作了一番反思与审视。这些审视既是宗教的,但又超出了宗教的范畴,从而具有了更为深广的人文意义,值得我们关注。

北凉石塔刻经与写经生

前言20世纪考古发现的五胡十六国北凉时期(397—439)石塔有十四座,在武威、酒泉、敦煌、吐鲁番等地陆续发现,其中十一座收藏在国内各级博物馆,三座流向国外。其中六座有纪年~1,这些有年代的石塔铭刻有供养人的名字与发愿文,有的石塔上还有石刻佛经经文,非常珍贵,益发凸显北凉石塔的文化价值。由于这是佛教传入中国。

从鉴真东渡的本愿谈“以戒为师”的重要性

公元742年，受日本留学僧荣睿，普照等人的邀请，55岁高龄的鉴真毅然率弟子工匠东渡日本，五次连遭失败。十余年间，行程数万里，受尽风涛之险，牢狱之灾，饥渴之苦，先后牺牲36人。年过花甲的鉴真，也因长途跋涉，暑热煎熬，以致双目失明，成为盲僧。

法照五会念佛行仪思想与特质探析

法照(746-838)以五会念佛著称,而《净土五会念佛诵经观行仪》(以下简称《观行仪》)与《净土五会念佛略法事仪赞》作为五会念佛行仪的主要典籍,备受学教两界重视。从中我们不仅可以了解到法照早期游学参访的经历,亦可以窥见法照佛学思想的脉络与思想来源。基于佛教观念史与社会史的研究方法,我们亦发现法照对净土以外诸宗思想的吸收与融合,这不仅表明了法照具有宏观的佛教视野,更显示出其非一般的宗师气质。通过对法照历史身份的解析,其对中古时期王权、社会,乃至民众之间对佛教的容受与互动皆提供了重要的参考价值。因此,本文以法照两本五会念佛行仪为中心,结合敦煌文献等史料,考察分析法照五会念佛的思想与特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