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数据时代的城市规划响应

近年来,信息通信技术的快速发展加速了大数据时代的到来。但对于大数据到底对城市规划带来了哪些冲击、城市规划编制与实施应如何响应,仍需进一步探索。基于对大数据时代城市空间研究成果的简要述评,研究从城市规划的编制与实施评价两方面展开讨论。对于规划编制,大数据提供了从"小样本分析"到"海量呈现",从"滞后化"到"实时化",从"专家领衔"到"公众参与",从"人工化"到"智能化",从"分散化"到"协同化"等多维转变的可能;对于规划实施评价,大数据指明了从"以空间为本"到"以人为本",从"静态、蓝图式"到"动态、过程式",从"粗放化"到"精细化"的转变方向。研究对当前正处于探索阶段的城市规划的未来发展具有一定的参考。

城市通风廊道规划建设对策研究——以安庆市中心城区为例

随着对城市可持续发展和城市品质的关注,作为改善城市环境品质与消减热岛效应的重要途径的通风廊道规划建设逐步走进人们的视野。以安庆市中心城区为例,借助PHOENICS软件中的FLAIR模块,运用流体动力学分析方法对研究范围的通风廊道采取"城区—分区"的研究思路进行分类研究。城区层面,识别出通风口地区和一二级风道,并将通风口地区划分为建设用地区和非建设用地区,分别提出相应的管控策略。分区层面,进一步识别出三级风道。对应新、老城区需要解决的实际问题,采取差异化的研究思路:老城区以"改善现有的通风环境"为目标,针对通风环境较差的地区,提出近远期不同的改善策略,简称为"亡羊补牢"。新城区以"保障未来形成良好的通风环境"为目标,针对识别出的一二三级风道沿线地区,从宽度、建筑密度、阻风率、高宽比和开放度等方面提出控制指标要求及规划策略,总结为"未雨绸缪"。通过探索针对城市内部不同地区的差异化通风对策,以期对今后其他地区城市通风廊道的规划研究提供参考。

从理想到现实：城市基本生态空间构建--以《合肥市肥东县基本生态空间规划》为例

研究以各地已编制的基本生态空间规划中存在的问题为切入点,以新编制的《合肥市肥东县基本生态空间规划》为例,在妥善处理理想生态空间与城乡现实发展需求两者关系的基础上,重点针对基本生态空间规划中基本生态空间体系构建的内容,构建了基于现状生态要素的理想生态底线区、基于规划生态要素的理想生态底线区和基于城乡现实发展需求的最终生态底线区三个层面的生态底线区,探索出一条基本生态空间的合理化构建途径,以期为今后其他地区基本生态空间的划定提供参考。

地理学与城市及区域规划

地理学在城市及区域规划中的应用已有很长的历史，有不少文献曾论述过它们之间的关系。彼得·霍尔甚至认为城市及区域规划就是应用地理学。这些讨论虽然主要是反映英国、美国及加拿大等地的情况，但在某种程度上，也能反映其它发达国家的实际情况。

深圳市公共住房居民就医可达性——基于互联网地图服务和改进两步移动搜索法

基于互联网地图服务测算人才住房、经济适用房、公共租赁房在步行、公共交通和驾车3种出行方式下到达不同等级医院的通勤时间,通过引入高斯距离衰减函数、设立多级搜索半径、考虑供给和需求方竞争效应并利用实时交通大数据改进两步移动搜索法,对深圳市公共住房居民就医可达性进行多维度评价。研究发现:1)紧急就医情境下15%公共住房点驾车30 min内不可抵达三甲医院,普通就医情境下仅10%公共住房点实现15 min就医目标;2)可达性由老经济特区向非经济特区逐渐衰减;3)人才住房可达性最优,其次是经济适用房,最后是公共租赁房;4)公共交通和步行相比于驾车模式下的可达性空间分异更显著。

中国城市更新中的社会资本

社会资本的概念自从20世纪80年代末期在西方提出,很快在西方城市研究领域得到了广泛关注,以至于有学者将社会资本对很多城市现象的解释能力概括为"一种灵丹妙药"。不过值得注意的是,在中国直至当前,社会资本的概念尚未在城市发展研究或者城市更新当中引起人们足够的重视。为了探讨社会资本在中国城市更新中的表现及其作用,本文首先回顾了社会资本的概念及其在中国城市发展中的现状;接着探讨了在中国城市更新中若干影响社会资本的因素。文章最后指出,要实现完全意义上的城市更新,社会资本在当中发挥着不可或缺的重要作用;而要实现社会资本的积极作用,进行城市更新机制与城市管治模式的变革将是其必由之路。

新时期乡规划的探索-以淳安县浪川乡规划为例

自《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将乡规划纳入城乡规划体系并成为独立的编制单元后,乡规划的编制及完善就受到了前所未有的重视,但该法案并没有对乡规划的内容与深度做出明确规定。在我国经济、社会、制度全面转型的背景下,传统村镇规划的局限性日益凸显,如何利用城乡统筹的理念完善乡规划的内容并加强其深度已经刻不容缓。研究从横向广度和纵向深度两方面构建了乡规划的编制技术框架,结合淳安县浪川乡规划实践,探讨如何编制全域性、可操作性及弹性相结合的"一张图"式乡规划。

基于城市政体理论的工业园区文化导向的更新研究——以上海红坊为例

20世纪90年代以来,在市场化转型的背景下,上海城市建设进入了一个崭新的阶段。由于土地资源紧缺,中心城区的存量工业用地成为各界关注的焦点,是未来城市公共空间建设和地产开发的重要资源。本文以上海市中心城区经历两次改造的红坊为例,从微观视角来分析参与主体在土地更新过程中的不同角色,并结合城市政体理论,深入探讨推动地块改造背后权力和资本的互动机制,旨在对国内文化导向的城市更新研究以及城市政体理论在中国语境下的应用研究进行补充。

后生产主义视角下的香港乡村复兴研究

20世纪50年代后,随着香港城市化不断推进,新界乡村居民大规模迁徙到市区,乡村人口锐减、经济衰退、物质景观逐渐衰败。90年代后,香港开始通过不同方式推动乡村转型,取得良好成效,可为内地乡村复兴提供有益参考。从近现代香港乡村演化路径切入,以转型发展中的荔枝窝、盐田仔、大澳村以及南丫岛为例,基于"后生产主义"理论视角探讨乡村复兴的不同驱动方式,包括由精英阶层"多方联合"推动,由本地居民自发保护,由政府或村民开展的"零碎型"保护,以及由中产阶级迁入而推动的"乡村绅士化"等4类乡村复兴方式。香港乡村经历了从"生产主义"向"后生产主义"发展的演化路径,乡村职能从农业生产逐渐转变为乡村消费,城市资本对乡村社会经济空间结构进行重构。香港乡村复兴主要由民间力量推动,政府参与度较低。乡村转型亟待综合性保护规划的制定,并通过因村施策、多方合作等方式,实现传统文化保护、经济发展等多维度的复兴。

社区自治何以可能?——对广州和香港业主组织的比较研究

通过比较广州和香港的业主组织在制度设计和治理结构上的异同,我们发现两地业主组织制度化程度的不同是导致其治理绩效出现差异的关键因素之一。香港的业主组织呈现出高度的程序化和规范化特征,然而广州业主组织仍旧面临着运作规范缺位、身份认同模糊和激励机制缺失等问题。香港的实践经验为广州,乃至中国其他城市提供了社区治理的一种可行模式,即较大程度地将社区管理职能交回给私有业主们,通过建立一系列法规制度、行为规范和社会认同,为社区自治搭建相对稳定的制度基础。

新时期粤港澳大湾区的创新发展之路

面向新的国内外形势下粤港澳大湾区发展问题,从经济、社会、文化、制度等多个维度探讨了大湾区创新发展的内容、挑战和路径。文章认为粤港澳大湾区的创新发展需要加强科技和产业创新能力,提高应对外部冲击的区域韧性,增强区域内部要素的流动性,促进民生福祉水平提升,提高空间治理的能力,促进城乡融合发展,优化区域生态安全格局。需要从系统和联系的视角思考大湾区的创新发展,不仅寻求各个发展领域的革新,并且要促进各领域之间的耦合协调,使区域获得能不断突破瓶颈、消解外部冲击、解锁新发展路径的能动性。呼吁加强跨领域跨学科的交叉合作研究,为推动实现粤港澳大湾区的发展目标贡献地理学力量。

《社会地理计算》教材建设的理念、策略与实践

教材作为学科知识体系的载体,在创新人才培养过程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随着数智时代的到来,地理信息科学的范式变革引发了学术共同体对社会地理计算这一新兴领域的广泛关注,并催生了《社会地理计算》教材建设的愿景。针对当前《社会地理计算》教材建设存在的挑战,本文提出了《社会地理计算》教材建设的理念和策略;进而以教学团队编写的《社会地理计算》为例,系统总结了教材建设的实践经验,以期为地理信息科学专业打造能够根植本土、融通中外、与时俱进的课程教材提供参考。

“互联网＋”时代淘宝村的空间变迁与重构

在"互联网+"时代,电子商务作为网络化、虚拟的新型经济活动,深刻地改变了传统农村的生产和生活方式,塑造了极具中国特色的乡村电子商务产业与空间集聚的实体形态—淘宝村,并促成了农村空间及产业形态的重构,为"互联网+"时代下农村实现新型城镇化提供了一种可能的新路径。本文以广州市番禺区里仁洞村为例,探索在"互联网+"时代下我国村庄的空间变迁与重构的特征和动力机制。研究发现,里仁洞村经历了"工业化发展期—商业转型期—电商升级期"的空间变迁历程,其空间结构呈现出"核心—边缘"特征,且边缘区不断扩展。另外,原有单一、混乱的空间形态向更加多元化、集聚化、立体化的新垂直和水平空间发展。随着"互联网+"时代的来临,电子商务产业加速了空间重构的过程,自组织模式下的同乡社会网络成为空间变迁的触发器,以政府为主导的空间改造推动了村庄空间的良性发展和有机更新。这为我国村庄实现新型城镇化提供一定的借鉴和参考。

新加坡公共住房政策可以移植到中国吗?——以广州为例

如何解决中低收入群体的住房问题是世界各国政府共同面对的难题。新加坡建立了世界上覆盖面最广的公共住房制度,为世人所瞩目。然而,新加坡成功的住房政策能否移植到正处于转型期且大规模建设保障性住房的中国?如果可以,能在多大程度上移植?首先,基于分析新加坡住房政策取得的成绩,通过从宏观和中观两个尺度分析其政策环境的可移植性以评价其住房政策的可移植性。然后,从管治结构、金融政策、土地征用政策三个方面来讨论"政策引进"城市——广州在多大程度上可以移植新加坡的公共住房政策。认为新加坡的公共住房政策将实现全民"居者有其屋"作为首要目标,是特定历史时期、特定城市国家的独特产物;政策的成功归因于建屋发展局的独特管治结构、中央公积金机制的有效运作以及土地征用法强有力的落实等的共同作用。由于政策目标和政策环境存在巨大的差异,新加坡的公共住房政策只能部分移植到广州。

南京市区活动空间总体特征研究——基于大数据的实证分析

"大数据"时代的到来,提供了新的研究方法与研究视角。人作为信息化的主体,随着移动信息通信技术的快速发展以及信息通信设备的日益普及,人们在网络中遗留的带有地理空间信息的大规模"痕迹"成为重要的研究数据,并开始被地理学者广泛关注。本文尝试通过借助新浪微博,引入位置服务签到大数据,分析南京市区活动空间的总体特征。通过与基于城镇人口的空间等级对比,研究发现活动空间等级的依赖与极化,并指出信息时代下距离的二重作用是导致空间极化的最主要原因。

基于多层次模型的广州门禁小区家庭入室盗窃环境影响分析

基于环境设计预防犯罪理论(CPTED)和社会失序理论,利用2012年10―12月在广州门禁小区进行的大规模入户调查数据,采用多层次回归模型从社区内部环境角度对广州门禁小区家庭的入室盗窃受害情况及其发生的环境机理进行研究。通过5个多层次回归模型的对比分析发现:家庭被盗情况主要受到家庭的住房特征和人口特征的影响,小区变量对家庭变量有非常重要的调节作用。住房特征、公共空间使用率、家庭人口特征和小区的正式控制机构失效度对家庭是否被盗有着非常显著的影响;环境形象和人口流动性、小区开放度和功能混合度通过对家庭特征的间接影响而影响家庭的被盗情况。

中国生产性服务业发展与空间分布

从分行业的角度探讨了中国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特征及其在城市体系中的空间分布。研究表明,中国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水平还处在初级阶段,虽然高级别生产性服务业增长较快,但是所占比重较小。空间分布上,生产性服务业倾向于集中在特大城市。由于其在经济发展中发挥重要的作用,这种分布特征重组了城市等级结构和城市之间的经济联系。随着中国经济的持续增长和政府的政策支持,对生产性服务业的需求将大大增加。全球化背景下,发展生产性服务业也成为重要的城市发展战略。但是,生产性服务业不均衡的分布格局决定了大城市和特大城市在新一轮的城市发展中具有更大的竞争力。因此,中小城市在发展生产性服务业时必须进行深入的分析,以免造成用地和资金的浪费。

广州封闭社区居民社区依恋及其影响因素

从"人本主义"的视角出发,基于2012年10月―2013年1月在广州进行的抽样调查数据,从封闭小区居民的主观感知出发测量居民的社区依恋情感强度;并基于社区情感研究的"社区失落""社区继存"和"社区解放"3种观点分析了广州封闭社区居民社区依恋情感。然后运用多元线性回归分析方法从个体特征、社区社会环境和建成环境3方面系统地分析了社区依恋的影响因素。研究发现,广州封闭社区依然存在较强的社区依恋情感,基于地缘关系的传统社区并未解体,但作为"社区继存"只是在居民心中"有限存留"。在影响因素方面,年龄、婚姻状况和居住时间等个体层面特征,邻里关系、邻里交往和社区参与等社会环境因素,居民对社区建成环境的主观评价等因素对社区依恋影响较大。除封闭程度以外,社区建成环境的客观测度与社区依恋并无显著关系。

广州商住小区业委会发展特征、治理效能及其影响因素

随着单位制的解体和社会转型的纵深展开,中国住区构成在住房制度改革的背景下发生了巨大变化,商品房住区开始成为中国住区的主要种类,并催生了以业委会、居委会、物业管理公司为主导的多元住区权力结构。现有的关于业委会的研究领域主要集中于社会学、法学和管理学领域,地理学界研究较少,且研究视角上注重制度探讨,实证研究则较少;研究方法上侧重于定性研究,定量研究尚未及时跟进。文章基于2012年在广州市进行的大规模抽样调查数据,综合集体行动、多中心治理、社区管治3种视角,研究了广州商住小区业委会的发展特征及其治理效能,并采用线性回归分析方法对业委会治理效能的影响因素进行了分析。研究发现,当前业委会建设中存在法律环境尚未完善、运作经费不足、缺乏业主参与等问题,不利于"市民社会"的成长和"集体行动"的促进,难以形成有效的"多中心治理秩序"。在影响因素方面,业委会的治理效能受户籍、物业管理法规了解程度等居民层面的特征,小区规模、住房均价等社区层面的特征,以及社区纠纷、业主参与等多元因素共同影响。

贵州西江镇千户苗寨旅游发展策略研究

历史文化名镇作为我国传统文化旅游地,发展势头尤为迅猛。相对于发展实践,当前理论研究对欠发达地区的历史文化名镇考虑较少。文章通过分析贵州省西江镇千户苗寨的资源特色优势及存在的主要问题,对其发展阶段及主要的发展模式进行了判断,并据此提出了加强对历史文化名镇的保护和管理,变资源为旅游产品,打造全国苗族特色旅游之乡的品牌等可操作性的发展策略,以期促进我国特别是对欠发达地区的优秀历史文化遗产的保护与传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