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门历史街区城市肌理研究——触媒空间“围”的建筑勘查与工作坊

像中世纪欧洲的城市一样,澳门的城市结构是沿着山脊线,由一系列广场、教堂、街道等城市空间组成的有机形态。在这个由葡萄牙人发展出的街道结构内部,它其实又交织了另一组由华人居住的＂围＂、＂里＂与＂巷＂所组成的城市肌理。

不同经济和社会文化背景下的建筑形态——客家围屋与徽州村落的比较

作为中国历史上主要的两支由北向南迁徙的人群,客家族和徽州宗族既有相似的历史背景,又有截然不同的建筑形式和聚落形态。本文通过对这两种体系的差异分析,以及客家围屋与徽州民居和村落的比较,说明经济和社会文化的差异会影响两种传统民居的建筑形态。

香港建筑教育述评

本文从学制、课程、考核制度、师资队伍、经费与设施几方面对香港大学建筑学系的教育体制做了详尽介绍。

从构想到建构:建筑在中国现代农村

一份假设性的学生毕业论文在若干年后成为金台村灾后重建项目的序幕。文章从研究命题的角度开始讨论乡村发展,继而介绍并分析了金台村灾后重建项目的设计和实践过程。项目剖析了乡村建设的种种复杂性,在中国乡村发展的大图景下呈现出当前农村的动态变化。金台村项目作为一个社区理想原型的探索,展示出如何为乡村的空间肌理作出崭新的构想。

日本住宅产业的工业化和用户定制——基于积水住房和丰田住宅两大住宅公司的研究

通过比较积水住房(Seklsui House)和丰田住宅(Toyota Home)两家公司在住宅设计原理、建造流程和市场决策等方面的特点,从而总结出其在工业化技术基础上实现大众定制住宅的方法。

不只是地域主义:乡建自述四书十二帖

由设计实践出发,讨论在中国乡村建设的语境下,建筑师应该如何定位角色,明确关键的设计议题并寻找有效的设计策略。除了重申乡建应有的社会性,以及设计者对土地社区和肌理的基本理解,文章更强调建筑师兼具的研究者身份,期望经由一种建构探讨与形态学的设计态度,透过针灸式从点到线的设计过程,建构村落空间的公共叙事,倡导一种重建尺度与自然关系的城乡设计策略。

九问:浅论新科技对城市环境规划与设计的影响

科技在近十年来发展迅猛已经是不争的事实,它正在不断挑战和刷新人们对城市环境、人类生活,甚至是人性本身的固有认知。同时,它对城市环境规划与设计的冲击也不容忽视,且需要相关规划设计人员积极应对。科技并没有严格的权威定义,它是一个不断自我更新的概念。狭义而言,人类发明或发现的新材料、新技术和新数据等属于科技范畴;广义而言,其也可包括由新材料、新技术和新数据产生的新的行为、情感、观念和哲学。本文从图像技术、被图像驯服的设计、设计师的困境、虚拟现实、个人移动电子设备、大数据技术、肉身桎梏、公共空间和自然9个方面探讨了科技的发展在当代及未来可能对城市环境的规划与设计产生的积极或消极影响。鉴于这一讨论目标的宏大性,本文只是一种挂一漏万的尝试,并未为所提出的问题提供确凿的答案,而希望通过对9个重要话题的探讨,促进读者对这些问题的深入了解和独立思考。

百期访谈

感想从20世纪90年代末至今的二十多个寒暑,是景观设计行业真正开始面对国际竞争、学习国际设计理念和方法的时代。同时,也是我国的景观学子开始接受国际化景观教育的黄金时代。这几十年是急速发展的时代,在全国掀起的建设浪潮不仅让职业景观设计师忙碌不息,连许多学生也人手有一两个设计项目。这一阶段,产生了许多让人耳目一新的佳作,也不可避免地让人产生泥沙俱下的遗憾。以下,我对这一P介段的一些值得称颂和令人担忧的问题做一个简单的罗列。

当代基塘景观的空中观察

基塘景观由渔农复合耕作系统和人类聚落共同组成,承载着活跃的水土共生与互动关系。在河网丰富的珠江三角洲,此类景观中拼贴状的人工鱼塘和弯曲的自然河道相结合,展现了人工环境与自然环境的交融,也为景观赋予了更强的韧性。而在当代,伴随着城镇化与工业发展对土地资源需求的增加,基塘景观正在不断萎缩,并被蔓延的城市所包围。人类聚落的扩张不仅改变了水土关系,也使基塘景观呈现出新的肌理。通过历史卫星影像、Google Map图片和无人机照片等一系列基于空中视角的图像,本研究尝试观察并记录珠江三角洲地区基塘景观的变化,并主要将其归纳为聚落的扩张与变形、基面萎缩与基塘比的失衡,以及基塘原有机拼贴肌理的逐步标准化三个方面。这些发现可作为反思城镇化与生态问题之间辩证关系的依据,并为进一步探索珠江三角洲景观可持续发展的潜力提供基础。

多变世界中儿童和青少年的福祉

随着对"健康"的定义从"消除疾病或羸弱"转变为"身体、精神及社会层面的康乐状态"^([1]),儿童和青少年的健康问题愈发受到人们的关注。这一人群虽然较少受到顽疾困扰,但他们面临着维持或改善其福祉的挑战。儿童和青少年的福祉包罗万象,包括与其顺利成年有关的一系列概念。与其对福祉进行狭隘而简单的定义,包括瑞秋·道奇在内的诸多学者更强调福祉的多面性。

拥抱本土和地方知识,增强社会生态韧性

若要了解能够抵御气候和环境变化的社会生态系统,就需要在地方、区域和全球尺度下整合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同时探析那些未囿于时空限制并推动了韧性发展的本土和地方知识系统[1][2]。人口与其周遭自然景观之间的复杂作用塑造了某一特定区域的环境特征,人们的生活品质也与环境所提供的生态福祉密不可分。已有许多学者认识到本土和地方人民及其知识体系对环境状况的重要影响,认为它们能够推动塑造可适应气候变化的社会生态韧性[3][4]。数千年来,本土和地方人民从与自然的共处之道中发展出了独特的生活方式,既持续保护了环境,也实现了文化的长久繁荣。

群著时代

20世纪60年代,简·雅各布斯猛烈批判了战后盛行的现代规划政策,认为它们一味追求由精英规划师和建筑师所做的"宏大蓝图",而忽视了地方社区的现状与需求。追随雅各布斯的脚步,多种思考与构建环境的另类方式孕育而生,并呈现出"自下而上""包容性""自发性""参与式"等主要特征。例如,在伯纳德·鲁道夫斯基1964年的展览及同名著作《没有建筑师的建筑》中,他批评了由"建筑贵族"所主导的狭隘学科苑囿,并强调"未经训练的建造者们"所拥有的建造技术和哲学是一个庞大且有待开发的灵感宝库[1].

不同以往的时间

在设计过程中,景观设计师积极地探索两种时间—顺应自然流动的时间与映射人为活动的时间—之间交叠的边界。正因存在于景观与时间之间的微妙联系,我们的时间概念随着人类群体对环境影响的规模和强度的变化而不断演化与拓展。在18世纪末和19世纪初,一种由汉弗莱·雷普顿所推动的景观表达创新,充分运用了线性的时间概念。雷普顿在其职业生涯中共制作了100多本景观“红皮书”,并在其中使用了叠合“改造前”与“改造后”景观图绘的方法以说明他对场地改造的建议。一个半世纪后,于1969年出版的两本书在20世纪推动景观设计学科发展的多样化议题和思辩中脱颖而出。这两本书都通过周期性和延续性的时间概念来理解景观,指出景观设计学不仅是关于空间更是关于时间的学科。在《设计结合自然》一书中,伊恩·麦克哈格以科学为出发点重新定位了人类对环境的干预,即从开发和耗竭转向对自然规则和过程的响应。[1]在《RSVP循环:人们在环境中的创造过程》一书中,劳伦斯·哈普林以艺术为出发点,将其视作一种能够使人类的创造力参与自然系统的节奏、关系和自发性的设计途径。[2]

另类领域策略

自20世纪90年代末以来,学术界对国土空间的兴趣不断扩大、加深。在这一背景下,社会学家和政治地理学家基于马克思主义哲学家亨利·列斐伏尔对于国家、空间与领域之间相互联系的深刻洞察[1][2],从领域层面进一步发展了国土空间相关思想。尽管列斐伏尔并未系统地概念化"领域",但他关于领域与现代国家权力关系的思考,极大地增进了对作为现代国土空间基本特征的领域的认知[3]。

恒久的记忆

记忆是理解个人、社会和文化认同的关键。对记忆的重要性的研究跨越了广泛的视角和学科,从哲学、社会学和人类学,到地理学、景观设计学、城市发展研究、建筑学,以及其他与建成环境相关的跨学科研究。在数量繁多的学术著作中,对"记忆"和"场所"之间关系的探究呈现出两种不同的思想轨迹,即"场所记忆"(memory of place)和"记忆之场"(place of memory)。

绿色乌托邦

自20世纪60年代现代环境运动兴起以来,有关环境灾难的新闻便层出不穷。资源枯竭、人口过量、城市发展到达极限……当一条条标线亮起"红灯",当生态崩溃和社会灾难的预测不绝于耳,一切似乎都指向了反乌托邦的未来:纪录片主持人指着北极冰川,告诉人们它正在经历不可逆转的消融;在小说家的描述中,无可替代的生物多样性正逐渐丧失,而基因改造而成的"后人类"正在崛起;电影导演渲染了一场可怖的环境灾难,只有极少数人类得以幸存.

从多中心规划到多中心治理

基于对大规模人口增长和持续城市化的预测,城市未来学家长久以来已经为他样的城市未来制定了不同的范式愿景。虽然这些不同的趋向各具特色,但创造有序、平衡和美丽的生活环境对规划专业人员具有永恒的吸引力,最持久不衰的趋向之一便是多中心规划,其出现于19世纪后半叶,并以由埃比尼泽·霍华德、帕特里克·格迪斯、刘易斯·芒福德和雷蒙德·昂温等学者所提出的多种宜人尺度的“花园城市”为代表[1]。花园城市的基本特征可简要概括为围绕多个精心规划的中心发展起来的大都市。这些分中心的协调运作是经济和规划战略的基础,可指导现代大都市的合理建设—综合的运输系统、有效的通信网络,以及均衡的社区将逐步形成,居民也将享受到丰富的文化娱乐生活。

作为调和过程的设计表达

我们很难为“景观”找到一个具体而包罗万象的定义。当代语境倾向于将景观视为基于感官感受或文化理解的认知对象。而无论是在物质还是文化层面,对于景观的认知都倚赖于某种调和过程,例如前者多借助图像或模型,后者则在意识层面借助某些信息分类或描述。

水陆之间

长久以来,水作为直接影响人类生存的必需元素,“其天然特性受到限制和操纵以满足人类需求”[1].诸多关于水的研究表明,人类因生存需求建立的控水体系对历史进程产生了深远影响,而试图通过水渠或水坝对水进行控制的行为促生了根深蒂固的陆地-水体二分概念。牛津词典将“土地”定义为“地球表面未被水体覆盖的部分”,亦体现了这一二分概念。通常,土地被视为某种不包括沼泽、河口、潮汐区、湖泊、池塘以及溪流的“地理单位”[2].这种二分概念反过来也支持着人类对水体的进一步驯化,即通过建立基础设施来存储和调节水资源,并将其与陆地分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