厉以宁先生追思会暨厉以宁学术思想研讨会——经济学思想理论创新和实践探索

2023年2月27日,“改革先锋”奖章获得者、经济体制改革的积极倡导者、著名经济学家、杰出的教育家、北京大学哲学社会科学资深教授、光华管理学院创始院长厉以宁先生因病在北京逝世,享年92岁。

美联储调息机制及其对实体经济的影响

北京时是2017年6月15日凌晨两点，美联储（Fcdoral Reserve Board）公布加息决议，将基准利率区间调升25个基点，从0．75％-1．0％上调至1．0％-1．25％，同时将贴现利率上调25个基点，从1．50％上调至1．75％。此次是美国当前加息周期的第四次加息，2017年的第二次加息。

香港“壳股”“千股”的投资陷阱

近期，香港创业板风波不断。芭迪贝伊（08297．HK）与尚捷集团（08183．HK）两只拟上市新股先后因涉嫌配售集中、不合上市规则而受到监管机构的查询，并宣布推迟上市。事实上，香港证监会与港交所近来采取多重措施打击“壳股”、“千股”，此次行动亦早有预兆。

基于大数据的企业财务预警研究

当前的财务危机预警研究主要着眼点是基于财务指标建立模型,然而会计舞弊或者会计不作为现象的存在,导致各个财务预警模型在以往的经济危机中纷纷失效。引入了非财务指标的一些模型中,选取的指标相对片面,难以适应对各种非财务指标具有不同敏感度的公司样本。大数据技术的出现,使得获得全面而客观信息成为可能,笔者提出了以网民为企业"传感器"的思想,即基于互联网上的相关在线信息,通过情感分析处理,以及统计网民信息发布频次,融合后形成传感器信号,在此基础上结合财务指标,尝试建立引入大数据指标的财务风险预警模型,并对模型的预测效果进行比较分析。检验显示基于大数据的财务风险预警模型具有更好的有效性。实验结果为相关方面预测我国上市公司财务危机提供了大数据方面的理论依据。

对我国高技术产业统计界定的思考

文章根据OECD对高技术产业的界定与我国对应的高技术产业进行了比较,并进行了定量分析,得出我国界定的高技术产业不能达到国际上认同的标准的结论;指出了我国高技术产业界定存在的问题;认为我国应根据自己的国情和历史阶段制定R&D经费投入、高技术人才投入指标的量化标准,由此来界定我国的高技术产业。

市场洞察其他综合收益的重分类了吗?

其他综合收益OCI的重分类是指原计入OCI的未实现利得和损失在实现时从OCI转至净损益的会计处理。本文利用手工收集的2009～2013年上市公司OCI重分类数据，发现市场对OCI重分类给予了增量定价，这种增量定价主要是市场对在经济上具有重大性的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利得和损失的转回给予增量定价引起的。定价原因在于其持久性和对未来盈利的预测能力。研究发现支持当前OCI重分类的会计实务，以及会计准则近期对OCI进行分类列报的修改。

媒体与机构投资者关注对内部控制的交互作用——来自国有企业的经验数据

以2009—2015年中国A股国有上市公司为样本,研究媒体关注度、机构投资者关注及其交互作用对国有企业内部控制有效性的影响,以及上述影响在不同绩效情境下的差异。研究表明:媒体和机构投资者关注对国有企业内部控制质量均有显著提升作用;机构投资者持股的增多会削弱媒体关注提升内部控制质量的作用效果,即二者之间存在显著的替代效应。进一步,这一替代效应受到企业期望绩效差距的显著影响,即随着企业实际绩效对期望绩效的顺差增大,机构投资者持股的替代作用更加明显,这为政府利用外部方监督国有企业提供有效政策依据。

对中国高技术产业发展评价分析

本文对近几年我国高技术产业高速稳步发展的状况进行了分析,并指出了我国高技术产业发展存在的问题,最后对我国发展高技术产业提出了建议。

外方总经理对企业盈利能力影响的实证研究

管理层国际化是提升企业竞争力的重要手段。本文采用世界银行的"中国企业调查"数据研究了在华外方总经理对企业盈利能力的影响。我们发现,聘用外方总经理对企业盈利能力有显著的正效应,而这种效应在聘用非中国港澳台地区总经理的企业中则表现得更加突出。此外,我们还发现,企业面临的市场竞争环境越激烈,外方总经理对企业盈利能力的提升作用越明显;外方总经理对出口企业盈利能力的提升作用明显强于非出口企业。

从互联网到元宇宙:产业发展机遇、挑战与政策建议

元宇宙被认为是下一代互联网,将深刻地影响未来产业发展和监管模式变化。为此,本文分析了元宇宙对产业发展的机遇和挑战。研究认为,元宇宙发展将对元宇宙基础科技产业、文化传媒产业、零售业乃至工业等行业带来重大发展机遇,但与此同时,元宇宙也会对传统服务业、电子商务零售业、金融业等形成深层次冲击。此外,元宇宙也会影响宏观经济稳定,并加剧平台垄断、用户隐私泄露等风险。为充分利用好元宇宙带来的产业发展红利,防范元宇宙可能引发的诸多冲击和风险,本文最后提出一系列政策建议:加快元宇宙底层技术产业发展,推动元宇宙赋能传统产业,加强元宇宙平台监管。

中国地表水水质变化趋势及治理政策应对

中国水污染治理的严峻性不言而喻,该研究描述了2004—2022年中国地表水水质变化趋势,总结了“五年规划”对水污染治理的要求并分析其治理效果,为未来中国地表水污染治理提供参考。总结回顾了“五年规划”中水污染治理的减排目标和重点流域,发现“九五”计划以来中国环境治理在水污染治理方面提出越来越细致、严格的要求的同时还不断扩大重点流域的范畴。进一步,利用2004—2017年《全国主要流域重点断面水质自动监测周报》以及2018—2022年《全国地表水水质月报》,研究了中国水质等级和各项污染指标的年度变化趋势,发现中国水环境治理成效显著,地表水环境质量整体呈上升趋势,劣Ⅴ类水比例下降明显,其中北方地区河流水质改善尤为明显,而南方地区河流水质始终处于相对较好的水平。从四项污染指标的具体数值来看,各项污染指标均在改善,但高锰酸盐指数仍为多数断面的主要污染指标,因此需要进一步加强对来自工业废水和生活污水的点源排放以及来自农业的面源排放的管控。此外,不同流域的污染指标变化趋势以及事件研究法的结果表明,“五年规划”对改善地表水溶解氧、高锰酸盐指数和氨氮浓度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但是,当水质指标达到较高水平后可能面临反弹,加之减排边际成本的提高和监测难度的增加,进一步降低污染物浓度、改善水体质量将面临更大的困难和挑战。

浅谈通货膨胀目标制的有效性

自1990年以来,通货膨胀目标制作为缓解恶性通货膨胀、降低通货膨胀率波动性的工具,逐渐为越来越多的国家采用。然而,围绕这一类货币政策有效性的争论一直没有停止。使用68个国家的数据重新检验这一命题,基本方法是应用动态面板数据固定效应模型。由于结果随数据、方法的改变而有所不同,因此认为没有决定性的证据表明通货膨胀目标制对于降低通货膨胀率有效。

基金业绩评价的一种新标准:原理及应用

传统以市场为标准的基金业绩评价方法可能受私有信息影响导致业绩被高估。本文利用FamaMacbeth两阶段回归的方法,分别采用传统市场标准和新基金投资组合标准考察我国基金的“整体”业绩是否达到市场基准要求。结论表明,以基金投资组合作为新业绩比较基准更能准确、严苛地评估基金的业绩表现;并进一步在业绩导向型套利框架下考察影响基金业绩的因素,表明委托代理问题、投资者能力、资金和杠杆约束等限制了基金的业绩良好表现。

人民币汇率的非政治化

中国政府经常被指责为了刺激出口而操纵汇率。在2013年，时任美联储主席伯南克曾说：“在过去多年时间里，中国当局一直都在管理人民币汇率，并将其保持在低于平衡水准的水平以下，其目的在于提高出口量。”在2015年，美国《华尔街日报》也曾报道过美国总统竞选人特朗普在阐述自己施政主张的政策文件中指责中国“操纵”汇率，

中国如何发展衍生金融市场？

发展资本市场已经成为中国深化改革、加速发展的进程中一个日益重要的课题，政府的“十三五”规划中明确表达了发展资本市场的决心。近年来，中国开通沪港通，筹备深港通，向境外金融机构开放债市，而且近日中国证监会和基金业协会在北京召集多家国际知名机构座谈，进一步明确外资私募入华政策口径，都是为了这一目的。与发达国家相比，中国股票和债券市场已具有相当的规模，但衍生品市场却差之甚远，这阻碍了资本市场的进一步成熟。

投资者该如何使用CDS？

中国银行间市场交易商协会（NAFMII）今年9月23日正式发布信用违约互换（CDS）和信用联结票据（CLN）业务指引，并同时发布了修订后的信用风险缓释工具（CRM）相关业务规则。这一消息在金融圈引发热议。而在10月31日，首批CDS正式在银行间市场开展，涉及到10家银行机构的15笔交易，名义本金达到了3亿元。根据发布的声明来看，中国推出CDS是为了更好地分散风险，并促进市场的良性发展。

必须推动土地制度改革

土地所有权是当今中国必须面对、不容回避的基本问题。对于任何经济体来说，它都是最基本的产权问题。土地私有是决定社会进步的基本条件之一。

博弈中的利他倾向、认知层级和有限信心——一个基于问卷的调查研究

本文采用问卷的形式进行博弈行为的调查分析。通过分析恐惧、状态焦虑和特质焦虑三种情绪以及博弈具体场景的不同设置对被试者在博弈中所表现出的利他倾向、认知层级和有限信心的影响,得出:(1)在理性的利己主义层面,决策主体并不是完全自利的,而是具有一定程度的利他倾向,并且利他倾向会受到决策主体自身情绪的影响;(2)在理性的反覆思维能力层面,验证了认知层级理论,并且恐惧、状态焦虑以及特质焦虑三种情绪对反覆思维能力并不具有显著影响;(3)在理性的完美预见能力层面,决策主体对对方能够做出理性选择的信心常常是有限的,这种有限的信心并不受到博弈具体场景的不同设置而改变,并且恐惧、状态焦虑以及特质焦虑三种情绪对有限信心也不具有显著影响。

空气质量改善对居民消费的影响

居民消费在宏观经济增长和宏观经济周期波动中具有重要作用,但过去10年间中国空气质量的持续提升对居民消费起到什么样的影响却少有研究。该研究首先基于包含消费、健康和空气质量的家户模型在理论上探讨了空气质量变化对居民消费决策的影响,并提出了相关研究假说。基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hina Family Panel Studies,CFPS)2010—2018年间共5期的家户微观调查数据以及每个家户被调查的具体日期信息,该研究将每个家户的年度家庭消费信息与同时期的PM2.5浓度和气象变量进行匹配,进而实证考察空气质量变化对中国居民消费的影响。利用逆温作为空气污染的工具变量,该研究的面板固定效应工具变量回归结果表明,空气污染上升会显著抑制家庭年人均消费,而且一年内重污染天数越多对居民消费的抑制作用更强。进一步的机制分析发现,人们对空气污染采取的防护性行为限制了其消费场景和消费能力,可能是空气污染影响居民家庭消费的最主要机制。此外,工具变量回归结果发现,空气污染上升在年度层面对家庭收入没有显著影响,但显著提高了家庭储蓄率。异质性研究发现相比于城镇居民消费,农村居民消费对空气污染更为敏感。由于空气污染主要由城市经济活动造成,空气污染上升所产生的城乡地理空间上收益和成本分布不平衡状况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中国城乡福利差距问题。考虑到消费已取代投资和贸易顺差成为中国经济增长的最主要动力,该研究结论表明近年来中国大气污染防治工作在改善空气质量的同时,对宏观经济和社会福利分配也有一定促进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