饶宗颐香港史研究略论

饶宗颐先生一代通人,于古今中外文史哲艺之学无所不窥,著述极多。他亦曾涉猎香港史研究,尽管这只占他全部学术的极小部分。透过探索饶先生香港史研究的历史学思想、内容和方法等方面的特点,我们仍然可以从小中见大,一窥饶宗颐先生学术的深奥内涵以及其民族文化本位的中华史观。

略论饶宗颐先生中华民族历史文化本位的中国香港史观及其现实意义

小引饶宗颐先生乃一代通人,世人称之为大师。的确,饶先生是于古今中外文史哲艺之学无所不窥的,他曾经耕耘过的领域很多,如上古史、甲骨学、古文字学、简帛学、敦煌学、悉昙学、宗教史、中外文化交流史、历史学、方志学、古典文学、艺术史、目录学等,皆有著述传世[1]。至于本文所要论及的饶先生的中国香港史研究,其实只占他全部学术的极小部分而已。但是,我们相信透过探索饶先生中国香港史研究的历史学思想、内容和方法等方面的特点,仍然可以从小中见大,一窥饶先生的学术的深奥内涵。

阮述《往津日记》引发的学术因缘——以香港大学饶宗颐学术馆藏戴密微、饶宗颐往来书信为中心

阮述是越南阮朝末年重要官员,于1880年、1882年两次奉旨经香港、广州,复往上海、天津等地。他在第二次出中撰有《往津日记》行使日程一册,其中记述的资料尤能凸显当时中、法、越三国之间的复杂关系,对于研究19世纪后期中越外交关系、历史和文化交流等,不失为重要之材料。本文以阮述《往津日记》为中心,从学术史的角度探述戴密微、饶宗颐、陈荆和三位先生与《往津日记》的学术因缘。

饶宗颐与香港敦煌吐鲁番研究中心

国学大师饶宗颐教授于20世纪80年代之后,以一人之力创立香港敦煌吐鲁番研究中心,身体力行促进海内外学者的交流合作,并发起主持多项大型研究项目,对学界贡献甚伟。唯由于该中心不求名利的低调踏实学风及独特的发展脉络,有关事迹至今不详,需要从有限的材料中梳理与该中心有关的发展历史。

饶宗颐的民间信仰研究

近年来,学术界关注到饶宗颐先生及其学术著作的重要,并从不同的学术领域从事专门性的研究,如词学、敦煌学、古文字学、藏学、琴学等,为饶学的发展和研究开启了新的门径。涉及饶宗颐先生宗教学的民间信仰之评述,则仍未见。饶宗颐先生在中国古代神明和原始道教的探索研究方面,是具有突出贡献的一位学者。其研究古代神明、信仰、思想等论述文字,越发体现出饶宗颐先生学识之渊博、征引之繁富、论述之详明,于古代性别信仰、地域文化、思想,养生与巫文化等,都有开创性和启发性的学术意义、价值与贡献。

关于中国古代小说研究史料的整理问题——以香港《星岛日报·俗文学》副刊为例

本文以著名诗人、学者戴望舒在1941年主编的《星岛日报·俗文学》副刊中刊载的小说研究论文为研究对象,从中探索古代小说研究史料的整理问题。首先对《星岛日报·俗文学》的小说类史料、历来研究成果以及整理概况等作一介绍与论述。其次,在该副刊发表的29篇中国古代小说研究论文中选取三篇为例,进行考述,由是使吾人对戴望舒在抗日期间所表现的爱国情操、柳存仁早年的小说研究成果,乃至于容肇祖鲜为人知的小说论文,都有新的认识。而由此三例之整理和考述,庶几亦可以肯定香港《星岛日报·俗文学》副刊在中国古代小说史料学上的价值与意义。

论饶宗颐先生的华学观

一、引言:华学与关联主义的国学饶宗颐先生,字伯濂,又字选堂,号固庵,1917年出生于广东省潮安县(今潮州市),长期从事学术研究及教学工作,治学范围广博,盖可归纳为上古史、甲骨学、简帛学、经学、礼乐学、宗教学、楚辞学、史学(包括潮学)、中外关系史、敦煌学、目录学、古典文学及中国艺术史等十三大门类,已出版专著七十多种,发表学术论文五百多篇,亦擅书法、绘事及旧体文学创作,并谙操缦,刊行的旧体文学作品集有十余种、书画集三十余种,可谓学艺双携。

由《江南春集》相关书画看饶宗颐学艺融通的艺术人生

饶宗颐先生诗、书、画修养无一不臻极致,可说是当代罕见的传统学者文人。他的书画作品,在扎实的艺术技巧的基础上贯注以高博的才学,使得作品的呈现含蕴深厚、耐人寻味。这样的作品,才可称之为"文人书画"。其诗集《江南春集》之相关书画,虽称不上是他绘画创作中的代表作品,但这些书画与诗集之互相关联,则为我们欣赏和解读饶先生"学艺互益"的思想和学艺融通的艺术人生提供了难得的方便门径,值得深入探讨研究。

别开天地——对饶宗颐教授近年绘画创作的一些看法

在中国近代绘画史上,能够开创自己的风格的大师中,大致可以分成两类。一类是早标风格型,而另一类则是大器晚成型。在早标风格这一型中,最明显的例子就是张大千。张大千在25岁的时候,在上海举办了一次展览,从此就扬名海上。而这时候他的绘画,不论是山水、人物或是花鸟、走兽,都已经有了自己的一个秀丽风格。而这一个风格,是形成在他25岁以前。到了他接近70岁,这个风格虽然是不断地趋向成熟,但是在他眼疾变法之前,只是不断地完美化。

笔底造化——饶宗颐绘画概述

要了解饶宗颐的绘画,就一定要清楚他对中国绘画艺术的理念。饶宗颐的书画理念与中国基本书画艺术的观念是很一致的。中国的书画艺术,以及受中国影响东方各地的绘画艺术,与西方有一个最基本的不同处。西方的绘画是以画的本身去探讨这张画,也就是说,我们欣赏西方画的时候,画作本身所表达出来的光线、色彩、构图和它的颜色变化,是否表达得很有创意,或者是展现出一种很特殊的美感,来决定它的质量。

贺信

敬呈敦煌研究院抗战末期的1944年,敦煌研究院的前身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成立于莫高窟;1950年改名为敦煌文物研究所;1984年扩建为敦煌研究院。早期的敦煌研究院员工,生活和工作条件极其艰苦。他们有的,只是一颗赤子心、一份为国家文物事业奉献的精神。

从港澳朱大仙信俗来源看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探源与传播问题

朱大仙信仰在港澳部分渔民之间虽然已流传了80多年,但并不为大众所熟悉。文章从历史学与文献学角度对港澳朱大仙信仰的来源做了研究,重新深入讨论了香港大澳龙岩寺与朱大仙信仰的关系,包括"朱大仙是朱明皇朝后裔""大禹化身"和"朱大仙即朱立仙"等说法。由于民间信仰会随着不同地域和社会、不同信仰社群的发展而产生变化,故而在深入了解、探究乃至在将其"文化遗产化"时必须尽量回溯到最初时刻,从源头梳理其发展过程。

用脚思想迷途的斜度——迷宫论与商禽诗空间意象的拓扑研究

本文以文学上的空间拓扑研究作为理论视点,从"拓扑学"、"空间诗学"、"迷宫论"等角度,切入商禽诗空间议题,聚焦诗人关于"路"的意象书写,发掘其迷途意识,并作现象学的场所分析。

上博简《讼成》(原题《容成氏》)篇题与主旨新探

上博简《讼成》篇,整理者原题《容成氏》。整理者以根本未必存在之所谓脱简,及径据《庄子·胠箧》篇,定该"脱简"之首即为上古帝王容成氏名号,此说法纯属臆测,未可遽定。而此篇第53号简背面的"讼城氐"三字,又多被学者以同音通假训诂为"容成氏",以便附会。"讼城氐"之"讼城"二字应训为"讼成",讼即论辩也;而氐字应训为"止"义;整体意思是:《讼成》篇至此为止。此篇简文正文与篇题之书法有异,可断定为不同书手所写,或即题写者取此简内容乃论古帝王成功之道而命篇名曰《讼成》,这也是古文献常见的篇题命名方式。

试论《孟子·天下言性章》与《墨子·兼爱中》的思想关联

《孟子·天下言性章》历来聚讼甚多,前人解释此章者多引及道家和新出土文献。但通过与《墨子·兼爱中》相比较,可知此章应与墨家的关系更为密切。从语境前提(杨近墨远)、致思方式(辩故言性)、论证素材(大禹治水)等方面细致分析可见:《孟子·天下言性章》言说对象应主要是墨家,而非传统意义上的道家;“辩故言性”反映了孟子和墨家、庄子的人性主张在因果链条上的根本性差异;大禹治水“利”与“善”的两个面相,则展示了孟子、墨家在同一圣王“故事”上的价值分裂。《孟子·天下言性章》所言不止是“性善”,更是反对墨家将动机与原因混为一谈,意在凸显道德行为根源的无动机和反功利的内在特性。以《墨子》为参照坐标,既为我们诠释《孟子·天下言性章》提供了新的视角,又表明《墨子》是一部长期被学界忽视的孟学比较文献。

殷代“西戉(越)”考

即越;西即西越。此或越非于越之在东方者(非后来东方闽浙之越)。殷代有西或西越,文献无征,但卜辞记载甚多。殷代屡征西,云方获羌,知之地望必近于羌,可见陕西之有人;以产钺兵器为名,湖北天门石家河出土有钺,薛家岗亦出土石钺;湖南里耶所出土秦简载:“越人城郭反蛮”,蛮指五溪蛮,越人于此与土族五溪蛮发生交涉,可证两湖地区之有人;征湔、戈、、徙,湔、戈、、徙均在四川,可证四川之有人;云贵高原上原就有古越人存在,永昌徼外及越郡皆有越地名之遗存,今凉山彝族自治州仍称越西县等,可证云南、贵州及更远地区有人。由上可见,殷时西遍布湖南、湖北、陕西、四川、云南、贵州等广大地区。

上博简《讼成》(原题《容成氏》)篇与先秦墨家的谈辩和说书

上博简《讼成》篇(原题《容成氏》)实乃先秦墨家著作,并非如主流学术界所认定的所谓道家文献。从《讼成》篇的释读中,我们可以看到此篇的主旨为墨家的尚贤思想。而此篇的论说方式更显示了可能是与墨徒组织中的谈辩或说书这两大派有关:其中关于言谈时所重用的三法(即三表)和说先王之书等等正是有力的珍贵线索。

从碑刻看明代官方“阴阳学”机构

以广东省潮州市饶平县保存的明万历四十三年(1615)《明仁爱邑侯永定阴阳生僧巫省役德政碑》为引,结合历史文献,探讨官方"阴阳学"始于元代的阴阳教学和管理机构,发展至明代,更成为一个多功能的地方性官方机构,主官方阴阳学教学和管理之职,兼司钦天监之责,及组织官方的祭祀仪式。而碑文中"阴阳学"的人员包括有职官训术、阴阳生、阴阳僧、巫等,文献记载这些都必须是通阴阳、懂术数之人,其中职官和阴阳生多为世业子弟传承的,而职官的荐举是严格的,阴阳生更是明代世袭阴阳户籍中的力役,所以,明代"阴阳学"是官方掌控属邑阴阳人士的主要机构。因此,该碑文为研究明代"阴阳学"提供了重要的证据。

试论蓝鼎元《鹿洲公案》之文本性质

《鹿洲公案》,原名《公案偶纪》,是蓝鼎元在狱中回忆记述知潮阳县期间审判的案例,自刊刻以来,颇受各地吏员称许,后被收入《四库全书》史部传记类。清末,有人将《鹿洲公案》改名为《蓝公奇案》,与《包公案》、《施公案》合并为《三公奇案》印行,民国初年亦有书坊以《蓝公奇案》等名称印行。近二十多年来,学术界或以风俗史料视之,或以古代法学材料视之,或以文学视之,各因所需,论述不一。其中尤有学者因为《鹿洲公案》曾以小说之名印行,于是将错就错,将《鹿洲公案》定为文言公案小说,并据以论述。有见及此,笔者乃溯源求本,考述《鹿洲公案》之成书、刊行及名目变异,如何由史入稗,评论学术界对于此书存在错误的文本认知,并参以各种研究论述资料,详加辨述,以厘清《鹿洲公案》的文本性质是史部著作,不应归属为公案小说类。

《狐媚丛谈》的编者、版本与成书时间考略

《狐媚丛谈》是一部鲜为人知的有关“狐精”、“狐妖”、“狐媚”的专题小说汇编，目前学界尚无专文对《狐媚丛谈》进行研究。本文将对《狐媚丛谈》的著录与编辑者、版本状况、成书时间等进行初步考证和论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