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本管理理论视阈下的文化教育领域体系建设——广东省普通高校高水平运动员管理体系补阙管窥

本文基于人本管理理论,通过调查采访、资料收集等方式,初步整理了广东省普通高校的高水平运动员在文化教育领域的发展现状。调查结果发现,广东省普通高校高水平运动员在文化教育领域普遍采用传统的集权式管理,组织管理体制僵化,且忽视了以“人”在管理体系中的重要影响,而高水平运动员在文化学习方面的积极性与主动性往往较低,制约其综合素质的全面发展。因此,形成以人本管理理念作为管理的主要价值取向、建立以人为本的管理体系、制定人性化管理制度以及优化人本理念下普通高校高水平运动员文化教育管理模式,成为了当前高校运动员管理体系的主要改进方向。

论刘向、刘歆和《汉书》之关系

本文根据古人所揭示的刘向、刘歆父子与今本《汉书》的关联为线索,从楚元王家族后人多身居"宗正"之职,以及刘辟彊、刘德之政治生涯,再联系向、歆父子参与的朝廷纷争,以观此种身份、立场所导致的,在今本《汉书》中的某些印记,从而更清晰地认识署名班固撰《汉书》其真实的成书历程。

20世纪90年代香港散文研究

本文从文化角度探讨中国香港地区在20世纪90年代散文发展的背景,指出这时期的散文创作具有文化上中西交汇的特点、政治经济上安定繁荣的愿望、创作上正典化及怀旧特质,既延续70-80年代现代化的步伐,亦衍生出自由化、多元化、知性化的趋势。

《文心雕龙》之校刻与明末清初东南地域诗人间之互动

明代出版业与当时文学思潮存在互动关系,而校勘、刊刻《文心雕龙》蔚为风气。清初钱谦益与王士祯诗学,二者既有共鸣,又存在抵牾。比较二者诗学,刘勰《文心雕龙》可以作为一个对证点。明代万历、天启(1573—1627)以至崇祯年间(1628—1644),考察校勘、注释、刊刻《文心雕龙》者,大致集中在东南一带,且与钱氏有深浅不一联系,由此带动一个颇具规模的“龙学”潮流。由于《文心雕龙》具备生发文论思想理论资源价值,因此,考察钱、王二氏对于此书之理解、接受,为后人把握两者差异,恰可提供参照。

存在主义在香港——一种“大众文化”的解读

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香港"存在主义"的风行对香港的现代主义运动而言是极为重要的促成因素和组成部分,不仅反映在铺天盖地的评论上,亦反映在创作中。香港对"存在主义"的引进与传播大受报刊文化生态的影响,主要人物和重要概念的诠释都因时而易,成为香港大众文化的流行符码。倡导现代主义的知识分子固然强调自身精英的立场,却在争夺话语权的同时不自觉卷入其中。此外,作为一种"大众文化"的"存在主义",其叙述包含了彼时香港民众的集体想象,并于六十年代中后期暗示了这种想象的转变方向。

論《淮南子》與“智伯”其人

章學誠以為'六經皆史',若按之於子部,古人撰寫子書,亦不外乎借人、事以闡述己見,所以子部書與'史'同樣關係密切。馮友蘭《中國哲學史》説:'自孔子至淮南王為‘子學時代’,自董仲舒至康有為則‘經學時代’也。'1《淮南子》代表着'子學時代'終結,可見武帝一朝,處在戰國自由和一統禁錮的決戰之際,劉安若將不平置於肚中,不過屬腹誹耳,然書於竹簡,那就等於在政壇、思想界,公然挑戰武帝,其意義非凡。

《海光文藝》與香港六十年代的流行小説

本文主要分析香港20世紀六十年代的一本重要左派文藝刊物《海光文藝》中的流行小説。之前對《海光文藝》的研究主要在於它作爲左派的灰色刊物在冷戰時期的意義,本文則對其中的流行小説部分進行細讀,大致分爲兩個部分,第一部分討論《海光文藝》中對流行文學的研究,包括梁羽生、金庸對於武俠小説的討論,盈若思對瓊4)及郭良蕙的言情小説的分析等。第二部分以文本細讀的方法,分析《海光文藝》刊登的流行短篇小説,特别是選取鄭慧、依達、亦舒這三個分别在五十年代、六十年代及七十年代最爲流行的言情作家作品來討論他們所寫作的言情小説中所反映的不同世代的創作特色。文章認爲《海光文藝》在評論及創作兩個方面均對當時的流行文學研究做出貢獻。它以一種嚴肅的、論文探討式的方式來分析時下的流行文學類型,同時,在創作上,刊物中發表的流行文學在世代、性别、背景上也有多樣化的特點,因此在香港六十年代流行文學的研究及創作上具有重要價值。

近年来“中国电影学派”话语的构建:几点反思与质疑

本文就近年来“中国电影学派”话语的构建提出几点反思,以图促进中国电影产业与研究的进一步发展。本文将追溯“中国电影学派”的史前史至“华语电影”之争,之后在中西学术话语的交流中审视“学派”之内涵,最后在几组概念——普遍性与特殊性、先见之明与后见之明、时间性与空间性、对象与方法——的辨析中,对“中国电影学派”的话语构建进行进一步厘清。

文、笔之辨:邹阳于“文”发轫之功绩--关于“狱中上书”之一瞥

《史记》隐含文与文士之观念,从历时性看,汉初邹阳经历从说士到文士之转型,而在此转型过程里,纳一己入《诗》《骚》传统之中,文的审美功能就更凸显出来,此缘于受梁孝王藩国文士枚乘等人之影响,而邹阳一篇《狱中上梁王书》,包含文论史上“文”“笔”之辨中所谓“文”的关键性元素,诸如丽辞、事类等修辞手段之运用,而且由于“文”之音节和谐的要求,促进“文”与“笔”之写作,产生不同概念和路径,邹阳可谓为“文”之自觉道夫先路!

抒情传统的重新认识——以华兹华斯和艾略特情感说之石攻古代诗学情感说之玉

本文借鉴华兹华斯、艾略特二人的情感说,系统梳理中国古代诗学情感说,找出以情与事、文、性三者互动关系为基础的理论框架,揭示古代抒情传统的真实面貌。先秦两汉哲学乃至《乐记》《毛诗序》对情的认识存在从负面向正面的转变,形成强调情与外界之关系并及诗歌道德政治作用的“情事说”。六朝时,《文心雕龙》等将情从具体生活中剥离,形成审美艺术化的“情文说”,并透视情文的生成过程,深化对情、象、言互动的认知。至唐代,情文说成为诗格著作的理论支撑。白居易则将裨补时阙之意咏之于歌,将诗歌美刺的历史想象变为一种社会批判行为,并肯定追求情文之美的闲适诗,演绎出新的“情事情文一体说”。宋代以降,情性关系成为诗学核心议题,催生各种“性情说”。历代文论中的情感说既有共性,又可分出个性明显的类别,而每一大类又包含不同时期出现的子类。在漫长的历史中,这些情感说在不同层次上交叠互动,彼此吸收改造,蓬勃发展,形成了一种体系庞大而细密、经久不衰的抒情传统。

論韓儒丁若鏞詮釋《論語》“不貳過”的特點及其局限

茶山詮釋群經,會通彼此,對心性相關文字進行辨析與統合,完成了自我建構的心性論。《論語古今注》呈現了茶山的心性論,其中論“仁”“恕”,説“心”“體”,重出疊見,不可殫指。茶山潛心探尋經義,對透露在字裏行間的聖人之意,體究殊深。心性論主宰着茶山對《論語》片言隻字的理解。茶山詮釋《論語》的獨特見解,集中於“原義總括”,“辨不貳過,是不兩屬”即居其一。茶山訓“不貳過”之“貳”爲兩屬,具體表現爲對待“過”的兩種勢成對立的心理——既“欲改過”又“欲無改”,“欲”爲性、爲嗜好。“欲改過”發自道心,“欲無改”發自人心,兩者對決,角力交戰。茶山就這樣,將改過内化爲一種内心自反省察的克己工夫,使改過遷善變得實在,可以踐履。若撇開文本原意不論,茶山解説“不貳過”之意,實自程朱心性之學進路,既對理學中的心性之學有所繼承,又能推陳出新,擴而充之,大而化之,創建更完善周密而切實可行的理論體系。夷考其實,茶山解説“不貳過”,既重文本,又善推衍,但用心過寬,只顧“推論推通”,規模雖大,却未能貼合文本的詞理語脈。其説雖極精微周致,終嫌求之過深,恐非孔子原語的意思。

《史记·越王句践世家》疏证——兼论《史记》“实录”与“尚奇”之矛盾

文章讨论了《史记》中"实录"和"爱奇"的矛盾,亦探讨此书史学性质和文学性质的边界之所在。以《越王句践世家》为例,分析其材料之采择,多属于小说家言之成分,表达了观念主导下的历史演绎,并且其所谓历史叙述存在着故事原型,从而佐证一部《史记》很难以"实录"视之。

武化到文化之转变——论汉大赋的形成

战国后期至汉初的学术思想是以"智"为核心展开的。汉初对秦皇黩武的鞭挞,展示了智者的洞悉。汉代大赋的铸成,劝百讽一的特点,正呼应着学术的发展趋势。西汉大赋体式与当时君臣朝野博弈相呼应,司马相如作赋,正是时代精神的反映,他一方面迎合武帝好大喜功、"多欲"之心理需求,另一方面受时代思潮影响,顺应社会、士人的主流共识,此种揣摩精准,出于其理智的思索和算计,与文学纯粹的抒情性品格不同,这是造成其大赋特殊形态的关键因素。汉代大赋其实机锋暗藏,其尊君卑臣观念之宣扬,张扬着春秋公羊学的精神,希望借此将无限膨胀的专制集权纳入到可控的范围内。司马相如等人的大赋具备理性第一、感性其次,或者政治挂帅、文学陪侍之特性,也预示着中国文学的某种特质。

重读《“论‘文学是人学’”批判集(第一集)》

重读上海文艺出版社1959年4月出版的《"论‘文学是人学’"批判集(第一集)》,并比较钱谷融先生《论"文学是人学"》中的相关论述,可以发现三个最主要的有争议的问题:一、文学的任务目的是写社会还是写人?二、评论文学的标准是人民性、爱国主义?还是人道主义精神?三、文学中的典型与阶级性的关系。讨论这几个问题不仅希望能够重返1950年代文艺/学术论争的历史语境,而且在今天的文学批评界仍有学术意义和现实理由。

《汉书·二疏传》的养老主题与南朝宫体艳情之关系

《汉书·二疏传》呈现出仕、退隐及养老的特殊风采,为后世士人树立了典范,影响深远。这种生活方式,反映在社会生活上,对文人创作心态会产生不同的影响,甚至会激发一种新的文学风尚的兴起。南朝诗歌,既关乎养老,又从此主题衍生出艳情趣味,就与这种人生追求与生活方式有关,故值得追寻其间之脉络。

人工智能与文学创作三思

随着人工智能的高速发展,其与文学创作的关系也越来越密切。人工智能之写作究竟能达到何等高度、是否可替代人类的文学创作,是亟需中国文学研究者认真思考的一个课题。从文学传统、文学本体以及文学所表达人心隐微曲折的心理活动等方面来看,人工智能尚不能置换人的主体意识,故而人工智能之创作有其不可跨越的铁门槛。

“现代主义”在台湾——从《文学杂志》到《现代文学》

《文学杂志》和《现代文学》在1950年代以降的中国台湾现代文学史中,扮演了很重要的角色。本文分析这两个杂志出现的语境、特点,它们在当时文学场域中的位置,以及对于文学生态(特别是中国台湾现代主义文学)的影响。《文学杂志》核心人物夏济安通过杂志来追问"何谓现代文学",它跟传统与西文到底是什么关系。而《现代文学》体现出一种重造文学的冲动,也昭示出一代人的精神史。不能把《现代文学》和"现代派"简单等同。需要把中国台湾现代主义文学放在殖民、冷战结构,放在资本主义扩张史,放在跨文化旅行的变形和再造中来讨论,对之做出更历史化、更开放的解释,它也构成了一种"小文学"。

现代文学批评的不同类型

五四以来新文学的文学批评中，“作家风格流派批评”主要兴盛于上世纪20年代。30年代开始出现的“社团组织党派文学批评”，可分为“对外批评”、“内部论争”与“自上而下”三种不同文体，各有其不同的写作策略、历史语境和文风特点。三者之间的演变融和转化过程，直接参与并制约了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发展进程。“学院文学批评”，只有在80年代才对当代文学有直接影响。网络时代的泛商业批评则对各类文学批评传统，都提出了严峻的挑战。

在汉代诗学背景下看曹丕、曹植诗歌之比较

在《毛诗大序》等先秦汉代诗学著作中,关于诗歌的缘起,已经隐含着"言志"和"缘情"两种发展方向,到汉魏之际,诗歌迎来了蓬勃兴盛的契机,而曹丕和曹植这对兄弟恰好对应着"缘情"与"言志"之两端,分析这种差异,对了解曹氏兄弟的诗歌写作,大有帮助,而且认识到曹丕实乃六朝绮靡之先声,此乃文章的一得之见。

问答体:《庄子》成篇结构和思辨模式的新视角

问答之体在《庄子》诸篇随处可见,是《庄子》语言和文体的一大特色。在诸子争锋的时代背景下,从问答体这一文体视角重新审视《庄子》之产生,可知其与楚文化中流行两人一问一答、说大说小之大小言辩有关;在问答体视角下,探讨庄周、惠施之间的争论渐入哲学思辨之境地,更可见论辩双方旗鼓相当之态势和见解之卓绝。关注问答体,对深入了解《庄子》以及庄子学,颇有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