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旧之间:卫西琴在民初思想界的浮沉

1914年德国人卫西琴因《中国教育议》在中国发表,借助译者严复的名声,一时瞩目于中国思想界。他的“新教育”理念既包含了欧洲最新的教育学和心理学成果,又包含了各种尊孔的言论。数年间,卫西琴受邀到各处演讲,受到了思想界持续的关注。事实上,卫西琴的“新教育”自成一派,并不能回应时人所热衷的“教育救国”理想,他的尊孔言论与中国传统知识分子所理解的儒学也不一致。随着新文化的崛起,卫西琴的尊孔言论又被当作守旧余孽受到了新派的批判。民初思想界中无论是主张恢复传统以挽救人心的人士,抑或是主张学习西方进行教育改革的人士都能在卫西琴的言论中找到可资利用的内容,原因在于时人对于何谓新文化、何谓旧文化并没有一个明确的标准,所谓的新旧之争有时并不取决于观点的不同,而是取决于立场的不同。

走向理论自觉的明代货币史研究

一、理论和方法的反省与进步货币问题在明代研究中发起很早,也取得过重要成果,如梁方仲和彭信威有关论著,但与明代人口史、市场史和财政史等相比,货币史缺乏理论自觉而依赖于资本主义萌芽、16世纪社会经济转型等邻近领域的叙述框架,研究薄弱而影响有限。最近十多年明代货币史研究有很大突破,成果丰硕,这种欣欣向荣局面的出现也和研究者对问题意识的建构及方法论上的突破等进步分不开。具体来讲,研究者梳理了以往货币研究认识模糊的区域,摆脱了侧重货币形式而忽视流通内容的陈旧观念,转而关注和通货流通相关的货币需求问题。

以土化洋:穆懿尔与山西农业近代化

民国时期穆懿尔担任山西太谷铭贤学校的农科主任,以发展山西农业为己任。面对中国北方独特而陌生的自然环境与劳作传统,他从农民需求出发,灵活运用并调整美国农业经验与模式,开辟出以本土化的美国科技改良地方农业的路径。同时,他与金陵大学的农学家保持互动,构建起民国农学家的北方网络。

从《新越华报》看中越关系和越南北方华侨社群的变迁(1955—1976)

《新越华报》是冷战时期在越南北方出版发行的一份中文报纸。本文试图通过考察《新越华报》的内容和历史来分析冷战时期中国政府、北越政府和北越华侨三方关系的变迁。《新越华报》诞生于三方关系的黄金时代,先在20世纪50年代末中越友好时期经历了由两国政府共同主导的第一次改组。又在20世纪60年末三方关系出现问题之后经历了由越南政府单方面主导的第二次改组。20世纪70年代末三方关系的恶化直接造成了《新越华报》的消亡。

一个苏北小村庄的历史变迁

前年初夏回国修整旧屋,拆墙时见到嵌在窗子上面的一条不起眼的横木,俗称过木。父亲不经意地说这根木头已有百年历史,是当年地主家四轮马车的车辕。我心中不禁感叹,村庄历史就这样被保存在村中的秘密角落。不忍青史尽成灰,于是收集国史、方志与家谱,书写这个无名的小村。

中国社会主义和改革道路的新思考

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及改革开放皆其来有自,这里不仅存在"两个三十年"的关系问题,而且还存在"三个三十年"的关系问题(1919—1949年、1949—1979年、1979年至今)。我们应该更为自觉地建构一个长时段的历史观,以理解中国革命所开创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探索历程。对中国社会主义和改革道路的新思考,旨在揭示"两个三十年"之间承前启后的关系以及如何将前后"两个三十年"所代表的发展维度并举兼容。为此,2016年10月8日本刊与美国德克萨斯大学奥斯汀分校东亚研究中心在奥斯汀联合举办题为"中国社会主义和改革道路的新思考"的第十四届开放时代论坛,来自美国、中国内地和香港的近二十位不同学科的学者参与讨论,其中多数为正在由荷兰博睿(Brill)学术出版社出版的Rethinking Socialism and Reform in China英文书系(《开放时代》精选本,计划出15卷,首卷已正式发行)编委会成员。论坛期间举行了该书系的首发式。与会者从中国革命、城乡经济社会、治理、妇女、媒体、外交等角度全方位检讨了六十多年来中国社会主义和改革开放的历史路径及其当代意义。本专题为与会者根据现场发言内容整理出的一组笔谈。

再造徐霞客——民国科学地理学

明代江南世家子弟徐霞客,以个人出游,写成日记式山水游记,其中以云贵地区的记录最为人称道,有奇人奇书之誉。徐霞客生前并未闻于士林,其游记也仅限于江阴为中心的江南文人圈子内部传阅。徐霞客以地理闻名于世是民国之后,丁文江以及竺可桢主持的浙江大学史地系再造的结果,他们以科学主义为利器,以传统为资源,将一位江南乡贤塑造成为一名以科学精神治地理,以实地考察为基础的地理学家,意在将西方地理方法嫁接在中国文本之上,建立中国近代地理学的学术范式。

丁文江留学考(1902-1911)

庄文亚的《无逸窝日记》等史料中有关丁文江1902—1911年留学生活的记录,证实了丁文江于1902年3月到东京法学院留学,后在千叶医学专门学校学医。然而,日本文明的拿来主义,以及编辑刊物的困境和日俄战争的爆发,使丁文江决定前往德国学习陆军,但终未成功。1904年3月,丁文江离开日本前往英国留学,其间,曾机缘巧合拜会了康有为和孙中山,并由剑桥大学希普利爵士引向科学之路,同时,由于自身的嗅觉问题而放弃军事和医学报国之念。留学期间,丁文江转向自然科学,并深受进化论影响,拥护渐进改良,反对激进革命。留学时期形成的人际网络也成就了丁文江的事业和家庭。

《侯仁之手稿笔记:留英期间手稿笔记》评介

近代中国地理学在一定意义上是从西方引进,然后再本土化的过程,其中地理留学生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1922年东南大学地学系主任、哈佛大学博士竺可桢就曾请求学校向欧美派遣地理留学生。地理留学如此重要,但其史料散见于众多的回忆和学术机构之中,第一手资料非常罕见。著名历史地理学家侯仁之在英国留学期间留下了大量的课堂讲义、研究札记、日记、译稿、地图批注以及信札。2020年文津出版社出版侯馥兴和唐晓峰编写的《侯仁之手稿笔记:留英期间手稿笔记》一书,详细记录了侯仁之在英国留学期间的文稿笔记,在一定程度上弥补民国地理留学的史料缺憾。

制度與數據之間:宋元明之際兩税的去貨幣化貨進程——以温州樂清爲例

本文利用現存温州樂清縣志來復原從南宋淳熙至明代萬曆、隆慶一條鞭法推行爲止當地税收結構的長期變化趨勢,以驗證在這四百多年,特别是南宋滅亡至明代永樂朝期間,浙江縣級政府税收中是否與勞役制興起相伴隨而存在一種明顯的去貨幣化趨勢。作者結合制度變遷和數據考證闡明,明初的户口登記、里甲制和糧長制,不僅爲勞役制的全面復興提供了基礎,也保證了兩税數額的巨大增長,比之宋元時期,樂清當地居民承受了沉重的税收負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