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教在公共领域的角色——哈贝马斯的后世俗反思

宗教在公共领域的角色是一个争议性课题,不少自由主义者认为信仰是私人的事情,所以宗教不应在公共领域中担任重要角色。早期的哈贝马斯也有类此看法,然而近年他对宗教持较同情和肯定的态度,甚或对"世俗主义社会"的自足性提出深刻的反思。在哈贝马斯与拉辛格主教(教宗本笃十六世)的对话里,哈贝马斯提出"后世俗社会"的新概念,批判僵化的和排斥宗教的世俗主义。一方面,哈贝马斯仍然坚持他的后形而上学和沟通伦理的观点,相信世俗自由社会可在宗教或形而上世界观之外找到基础。另一方面,他看到世俗理性的限制,并肯定整体而言宗教对维系健全的民主是有良性作用的。他甚至认为哲学必须愿意从神学身上学习。他相信在后世俗社会里,宗教会持续存在,而我们也要对宗教的真理存开放性。在现代社会中,哈贝马斯关于后世俗社会的构想,应有助于激烈争辩的多方能更和平、更理性地沟通。

科学实在论与宗教的合理性——比较与反思

宗教与科学的对比 ＂科学是理性的典范,宗教基本上是非理性的。＂这种看法已是现代文化的常识。这种对比往往建基于几种流行科学哲学：经验主义（empiricism）、实证主义（positivism）或素朴归纳主义（naive inductivism）,这些科学哲学投射的科学形象是客观、逻辑、准确和不断进步的（Nagel,1961）：

伦理原则主义:不同的观点

范瑞平:诸位好!本刊主编王明旭教授和我就生命伦理学的原则主义理论问题向美国著名生命伦理学家丘卓斯(James Childress)教授提出了七个问题,这些问题及丘卓斯教授书面回答的中译文已在本刊上一期发表。这里明旭和我特别邀请诸位对他的回答做一期笔谈讨论,我觉得大家可以考虑以下几个问题.

关于生命伦理学四原则理论的新讨论

范瑞平:在与诸位专家之前交流的基础上[1-2],《中国医学伦理学》杂志主编王明旭和我与丘卓斯(James Childress)教授作了进一步的书面对话[3],丘卓斯教授对于生命伦理学四原则理论(即所谓共同道德理论)作了简明而又深入的说明。这里王主编和我特别邀请诸位就这一轮新对话进行讨论,它至少涉及以下几个方面的重要问题:①共同道德理论(即以他们的四原则为中心的理论)的来源是什么?是否存在普遍的或普适的深思熟虑的判断?

芭特勒对萨特身体观的阅读探析

美国哲学家茱迪恩.芭特勒认为连串理所当然地跟性相关的论述,同时存有化了及固定化了物质性的身体。芭特勒阅读波伏娃的《第二性》,认为这并非就是萨特的《存在与虚无》于女性问题或处境上的应用。波伏娃曾说意识存在于一个人的身体当中,并且在文化的脉胳里,参与形成一个人的性别。芭特勒认为对萨特身体哲学的理解,在很多方面都能提高我们对波伏娃思想的欣赏,并认定她是一个具原创性的思想家。

“AI-阿铁”可以行孝吗?——机器人护理对医学/生命伦理学的挑战

随着社会的老龄化,如何有效地应对养老及老年护理成为社会亟须解决的问题。现就AI机器人护理的议题,探讨现代医学科技所引发的一系列生命伦理学的思考,包括有关AI科技对中国传统“孝道”文化的挑战。从儒家伦理和“关怀伦理”的角度,阐述AI机器人护理的潜在的优势与局限。最后,就机器人养老,讨论人与机器的互动关系所带来的社会影响及伦理考虑。在此基础上指出,人类与科技的关系一直存在解救与危险的两面性,机器人养老也不例外。护理机器人不仅仅是提供服务的工具,而是改变世界、改变人际关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金衣人历险记》书评

理查德·舒斯特曼的《金衣人历险记》,无疑是一部大胆且富有挑衅性的著作。该书以图文并茂的创造性叙事方式,具象化践行作者"通过身体思考"的实用主义哲学理念,以新奇的体裁叙写何为"道成肉身"。此书即是作者的哲学思考,亦是他与法国视觉艺术家扬·托马(Yang Toma)合作的一场艺术实验。文字与视觉意象的交织,使得舒斯特曼身体美学的思想具身化,恰如他所言,这是一种糅合了哲学、自传和叙事小说的"新混搭"。该书是中法双语对照,结合舒斯特曼的英文原创和法语翻译。

两种意义下的批判思维教学

批判性思维教学在国内方兴未艾,同事们就搜集教材、试验学生反应、测试教学成果及理解课程本质等纷纷交流意见。在国外包括港台等地,批判性思维教学已有一段时间的实践经验,亦不时有提出理念反思。美国哲学家理察·保罗(Richard Paul)在其1981/1995年的文章中,提出两种意义下的批判思维教学理念,引起广泛关注和讨论。"弱式"批判思维视批判思维教学为提供规则、锻炼技巧、学习把对手逐点击破的手段;"强式"批判思维则强调思维的整体性,把思考看作是人的生命形态,锻炼学生敏锐地察觉及指认自己与他人的世界观,分析不同观念、发掘相关问题、进行对话、以审视其价值,成为智性上开放、道德之个体。本文介绍保罗的理念,并尝试结合一些笔者在英国及香港的经验,对批判思维教学的理念作出反省,并讨论将包括英国牛津大学和伦敦大学国王学院的导修制度,以及香港中学生、大学生、乃至中学老师对批判思考的理解和态度等。

马尔可夫范畴、因果理论与干预演算

本文循范畴论的方式处理基于有向无环图的因果模型,用一种自由马尔可夫范畴(名曰“因果理论”)作为因果推理的语形范畴,并在此框架下定义因果推理中的一些重要概念,比如因果独立性、因果条件化,以及干预作用的分解。本文的结果不依赖于常见的一些因果模型的特性,因此适用的范围更广,概念上也更加清晰。它们与朱迪亚·珀尔的著名的干预演算关系密切,相当于一个语形层面的干预演算,在各种基于有向无环图的因果模型上都有效。对因果贝叶斯网这种概率因果模型来说,这个语形层面的干预演算对应于珀尔演算的一个相对简单的特殊形式。此特殊形式实际上是干预演算的“因果核心”,加上概率演算就足以推导出标准的珀尔演算。

科学与神学的持续对话

今天越来越多的中国人开始关注科学与宗教这两个对今天人类影响最重要的文明,毫无疑问发生在它们之间的冲突与因缘史可以代表人类近500年历史的一个主要脉络。所以在今天谈论这个博大而丰富的话题时,我们非常希望能把世界一流学者的观点介绍给国人,为此我们特邀香港浸会大学宗教及哲学系教授江丕盛先生作为我们这一期“科学与宗教”的编辑。

身体的回归:弗朗西斯·培根隐晦的身体与儒家身体美学

本文分析了现代画家弗朗西斯·培根笔下难以捉摸的身体的表现及所受西方哲学思想的影响 ,同时分析了顾恺之的中国肖像画与儒家身体观的关系 ,并就中西不同的身体观作了对比和反思。

中国哲学典籍英译及传播的挑战与应对——《慎子》首版英译者郝令喆访谈录

郝令喆(Eirik Lang Harris)博士是西方较典型的中国哲学"学者型译员",曾先后发表多部哲学典籍的英文节译以及《慎子》佚文全本英译。其专著《〈慎子〉佚文哲学分析及翻译》(Harris,2016)被美国和欧洲数所大学选作中国早期哲学的教学用书。2018年年底,郝令喆博士受邀于中山大学讲学期间,我与他就中国哲学典籍英译在翻译过程、出版与传播中的典型困难与对策进行了讨论与交流,期望从西方汉学研究者与译者的角度对这些问题进行阐述。访谈稿基于交流内容翻译、整理而成,并经郝令喆博士过目审订。

市场经济的先天局限与宗教伦理的补足

美国天主教哲学家迈克尔.诺瓦克在《民主资本主义的精神》中指出,市场经济最能解决民生经济问题,但却不可独立运作,它必须要与一个民主政制,及一个有生命力的道德文化,三者共同运作,市场经济才能健康地发展。诺瓦克的观点或许能给目前正在进行的中国特色市场经济建设提供一个借鉴。

适应主义传教护教观之“孟子模式”——在理雅各、何进善及花之安的中文作品中识别福音派新教话语中的跨文化关联

重新思考"传教士"一词第一代来华新教传教士的大部分工作皆零零散散,且带有试验性质。尽管如此,在这些传教士的第二代中却诞生了一种"传教士学术"(missionary-scholarship),此学术的话语意图(discursiveintentions)是要"理解"中国,并按他们自己的方式与中国的精英们打交道。传教士们成为宗教"专家"(specialist),不仅是精神大师,还是传教士知识分子,既呈现自己的基督教新教传统,又以相对巧妙的方式(sophisticated ways)

费乐仁谈典籍翻译与中西文化交流

长着一张典型的欧洲人面孔,却穿中山装;母语不是中文,却用中文大声宣布我是中国人。这些看似十分矛盾的现象,在费乐仁教授身上却显得那么和谐。每一位走近他的人都不由得被他周身散发着的对中华文化的热爱之情深深感染,这就是费乐仁,一位在美国出生的瑞士人,一个有着多学科背景的学者,一个可以被称为历史学家、比较哲学家、比较宗教学家的学者。

美感经验的完结?——当代英美美学的基源问题与儒学的诠释

美国当代美学家理查德.舒斯特曼的论文《美感经验的完结》剖析了曾对于西方传统美学举足轻重的"美感经验"概念的现代命运,展示了该概念的发展由西方美学的中心脉络滑落到边缘的情况。在重申美感经验的价值时,美国美学家常举杜威对这个概念的分析,强调主体在艺术欣赏中与对象相遇后的一份圆满感觉,并透露了对价值的体会。当代英美美学家不单再度思考了美感经验的功能,还对"美与善同"以及美善同出一源的关系进行了论述。在康德所标榜的孤立主义传统中,杜威式的脉络主义确属难能可贵,并受到当代英美美学界的重新注意。新儒学所提供的关于美感经验的诠释,对英美美学界关心美感经验的完结是一份饶有意思的参考,也同时使关心当代美学发展和出路者对心性的功能与可能进行一次反思与肯定。

19-20世纪的文化转型——基督教传教士的希望、中国激进派的革命以及关于文化之能动本质的神学反思

引言基督教传教士与激进革命者之间似乎并无多少关联,但这两类人士均在不同程度上评估和挑战了当代文化,并试图革新文化。本文将关注某些重要基督教在华"传教士学者"(missionary-scholar)在文化转型变革中的影响,将他们各自独特的文化改变与欧洲和中国激进革命者的文化转变进行比较和对照。通过这种方法。

中国传统儒家知识论之当代意蕴

西方当代批评学派(包括女性主义)对西方传统之知识论提出了质疑,反思的问题指向了当代批评学派构思中的新知识论,甚至伦理。新知识论强调主体的价值取向(善)与知识(真)的关系,以及重新厘订“客观性”的涵义;同时关注知识主体(人)与知识客体(自然与社会)之间的权力关系。然而中国传统的理性之知(真)及德性之知(善),被视为相通及相辅相成的,“穷理格物”、“格物致知”比西方传统知识论有丰富的涵义;人与自然同出一源,“人同此心、心同此理”的超越性思考打破了西方式认知中“主体—客体”的二元格局;儒家“道德理性”中知识主体同时超然同时受场境影响的特殊活动,有别于西方传统知识论中强调的“客观性”。中国哲学关于知识的思考涉及“前理性”的思维方式以及“体性存有”。

在泰山与鸿毛之间——儒家存生取死的价值观

古代中国人对自杀的道德评价,与古代西方人很不同。古代的西方社会(启蒙时期前的欧洲)大部分对自杀的道德讨论,都是关于为自己的自杀,并且大都对这种自杀作一负面的评价。古代(民国以前)的中国社会,也同意为自己的自杀在道德上而言大都是错误的。然而,与古代西方社会不同,很少人对为自己自杀的个人权利作出辩护。古代中国人虽然也有对某些特殊的为自己自杀作出讨论(例如讨论为保持尊严而自杀),但大部分道德上的争论,都是集中于在古代相当普遍的为他人自杀。古代中国人并不认为为他人自杀是犯了道德上的错误,所以不需要为这个行动辩护。相反,在某些情况下如不肯自杀,才需要为不自杀而辩护,解释为何在这些情况下竟然不自杀。本文会分析儒家伦理对中国人自杀观的影响,并且把这些观点陈述为六个论题。笔者认为这六个论题,已充分地把儒家传统对自杀伦理的多元思考陈述出来。

儒教的“救世神学”:论波儒对“礼”符号的“理”性解读

波士顿儒家认为'礼'是文明符号也是行为符号,他们对'礼'的诠释主要源于荀子的'礼'和荀朱二人的'理',同时融入了基督教神学'神圣契约'(divine covenant)的思想,以及西方现代实用主义的元素,特别是皮尔士'符号学'(semiotics)的理论。波儒以其特有的儒耶之结合,理性之构架,及后现代之视域,试图构建一个既突出传统的礼乐教化又代表现代的伦理道德共同体,凸现一种超越东西文化的差异,化解儒耶传统的对置,具有'普世取向'的综合的价值信仰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