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移民在深圳:“双城生活”的现状与问题

本报告结合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和2008年一项住户抽样调查,在住户和个人两个层次上分析了在深圳居住的香港人("居深港人")这个特殊社会群体的基本情况及其"双城生活"面临的种种问题。研究发现,居深港人多为居住在深港边境附近的核心家庭或成员,家庭经济支柱主要是在香港工作的丈夫/父亲,未成年人占1/5,其中不少是在香港上学的"跨境学童";他们的经济社会地位总体优于深圳人,但内部差异较大;就业人口的教育和职业分化直接导致了他们的收入分化,进而导致家庭收入的分化。他们多属深圳的常住人口,但同时也会频繁地往返香港,过着典型的"双城生活"。居深港人及其家庭成员逐渐发展成为一个颇具规模的特殊社会群体。本文建议加强对这个群体的调查,研究解决他们面临的特殊问题,促进两地教育、医疗等公共服务体系的衔接,推进两地经济社会融合和深港都市优质生活圈建设。

中国社会的不平等与社会分层

本文回顾了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有关中国社会不平等和社会分层的研究。该领域的研究已经超越了关于市场转型争论的理论框架,更加关注中国社会主义下具体制度如户籍(户口)和城市工作单位(单位)制度的作用,以及工人自我选择性的流动。相关领域实证研究的发展也得益于系统性资料搜集的精心设计和高质量的调查数据以及高级统计方法的应用。经验分析的内容也已扩展至社会阶层、性别、种族、教育、财富和住房等新的主题。本文在结论部分指出来自中国的经验发现对于不平等和社会分层领域研究的广泛影响,并为该领域的未来发展方向提供一些建议。

社会预测:基于机器学习的研究新范式

社会学是对社会行动提供诠释和反事实因果解释的科学。社会学定量研究的因果性解释,必须能够作为预测社会现象的基础。受到数据和算力限制,多年来社会学定量研究的主要取径是通过统计检验实现关联和因果分析,而无力进行预测。本文对"社会预测"这一概念的历史脉络进行梳理,阐述了通过机器学习方法实现社会预测的科学原理和当代路径,并对社会预测进行了再定义。在此基础上,本文进一步探讨了社会预测的学术价值、治理价值和话语价值,并阐述了其作为定量社会研究前沿的范式突破意义。我们认为,利用机器学习实现社会预测,是中国社会学特别是计算社会学引领国际前沿的重要契机,对于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具有重要意义。

制度分割、志愿者行动与公共性再生

公共性是文明社会的重要标识,公共性不足是当前中国社会治理面临的主要困境。本文尝试走出"公"与"私"的二元对立,探讨从志愿者行动中开拓公共性的可能性,并分析制度环境如何影响志愿行动的发生。通过分析2014-2016年"社会网络与职业经历"数据,发现户籍分割对行动者的社区志愿参与、社团志愿参与和社会志愿参与具有显著影响;体制分割对社区志愿参与、社团志愿参与有显著影响。同时,在体制外部门就业的农业户口行动者的志愿者行动受到两种制度的双重制约。据此提出应加强志愿性社会组织和社会成员之间的社会网络、在志愿组织内部设立成员资格制度和激励制度、志愿服务组织应积极吸纳特定社会群体等,以实现可持续的志愿参与和培育社会公共性。

父母外出打工对留守儿童学业成绩的影响

农村留守儿童所面临的教育问题受到媒体和学者的关注。父母外出打工将对留守儿童的学业成绩产生负面影响,表现为母亲外出不在家的留守儿童,学业成绩低于父母都在家的儿童。这是由于父母不在家,特别是母亲不在家的儿童更倾向于同"后进同辈"交往,形成了不利于学习的同辈亚文化,最终影响了留守儿童的学业成绩。因此,应该从家庭、学校、农村社区三个层面引导和监督留守儿童的同辈交往,促成积极向上的同辈关系,激励留守儿童学业进步。

社会预测:基于机器学习的研究新范式

社会学是对社会行动提供诠释和反事实因果解释的科学。社会学定量研究的因果性解释,必须能够作为预测社会现象的基础。受到数据和算力限制,多年来社会学定量研究的主要取径是通过统计检验实现关联和因果分析,而无力进行预测。

市场化与社会资本的变迁:1999—2014

社会资本随着经济社会变迁进程而发生变化。基于跨度15年的三期"社会网络与职业经历"调查数据,作者建构了我国市场化背景下城市居民社会资本的动态模型,获得下列实证发现:第一,1999年—2014年期间,城市居民社会资本总量随市场化进程呈现稳定上升趋势;第二,围绕家庭场域的社会资本出现下降趋势,围绕工作场域的社会资本则明显上升;第三,市场化可以从经济、科技、社会等维度加强人们的社会交往,由此推动社会资本存量的稳定上升;第四,伴随市场化进程的推进,体制外就业人员的社会资本上升速度快于体制内就业人员,社会资本存量前者反超后者。这些研究发现对于理解我国社会关系变迁和加强社会治理,都具有重大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跨族群交往的力量——社会资本、收入水平与族群交融

族际交往有助于多族群国家实现社会整合和经济增长。本文聚焦我国西部地区的跨族群社会交往,探讨其能否增加社会资本、提升收入水平和促进族群交融。基于中国西部社会经济变迁调查数据(CSSC2010),研究发现:第一,跨族群社会交往的确可以增加个体社会资本存量;第二,跨族群交往具有工具性效应,可以产生丰厚的经济回报,并显著提升人们的收入水平;第三,跨族群交往具有表达性效应,能够有效促进族群交融,并缩减不同族群成员之间的心理距离。以上结论对于促进我国族群平等、增强族群交融具有重要政策意义。

收入不平等与公平分配：对转型时期中国城镇居民公平观的一项实证分析

通过分析2005年中国城镇居民的调查数据发现,教育的启蒙性质能够使人超越狭隘的利己主义,从而对不平等持更加批判的态度;国有部门就业者和老年人所认可的不平等程度较低,体现了平均主义价值观的影响;地区实际的不平等程度越大,人们对不平等的认可程度越低。本研究既指出人们在减少收入不平等程度方面的普遍共识,又分析了人们认可的收入不平等程度的差异模式,从而有助于进一步理解民众如何感知和评价当前中国社会面临的日益严峻的收入不平等问题。

房价上涨与城镇居民对地方政府的政绩评价

本文讨论住房价格上涨是否会影响城镇居民对地方政府的政绩评价。政府的工作表现以及居民的利益获得感将影响居民对政府的政绩评价。住房市场化改革之后,住房价格一方面关系到政府的工作表现,另一方面又影响着居民的切身利益。若住房价格上涨导致居民利益受损,则人们可能会给予地方政府负面的政绩评价。通过分析“中国家庭追踪调查”城镇居民样本四期面板数据,本文发现,住房价格上涨将显著降低城镇居民对县市地方政府的政绩评价。尽管拥有住房的居民比没有住房的居民给予县市地方政府相对更高的政绩评价,但总体而言,城镇居民在住房价格上涨时,对县市政府的政绩评价都将降低。由此可见,过去数年的住房价格上涨,给地方政府的绩效评价造成一定程度的负面影响。

制度分割、志愿者行动与公共性再生

社会治理问题已成为当下中国社会最为紧迫的问题。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指出:"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加强社会治理制度建设,完善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的社会治理体制,提高社会治理社会化、法治化、智能化、专业化水平。"这充分说明,社会治理不是单纯靠治理技巧能够化解的问题,它既需要治理制度的保驾护航,也需要社会成员的积极参与。因此,当前社会治理的主要路径应是培育社会公共性,促进社会成员走出自我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