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大學“《春秋》、《左傳》學”研究述要續補

筆者自20世紀70年代開始,即於香港大學講授《春秋》、《左傳》。1998年6月,筆者應'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之邀,以'香港大學《左傳》學研究述要'爲題,作一演講,講稿其後刊於《中國文哲研究通訊》(1)。2014年3月,筆者撰《香港大學'〈春秋〉〈左傳〉學'研究述要補》一文,宣讀於嶺南大學中文系主辦之'經學之傳承與開拓國際學術會議',此文爲《香港大學〈左傳〉學研究述要》之續篇,以其篇幅過鉅,故分爲兩部分,上半採用原有題目,載於《嶺南學報》復刊第三1,本文則爲續篇之續篇。内容包括(一)竹添光鴻《左氏會箋》論'五情'説管窺、(二)'五情'之相關問題、(三)《高本漢左傳注釋》孔疏杜注異義考辨、(四)《左傳》新注小學補釋芻議、(五)王夫之《春秋稗疏》研究。

香港有關《春秋》“五情”之研究

中國大陸研究《春秋》'五情'者,主要有錢鍾書先生(1910—1998);臺灣研究《春秋》'五情'者,則有張高評先生;香港研究《春秋》'五情'者,似僅筆者一人。本文所述者,爲筆者有關《春秋》'五情'之研究,其中包括:(一)讀杜預《春秋經傳集解序》五情説小識,(二)錢鍾書《管錐編》杜預《春秋序》札記管窺,(三)杜預《春秋經傳集解序》五情説補識,(四)論《春秋》'五情'——兼論'五情'與詩學之關係,(五)竹添光鴻《左氏會箋》論五情説管窺,(六)'五情'之相關問題。

清词三大家与“词人之词”的审美变异

清词与唐宋词之间,推陈出新,互有同异。唐宋词以休闲享乐为主调,往往在歌词中流露出文采风流;而清词多见沉郁悲苦的审美变异,高压的政治氛围、阴暗的时代社会及离乱人生等因素,导致词风的质变感觉。谭献推崇纳兰性德、项鸿祚、蒋春霖三家为"词人之词",在清词中分鼎三足,反映了清词的最高成就。三家之词以情韵取胜,哀怨动人,作品精致细腻,写出词体纯粹的质感,如实地反映了知识分子的心声和绝望,导致审美风格的变异。在清代后期词话中,陈廷焯的沉郁说,况周颐的词境、词心之说,都可以解释"词人之词"的审美特质。项鸿祚论词有艳、苦、郁、深之说,纳兰性德词的忧患意识,蒋春霖词忠爱之情的自然流露,更将词中的沉郁意蕴发挥得淋漓尽致。清词因多了苦、郁的特点而别开新面了。

《史记》“西域”诂

"西域"一词,最早见于《史记》。它出于汉武帝统治时代的西向政策,司马迁的《史记》在同步记述武帝一朝的事迹之余,也记录了当时开通西域的情况,是公认最早记述西域的历史著作。《史记》书中把官方所用的"西域"称为"西国",一方面传承了长远的传统态度,另一方面也是贯通古今之变的识见。"西域"一词在武帝后随着汉人开发和对待"西域"的状况发生变化,在原有词义结构基础上,衍生出一个崭新的"地区总称"义项,长久以来成为我们今天觉得是理所当然的含义。

《史记》的新词新义

文章分析了《史记》中31项新词新义,这些新词新义有6个特点:种类多样,复词数量占大多数,联合式结构占优,实词多而虚词少,用例偏少,有历史稳定性。这些新词新义,即使摘取的数量并不太多,已足以反映当时词汇的实际格局和一般特质。司马迁在掌握时代新语言的同时,又善于打造个人词语,这是司马迁使用语言的一大特点。

《史记》中的荥阳

荥阳是先秦时期的历史名城,根据《史记》所记,它是先秦重要的河渠之地,是战国策士眼中的战略之地,是秦汉之际历史的关键地带,是楚汉之争的角力场所,也是汉初政治混乱中的缓冲区。凭借荥阳这样的历史场景,《史记》记述了历史时期重要历史人物在这里扮演的特别角色。

从城父地望看《史记》三家注中的地理资料

《史记》三家注中有丰富的地理资料,由于注释体例不一,也不主于一家之说,三家注中关于地名的注释往往是非莫辨,地望难明,而当中所蕴含的宝贵经验亦因此多为人所忽略。《史记》"城父"三家注的注释即属此类。通过穷尽搜罗三家注关于城父的各条注释,分析三家注注释地名时产生混乱的原因,读者能够更好地了解三家注注释地名的特点,以便有效利用三家注中的历史地理数据。

《史记》“王官之役”王官地理定位的思考

《史记》"王官之役"的王官在历史上主要有两种说法,一是"同州澄城县西北九十里",二是"蒲州猗氏县南二里"。文章经过典籍引文、地理信息等分析,得出王官之役的"王官"应该为"蒲州猗氏县南"的王官,位于黄河以东、晋国境内。

宋金十大曲的审美探索

元代歌坛从大量乐曲中选出的“宋金十大曲”,有燕南芝庵《唱论》及杨朝英《乐府阳春白雪》两种版本,作品相同,排名稍异。十大曲兼收宋、金作品,以金亡(1234)的时代为限,不选南宋后期作品,偏重北方品味。十大曲可分两类作品,一是苏轼、晏几道、柳永、辛弃疾、张先之作,皆为宋词名家名作,无可争议。次为司马槱(苏小小)、邓千江、完颜(吴激)、朱淑真、蔡松年之作,多为女性词人及金人作品,有些还是假托及不知名的作者,以唱曲为主,配合杂剧情节,演绎故事,凸显词体的本色,多彩多姿,亦为佳制。本文主要探讨次类作品,并通过宋金十大曲的排名,揭示元代歌坛对宋金词特有的审美触觉,跟现代的阅读选择,自然互有不同。

从同义词角度看《史记》的语言特色

《史记》一书有名词、动词、形容词(包括单音节和双音节的)总数3453个,其中可以归为同义词的有826组2827个词语,约占总数的82%。同义词含量丰富,是《史记》语言的一大特点。文章利用最近学者研究《史记》同义词内部结构的成果,从同义词的角度分析《史记》语言的特色。

《史记》纪年的“我”

在非对话的语境中使用第一人称代词"我"字记载历史,是中国史学传统的一种特殊笔法。《史记》和《春秋》都有不少这样的"我"字。对《史记》这类"我"字作穷尽性检查,并与《春秋》的"我"字比较,可以了解《史记》这类"我"字的特点以及与《春秋》的"我"字用法的分别。

《周易·革》九三“革言三就”考釋——兼論楚簡本斷占辭“貞厲”之異文問題

《周易·革》九三爻辭:“征凶,貞厲。革言三就,有孚。”“革言三就”之訓釋,歷來聚訟紛紜,莫衷一是。又《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三)·周易》簡47《革》九三爻辭:“征凶,革言晶■,又孚。”與通行本相比,竹書本無“貞厲”二字,耐人尋味。因此,本文擬綜合諸家之説,略陳管見,除討論《革》九三之辭義訓釋外,亦將從文獻、象數、辭例諸端,試加考辨,斷占辭“貞厲”或有或無之異,冀能於考訂經文正義,有小補焉。

竹添光鴻《左氏會箋》論五情説管窺

杜預指出,《左傳》爲《春秋經》發例,其爲例之情有五:"微而顯"、"志而晦"、"婉而成章"、"盡而不汙"、"懲惡而勸善",即所謂"五情"。日人竹添光鴻《左氏會箋》於"五情"説,所見與杜氏不盡相同。其最大之貢獻,在指出"微而顯"、"志而晦"、"婉而成章"、"盡而不汙"四者,均所以"懲惡而勸善"。其餘所論則多有可商,如論"微而顯"、"志而晦"、"盡而不汙",以及所舉"微而顯"、"志而晦"諸例,皆異於杜預。

司马迁名、字的音义及相关问题

司马迁字子长,有关他的名、字的音义问题,历史上少人讨论,是司马迁研究史的一个盲点。利用古人名、字意义相关的原则及运用训诂资料,确定"长"字的读音为第三声,意即"滋长、生长",与"迁"同属"变化"义项范畴,并由此探讨司马迁命名的历史含义和司马迁史学思想与这个名字的关系。

讀李密《陳情表》小識

注釋李密(582—619)《陳情表》之書甚夥,惟各書注釋,不盡相同,且多未能道出其解釋之根據。本文於《陳情表》及其注釋,詳稽博辨,指微抉奥,以就正於方家。

古文字與楊伯峻《春秋左傳注》訂補

楊伯峻先生《春秋左傳注》是迄今最佳的《左傳》注本。不過,千慮一失,在所難免,因此有訂正的需要。這些訂正,有不少牽涉到古文字。特别是20世紀後半葉至今,簡帛古文字文獻大量出土,其中有可供研究《春秋》、《左傳》者不少,如馬王堆帛書《春秋事語》,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昭王毁室》、《姑成家父》、《平王問鄭壽》、《鄭子家喪》、《王居》以及清華簡之《楚居》與《繫年》等。此外,隨着電腦科技日進,可把古文字字形掃描入注中,透過文字的初形,有助加深讀者對傳文的理解,以補楊注的不足。本文謹就古文字與楊伯峻《春秋左傳注》訂補之相關問題,加以舉例説明,以就正於方家。

讀俞樾《諸子平議·商君書》記

德清俞樾(1821—1907),字蔭甫,號曲園,晚清樸學大家,徐世昌(1855—1939)《清儒學案·曲園學案》曰:'曲園之學,以高郵王氏爲宗。發明故訓,是正文字,而務爲廣博,旁及百家,著述閎富,同、光之間,蔚然爲東南大師。'《諸子平議》一書,是俞樾的代表作,可説是子學訓釋的鉅著。此書仿效王念孫(1744—1832)《讀書雜志》而補其未及,識力之精,涉獵之廣,爲《雜志》之後,從事子學者不可或缺的典籍。然而,智者千慮,容或有失,今就俞氏《諸子平議·商君書》部分,舉其精到見解,檢其可議之處,略陳己見,以明是書之得失。

飛掠穗港詞壇的彗星:張叔儔詞初探

張叔儔是二十世紀四五十年代廣州、香港地区詞壇的名家,與黎國廉唱和最多,次爲廖恩燾、劉景堂、詹安泰、鄭水心等。可惜詞稿散佚,僅據文獻輯録《張叔儔詞輯稿》,約得六十三闋。張叔儔的生平記载簡略。其父張德瀛,乃清末詞壇名家,詞學淵源深厚。張叔儔早年嘗任胡漢民秘書,奔走南北。一九四八年崛起於廣州詞壇,作品多見《嶺雅》。來港後參與堅社、碩果社、風社等雅集活動,以詞與書畫名家。一九六三年返回廣州,消息渺然。張叔儔詞主要發表於一九四八年至一九五四年,只有短短七年,就像彗星劃過穗港的夜空,很快又消失了。本文考察張叔儔的生平事蹟及若干作品,謂之初探。

孔子读《易》的态度与方法

孔子曾深入研究《易经》,并因自身的生活阅历而领会到《易》所蕴藏的忧患意识,发现《易》的主要价值在于修身立德。孔子认为以修德替代占筮,同样可有“其要无咎”的效果,遂以“赞德占义”的解卦方法,察照不同《易》卦的修身意义。孔子是从成德的角度来审视《易经》的,其《易》说总是紧扣修德与成德并言。孔子的研《易》态度,改易传统史、巫的占筮形式而阐发德义,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道德精神,具有深切的忧患之情,开辟出后世义理《易》学的大道。

宋代詞韻與方音現象

戈載《詞林正韻》歸納大量宋詞作品得出十九部的詞韻,兼賅南北,統一後代作者的押韻,基本還是可行的。可是用來撿視宋詞名家的作品,例如柳永、蘇軾、周邦彦、姜夔、吴文英等,却没有一家能完全符合《詞林正韻》的標準。宋詞就是唱詞,用活語言押韻,不受官韻的限制。通過比較可知,宋代柳、蘇、周、姜、吴五家的音韻特點,互有同異。將五家的音韻現象放入現代方言中考察,亦可探索演變的路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