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墙修筑与隋唐五代江南城市的发展

隋唐五代江南城市发展的一个重要标志,就是城墙的修筑。隋朝灭陈后,江南一些城市新筑了城墙。不过由于没有重要的战事,并没有出现大规模修筑城池的景象。唐朝建立后,江南地区对修造城墙渐渐重视。湖州及一些县城根据本地的实际情况,新修、增筑了城垣。安史之乱后,江南地区时有动乱出现,一些城市继续兴筑、扩修了城垣。唐末五代,社会动荡不定,大量城墙或新筑或加固,江南出现了一轮修造城墙的高潮。随着战事的变化,有的城市多次对城墙加高加厚,增强城墙的防御功能。江南州级以上的城市,一般均有内外两重城墙,城墙下宽上窄,环以护城河。除少部分山区县城之外,大多数的县城至唐末都修筑了城墙。江南城墙的修筑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它既是隋唐五代时期江南城市发展的结果,更是江南城市加快发展步伐的一个重要推动力。

学术期刊编辑规范与人文社会科学

当2008年到来的时候,我们将看到一些著名高校的社科学报会有一个明显变化——一本期刊有两种文献引证方式,即页下注释与著者—出版年体例并行。"一刊一制"的文献引证方式已实行了几十年,十年前并无争议,只是随着《中国学术期刊(光盘版)检索与评价数据规范》的问世,且所有高校学报和部分社科期刊都将此当作编排规范执行后,方才争议迭起。批评之声既来自学者,也来自读者和编者,因为该规范与所有学科的惯例相去甚远。本编辑部于2007年8月20日主办的"综合性人文社会科学学术期刊编排规范研讨会",是二十多位高校学报及综合性社科期刊的主编近年来反思成果的一次集结。会议取得了极大成果,一是15家学报联合发布了《关于修改编排规范的联合启事》;二是深入讨论了《综合性人文社会科学学术期刊编排规范》。讨论超越了现行规范具体条文的优劣而将其置于一个新的层面上展开:制定规范的目的是什么,规范应为谁服务?在这个层面上的反思促使与会各刊基本达成了共识:由于学科差异的存在,"一刊一制"对部分学科的损害不可避免;学报的现行规范脱胎于评价规范,对所有学科的损害都不可避免;因此,应摆脱对"一刊一制"和评价规范的拘泥,允许不同学科采行各自通行的体例,即允许不同学科的学者在页下注释和著者—出版年两种体例中进行选择。只有这样,才能更好地体现期刊为科研服务的宗旨。从放弃"一刊一制"到选择"一刊两制",有许多障碍需要跨越,也有许多困惑始终伴随。诚如龙协涛先生所言,编排规范问题并非雕虫小技,而是一个不能小视的学术问题;进而言之,更是一个与期刊的学术立场相关的问题。鉴于此,我们选刊部分与会代表的发言,以展示办刊人对编排规范问题的反思。各人的观点虽不尽相同,但有一点是共同的,那就是,我们所有的探索,都是为了共同的学术事业。

论唐代官员致仕思想的成熟

唐代致仕制度日趋完善,官员致仕思想渐趋成熟。唐朝的大部分官员从国家利益和个人身体健康、伦理道德、礼法规范等方面,认为按规定致仕是十分合理的一种行为,因此到了70岁都会主动地递交申请致仕的报告。不少人一再上表,以表明自己的心迹。少数不肯致仕的官员,会受到舆论的严厉批评。大多数官员致仕后远离政事,回到老家静心养病,或者修池筑馆,游山玩水,生活在一种悠闲轻松的生活状态之中。这样的生活态度,是唐代官员对人生价值的选择。

六朝江南城市人口数量的探测

对江南城市人口数量的准确估算,将有助于认识江南城市的发展水平。东吴前期都城吴郡,城内人口约有10万人。东吴县城中的人口,一般估计不会超过2、3千人;郡城内的人口,在数千人至1万人左右。东晋南朝时期,江南城市人口数量大增,都城建康人口已逼近百万。东晋一般郡城内的人口估计能达到1万人,大的郡城在2万左右。南朝京口城内的人数大概在4万到5万人左右,会稽城有10至11万人。南朝大县的人口达到2万人,一些小县城中的人口可能连1500人也不到,县城人口数量差别很大。江南城市人口呈逐渐增加的态势,和政府用行政手段将人口迁入城市、农业人口从事工商业进入城市、北人南迁进入城市和士人聚族而居等因素相关。

江淹《望荆山》创作时地考

江淹《望荆山》的创作时地颇有争议,而这又关系到对江淹在刘宋大明、泰始间仕历的研究。通过梳理相关史实,参之以江淹诗文,可知该诗创作于宋明帝泰始四年(468)秋江淹前往襄阳入巴陵王刘休若幕府途中经过荆山时,因为当时巴陵郡王刘休若并未前往湘州,仍然在襄阳雍州刺史任上。

试析东汉文献中的“元二”之意

东汉文献中多次出现"元二"一词,而该词后世罕用,究竟作何解释,历代颇多争论。或曰"元二"即"元年二年"之省称,或以为"元二"乃"元元"之笔讹,通过考订分析出现"元二"一词的东汉史书、碑志等文献,结合两汉阴阳术数风气下的历法学,并参照后世对该词的用法,我们可以认为东汉文献中"元二"一词本身在不同的语言环境和历史背景中有不同的用法,或为元年、二年之省称,或为谶纬语境下的习惯用语。

论汉魏六朝五言诗雅俗观的变迁

汉魏六朝是五言诗逐渐由俗调成为文人诗主要形式的时期,伴随着五言诗的文人化的是五言诗雅俗观的变迁,但此时期的文献中文人对诗歌体式雅俗观的论述较少。后人对此问题关注亦不多。本文通过对作家作品及文学史料的分析,发现文人对五言诗的雅俗观的变迁大致经历了初步文人化,正式文人化,变异为新体诗从而逐步消除了五言诗雅俗观的过程。

六朝隋唐五代江南城市的市政和社会管理

六朝隋唐五代江南城市发展迅速,与政府周密的管理措施有着重要的关联。政府对城市的管理措施,可以分成多个方面。如在城市管理上,政府对城市基础设施、城市道路、城市房屋、城市卫生保洁等方面,有很多相关的规定。在城市的治安、救灾管理上,地方官员是城市治安的主要责任人,还经常用军队来稳定局势;发生自然灾害后,政府有专门人员参加救灾,有很多具体的措施救助灾民。政府有专职官员负责市场秩序,管理交易,控制物价,征收市税。政府在城市的公共事务方面都有很多具体的管理措施。政府对江南城市的管理,既有值得肯定的一面,同时也对江南城市的发展有很多抑制作用。

唐五代江南东北部沿海地区的开发——以华亭县的设立为例

华亭是唐代中期苏州东部新设立的一个县。之所以设立于天宝十年,与华亭沿海地区自然环境的变化有重要关系。华亭地区建立起县、乡、里的行政管理体系,修建了县城,人口不断增加,商业、手工业渐渐兴起。华亭地区生活着不少望族,有些是从北方迁来的,他们重科举、重教育,子女的婚姻往往是大族间相互通婚。五代时期,吴越国对华亭地区继续开发,兴修水利、建设圩田,农业快速发展,为北宋以后的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从华亭县的设立,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江南东北部沿海地区的开发经历了一个逐步发展的过程。

解读孙中山对中华传统文化之认同

在孙中山先生庞大而复杂的思想体系中,其对中华传统文化的认同大体可通过三个层面得以展示:一是对于中华民族历史文化的定位;二是对于中国古代政治哲学的首肯;三是对于中华传统道义价值的体认。孙中山对中华传统文化之认同,不仅仅出于对中华民族悠久历史文明热爱的情感,更是回应民族生存危机的策略表达。他将传统的"宗族"组织架构、"忠"之准则、"王道"观念等等,通过切合时局的新内涵的灌注,转换成有助于推动现代国家建设的积极因素。孙中山思考问题时的"西方"与"中国"双重知识谱系的作用,使之有能力去完成将现代化理念楔入中华传统符码的转换。

唐五代时期江南农业生产商品化及其影响

农业生产商品化倾向是唐五代时期江南农业发展的一个显著特点。唐五代时期江南农业生产的较快发展,为商品化和专业化带来了可能。水稻等粮食作物大面积种植,培育出了许多优质品种,有的纯粹是为了商品生产而种植;江南粮食贩运至全国各地,不但远距离的粮食贩运贸易相当兴盛,而且在江南本地市场的销售亦十分繁盛,一些地区的粮食缺口往往是靠市场来补充。江南种植了大量的经济作物,呈现出了规模化的特征。江南养殖业和渔业生产发展较快,与商品化倾向密切相关。随着江南人口的不断增多,各级市场的扩容,对农副产品的需求量增大。农业生产商品化的趋势和农产品商品化程度的不断提高,是唐五代时期江南农业生产发展的必然结果,同时它反过来对江南社会起着重大的影响,促进了江南城市经济的繁荣和地方市场的勃兴,并且为手工业的发展提供了充足的原料,对江南农村的种植结构和贫富分化也产生了影响。

先唐诗歌流传过程中题名变化考论

今所见先唐文集基本为后人所编,后人在整理先唐文集时,因难见其原貌而出现一些讹误,导致先唐文学文本在流传过程中发生种种变化。以先唐诗歌的题名为例,在流传过程中有时会误将注释中的人名地名等说明创作背景的文字并入诗题,导致诗题发生变化;类书对保存先唐诗歌贡献巨大,但类书编者往往对所引诗歌的题目进行增删或新编以契合所属类目,是致使诗题发生变化的另一重要原因。由于传世先唐文献有限,这类误题往往被认为就是先唐诗歌的原题,而误导对相关诗歌乃至其作者的研究。对此种种现象的原因和规律进行分析,或可为进一步研究先唐诗歌的文本变化及探寻先唐别集原貌提供基础。

南朝诗歌中的“萧咨议”考

在南朝送别、赠答诗中常常对赠别对象但题姓氏和官职而不提及其名,这种题名法为唐宋诗歌所继承。往往同一姓氏和官职指代不同人物,所以考证其所指对象是理解相关诗歌的首要条件。就南朝诗歌题而言,以姓氏加官职表述的人名中,"萧咨议"出现得最多,通过逐一考辨,在排除附会之作后,发现南朝诗歌中的"萧咨议"除了前人已指出的萧衍,另有萧景先、萧坦之、萧敷。

唐五代江南城市的园林建设及其特点探析

作为城市建设的一部分,唐五代江南城市修建了大量的园林。州级城市的子城筑起高楼,州衙按园林格局布置,建楼设圃,厅斋堂宇,亭榭楼阁,疏密相间,高低错落有致。苏州、湖州、杭州、金陵等城市,不但园林数量众多,而且建造技艺高超。城市园林的大量建造,使城市布局出现了较大的变化,扩展了城市的生活功能,引发了人们思想观念和文化意识的变化。江南城市大量兴造园林亭阁、开山凿池,是社会风尚的需要,同时和江南地区雄厚的经济实力分不开,是江南经济发展的标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