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地区传统盐业转型为文化创意产业的操作与问题

2002年台湾地区全面关闭盐场,天日晒盐走入历史,传统制盐产业开始朝文化创意产业转型。文章以七股盐场、北门盐场的开发及鲲鯓王平安盐祭活动为例,探讨此转型的操作策略、成效与问题。研究发现将旧有的盐田、工厂与宿舍改造为集游乐、体验及教学于一体的空间,并举办结合盐业文化与民间信仰的节庆活动,能为传统盐业带来生机与活力。另一方面,过度重视观光目的易造成盐田景观的改变,相关活动亦无法如实体现盐工的劳动记忆与信仰情感。此外,对于各盐业景点间相互模仿缺乏创意与特色;观光客局限于固定的空间与时间内,无法向外延伸,使产业效益难以扩大等问题,须从文化、创意、产业三方面加以检讨改进,才能使传统盐业成功转型及永续发展。

高雄美浓以节庆活动推展客家文化的操作与问题

高雄美浓为南台湾知名的客家小镇,拥有丰富的文化资源,近年来也藉由各种节庆活动的举办,吸引大量游客来此感受客家文化之美,并为地方带来经济效益。本文以当地的“迎圣迹·字纸祭”、黄蝶祭、白玉萝卜季等三项节庆活动为对象,分析其操作方式与遭遇的问题,并从中指出成功的节庆活动一定要有官方与民间的配合,兼顾深度与广度、文化与产业,并且要掌握文化的整体性,才能达到宣扬理念、推展文化及振兴经济之目的。

以民间传说开启闽南文化研究的新视野

闽南文化的范围甚广，举凡闽南地区的文学、戏曲、婚姻、家庭组织、社会制度、风俗习惯、宗教信仰等皆是，研究理论与方法也涉及历史学、人类学、社会学、民俗学、宗教学等，是具有地域性却又跨学门的研究议题。个人认为要拓展闽南文化的研究，需要以多元宏观的视野，整合运用各学门的理论与方法。以下即是个人在民间传说研究上的实践。

从地方绅商到文化菁英:光复后台北大龙峒保安宫的领导阶层

台北大龙峒保安宫在1945年光复后,由两位事业有成的实业家林拱辰、吕学辉先后主掌庙务;1992年迄今的廖武治董事长,则是具有艺术背景的文化菁英。本文探讨他们投入庙务的动机、任内重要的贡献,及如何藉此来提升个人地位与影响力。

清代台湾地区埔里地区的开发——兼论其城隍庙之创建

位在台湾地区中心地带的埔里,最初仅有埔番与眉番在此居住,清嘉庆年间发生郭百年事件后,为求自保而招平埔族来此同居共垦,却造成自身的衰微。道光年间,地方官员有意经理开发埔里,但被朝廷以治安疑虑而否决,错失最佳的时机。直至光绪年间才开放番地,新设埔里社厅,创建城隍庙,以此象征国家统治力量的进入。由埔里地区开发的历程,不仅呈现生番、熟番、汉人的族群互动与变迁,亦可看见清朝消极的治台政策、中央与地方的隔阂,及城隍庙对于官方与民间的意义。

从保生大帝及其庙宇传说看民间信仰的正统性

透过保生大帝及其庙宇的传说,探讨民间信仰的正统性。研究发现"正统"的观念影响民间信仰的运作甚深,具体表现在三方面:在政治正统性方面,国家运用赐额、赐号的制度来控制地方、巩固王权,民间亦争取将在地信仰纳入国家祀典,赋予神庙正统的地位;在文化正统性方面,文化菁英积极塑造地方神明"儒家化"的形象,民间也流传神明富有忠孝仁爱精神的神迹传说,成为体现儒家伦理道德的最佳典范;在血缘正统性方面,民间相信神明祖庙的地位最高、灵力最强,因此常有祖宫之争,子庙也透过各种方式来连结祖庙,以提升自身的地位与灵力。

从清代台湾方志看地方官员对民间信仰的态度

本文运用清代台湾方志资料,以保生大帝庙、三山国王庙为案例,探讨地方官员对民间信仰的态度。研究发现官修志书多将民间信仰列于《外志》或《杂记》;而国家祭祀制度中的坛庙,则列入《典秩志》《典礼志》或《祀典志》中,两者有明显的区隔,但仍有伸缩的空间。在实际处理上,官员大多采取宽容态度,尊重地方原有的信仰习惯,只要不危害风俗教化与社会秩序,都不加以干涉。国家是影响地方官员看待民间信仰的上位因素,祖籍与族群意识亦是影响因素之一,这在由内地移民组成的台湾社会尤为明显。

论清代台湾厉坛的祭祀

清代台湾各地方层级皆依制度设立郡、邑厉坛,每年祭祀三次,需迎请城隍神主祭,七月十五日的祭祀因与中元普度相融合,故场面最为盛大,甚至演变成热闹的城隍绕境,形成一种官民共享的活动。祭厉仪式的举行时段与祭品形式皆与其他祀典不同,表现出神、鬼的区隔观念。此一祭祀虽是例行公事,但仍有官员会因应地方实际需要,以此来抚慰孤魂、安定民心及倡导观念,发挥宗教与地方治理的作用。

闽台青山王信仰的发展与变迁——以台北艋舺青山宫为中心的分析

青山王乃惠安地区最具代表性的神祇,其为五代闽国的将领张捆,生前因守护惠安有功,死后又展现有益地方的神迹,故为当地居民所信奉。清代中叶,青山王信仰随惠安移民传入台湾,在神明的来历、职能与形象上有所变迁,如台湾信众着重于民间灵验传说,而忽略史料的正统记载。又如艋舺青山宫的陪祀神明与暗访绕境活动,皆与城隍信仰相近;而驱逐瘟疫及放王船仪式,也具有王爷信仰的特质,这些都可看出台湾青山王信仰的在地特色。

台湾池王爷的来历及其信仰的演变

王爷是台湾民间信仰的重要神明,大多会冠以姓氏,其中以池王爷最多。清代文献记载池王爷乃来人间行瘟的"天行使者",又是王醮所欲驱逐的对象,显示其最初被视为"解瘟之神"。后来为增加正统性与神圣性,乃为其披上"代天巡狩"的外衣,甚至与历史名人相附会;而其职能也不再局限于解瘟,且能与他姓王爷相结合,组成三府或五府王爷,相互分工来护佑地方。

论清代嘉义县城隍庙的经费、赐封及有关善堂

创建于清初的嘉义县城隍庙,兴建经费来自官员捐俸,后来的修建则依赖士绅的捐助;营运经费由官员自行筹措,而有利用职权巧取番地供作香灯之举。清末发生民变时,该庙因有安定民心、守护城池的显灵事迹,经地方士绅积极争取,加上官员与政策的支持,而获皇帝赐予封号;又因有降雨解旱的神迹,而获御赐匾额。该庙左侧有两间善堂,一是住持所募建的英灵堂,在解决外江人士的后事问题;二是本地绅商所捐建的育婴堂,在照顾贫民无力抚养的女婴。这些都清楚呈现城隍神的形象、职能、作用及其祭祀制度在地方的运作,也提供观察清代台湾社会的视角。

新加坡建国后韮菜芭城隍庙的转型与发展

“国家在场”是一种研究国家与社会的视角,观察国家力量与象征符号在社会中的存在、出现与影响。以新加坡建国后的韮菜芭城隍庙为例,探讨现代国家对于民间信仰的作用,指出该庙因应政府法令而自我转型,又因经营能力而受政府的倚重,故能入主道教总会,跻身于宗教领袖之列,并协助推动各项政策,成功扮演“代理人”角色,实为“国家在场”之最佳体现。

安溪城隍信仰的历史发展与在台传播

创建于南唐的安溪城隍庙,明清时期因颇为灵验,不仅深受地方官员重视,也是民间信仰的对象,发展出不合礼制的称号、神像、迎城隍活动及各种神异传说,但也因此声名远播,而将香火传播至泉州五邑、台湾及东南亚华人地区,其中以新加坡韮菜芭最为知名。台湾则有两百多个分炉,主要以中寮安溪城隍庙为传播中心,仍沿袭安溪祖庙的五尊城隍形式及圣诞日,但供奉者多为私坛。从此一信仰的发展历程,可见其民间化与地方化的现象。

高雄红毛港的血缘聚落与宫庙信仰——以李姓宗族及济天宫为中心的考察

台湾汉人聚落发展过程中存在着以宗族关系为主的血缘聚落。高度血缘性会影响聚落内及聚落间因信仰产生的地缘组织。高雄红毛港是典型的血缘聚落,其内部表现出血缘组织影响宫庙信仰及地缘组织的现象。通过对红毛港宫庙与家谱资料的分析,及实地调查访谈,以血缘性最为浓厚的李姓宗族和济天宫为观察重点,探讨红毛港的血缘聚落与宫庙信仰,进而发掘当地民间信仰的特色。

国之大事:清代左营旧城内的官祀空间

清代凤山县旧城(今称'左营旧城')内有天后宫、关帝庙、八蜡祠、节孝祠、潮军义勇祠,以及社稷坛、云雨风雷山川坛、先农坛、厉坛等官方祭祀空间。这些官祀空间皆位于城内东北方的龟山一带,这与此地的繁荣、风水及北门外的市街、祠庙有关。其大多应国家的祭祀制度而设,但也有民间所建,官方将其'收编'为官庙。地方官员并不见得会积极兴建官祀空间,而是取决于其人格特质、治事态度与出身背景。地方士绅给予官祀空间不少的支持,尤其是原本流行于民间的信仰者,更能因此获得延续或转化,显示官方祭祀与民间信仰的相互交融。

论清代台湾的迎春仪

迎春仪是古代官方在立春举行的重要仪式,也是民间热烈参与的岁时活动。清代台湾各地方官府都会依制度迎春,立春前一日先在东郊祭祀芒神,再于鼓乐与仪仗前导下,将芒神与土牛迎入城内官署,沿途许多民众争相观看。立春当日由官员持鞭击打牛三次,民众会争抢牛身上的土块,当作吉祥物。官员重视该仪式的古制与原始意义,民间则将其当成开春的习俗及娱乐,虽然双方的认知有异,但也相互交融,成为一种官民共享的活动。

从民间游戏到民间艺阵——台湾传统表演艺术“车鼓”的起源与演变

流行于台湾地区民间的“车鼓”,是一种载歌载舞、轻松逗趣的传统表演艺术,它源于闽南的民间游戏,其中歌唱部分来自男女对唱的“褒歌”,舞蹈部分则模拟先民的生产活动,借此自娱娱人,也展现地方的生活智慧。后来“车鼓”演变为民间艺阵,每逢地方庙宇有重大庆典,居民即会自发性地组织、练习及演出,演员的装扮、阵容及演出方式也都更加讲究。近年来,开始出现活泼创新的营利性车鼓阵,也有以运动休闲为主的娱乐性车鼓阵,开启“车鼓”向文化产业与民间体育发展的契机。

论清代澎湖城隍庙的兴修、管理与赐封

清代澎湖设厅后,即在厅治文澳兴建城隍庙,后来又在全澎军事与经济中心的妈宫改建新庙,形成一厅两庙的特殊现象。妈宫、城隍庙的兴修多由通判主持,但随着士绅阶层的形成,也在修建与管理上扮演重要角色。清末法军入侵澎湖,城隍神显灵庇佑百姓,在官绅合作呈报下,获赐"灵应"封号与"功存捍卫"匾,为全台两间获皇帝赐封的城隍庙之一。从澎湖城隍庙的兴修、管理与赐封,可看见与内地的异同之处,提供更多观察城隍信仰的视角与思考。